在當時的歷史走向中，魯迅所處的那個潮流屬於時代主脈，它已經成了“勢”。徐志摩卻被撇在歷史之外。他的聲音當時無人理會，及今依然為時人所不屑。
魯迅的確鄙視徐志摩：“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各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了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魯迅當然厲害，徐志摩只有觳觫。且看他給周作人的信：“令兄魯迅先生脾氣不易捉摸……，他似乎嘲弄我幾回我並不曾還口，但他對我還像是有什麼過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極了。”兩人的性情及為人，不妨就此一斑。
和魯迅一樣，我也不喜歡徐志摩的詩，喜歡的卻是魯迅的小說。但如果不談文學談思想，尤其這思想表現在那個年代的時論上，魯迅不妨深刻，但這深刻更多是文學的深刻，深刻在對歷史黑暗那種化解不開的感覺上，也深刻在對人性幽暗體驗的描寫上。但我們可以離開文學，回到社會，看看魯迅對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的把握和判斷。
上個世紀一百年，蘇俄對中國的影響至深且遠，它決定了一個民族的走向。從孫中山的“以俄為師”，到年輕的第一代共產黨人“走俄國人的路”，一個世紀的歷史主流流貫至今。從20年代後期開始，魯迅便是這一潮流的思想推手。他以他的思想和文筆吸附了眾多年輕人，在歷史合力的作用下，終於造就了後來我們都見到了的那個時代。魯迅以思想家名世，但他對蘇俄及其制度的態度人所共曉，既介紹、又辯護、復揄揚、更倡導，可謂傾情。思想家應有的質疑與批判，一旦喪失，也就容易被歷史的風沙迷住眼。
我並沒有把徐志摩說得好像能預見未來，但在那個時代的危急存亡之際，他確實感到了內在的危機。詩人徐志摩接辦《晨報》副刊不久，即發動一場有關蘇俄問題的討論：“說狹一點，是中俄邦交問題；說大一點，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這是詩人1920年代對國運的預感，昔范仲淹雲“憂於未形，恐於未熾”，其詩人之謂乎。那段時間，詩人不詩，出手了一系列政治評論。我不禁低自感慨：詩人多情復薄情，終為情感的風塵蔽住了眼；但面對時代，他卻能超越思想家，作出更能經得起後人反芻的發言。何耶？
歷史多脈，正如同長江九派。但在當時的歷史走向中，魯迅所處的那個潮流屬於時代主脈，它已經成了“勢”。所謂勢，說到底，是“群”的選擇，是“造”的結果。結果，歷史逶迤到如今，徐志摩卻被撇在歷史之外。志摩註定不主流，他的聲音當時無人理會，及今依然為時人所不屑。以上跟帖對徐的評價，庶幾以魯迅是非為是非。看來，我們今天打量歷史和歷史人物，眼光依舊來自走過來的那段病史，且一成未變。
這，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沉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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