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考那一頁勾勒命運的拐點
王恩哥
1957年生於遼寧省瀋陽市。1977年參加高考，1978年秋進入遼寧大學物理系學習，1990年獲北京大學物理系博士學位。現任北京大學物理學院講席教授、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大學卡維裡（Kavli）理論科學研究所榮譽所長。2017年當選為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聯盟（IUPAP）執行副主席，2018年當選為美國物理學會（APS）國際董事。曾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主要從事凝聚態物理研究，在輕元素材料的全量子化效應，包括納米新材料探索及其物性、原子尺度上的表面生長動力學以及受限條件下水的複雜形態等方面，作出了有重要影響的貢獻。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其中《科學》《自然》及子刊和PRL上50餘篇，中英文學術著作各1部。曾獲第三世界科學院物理獎，德國洪堡研究獎，世界華人物理學會“亞洲成就獎”，陳嘉庚數理科學獎，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國際先進材料終身成就獎等。2007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相關閱讀：我的高考遲到了11年丨院士憶高考
200人投票決定我能不能上大學丨院士憶高考
學校400多人我是唯一被本科院校錄取的丨院士憶高考
沒有高考，這1.5公里就是遙不可及的距離丨院士憶高考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王恩哥院士的心裡，真正能夠改變個人命運的，還是40年前鄧小平同志決定恢復高考這一舉措。
回憶這段往事，王恩哥心潮起伏，談起了當年上山下鄉的日子和後來的大學時代。
一落千丈，學習中找樂
王恩哥出生在一個高知家庭，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大學教授。
解放初期，父親隻身一人從上海來到東北，投身到國家棉紡工業基地建設中。拿當地人的話說，當時遼寧的幾個大紡織廠都有他父親的參與和貢獻。
因此，父母在當地頗得大家敬重，家庭的光環也照耀著王恩哥的童年。
“文革”的到來使一切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使得王恩哥的家庭處境一落千丈。父親成了當地頭號“走資派”，是被批鬥的主要對象之一。
“那時當地好像除了‘打倒劉鄧’，再就是批鬥我父親了。”王恩哥回憶道。
運動開始沒多久，父親就被迫害致死，那年王恩哥剛9歲。
王恩哥的小學、中學都是在“文革”中度過。
這個階段，沒人提倡讀書學習，因為大家似乎都認為知識多了是壞事。由於家庭出身不好，當時許多時髦的運動王恩哥是不能參加的，這也正好培養了他耐得住寂寞的性格。
每當同學們興高采烈地參加大革命活動時，他就獨自在家裡偷偷翻看父母藏起來的圖書。
他第一次在《十萬個為什麼》裡發現世界如此之大、如此奇妙，還有很多問題沒有答案。王恩哥也很喜歡謎語，並開始試圖編寫一些謎語。
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他對學習產生了興趣。“我覺得自己在學習方面有一些自學的天分，很少依靠父母的幫助。從小學開始，各門功課的成績幾乎都名列前茅。”
王恩哥特別回憶起“文革”中的一段回潮經歷。“那大概是1971年、1972年前後，中學裡突然傳出要開始升學考試了。當時我的中學數學老師張衡課講得非常好。除了給我們上課外，張老師每週還要給區裡的教師培訓班上課。為了營造一個生動的教學環境，他每次都要帶幾個學生做現場教學演習，每次張老師都會選我一同去。”
國際會議報告
王恩哥對物理的興趣也是在中學時代萌發的。他的中學物理老師是一位有趣、富有想象力的年輕人。
有一次，他在課堂上啟發學生，“萬物都是有生有滅的，試想有一天太陽的光也會慢慢減弱，甚至太陽開始衰老死亡，地球再也沒有光的照耀，該怎麼辦？”
課堂上不少同學表示“不可能”，也有同學說可以找燈泡或其他發光的東西來代替。老師說他也有一個辦法，就是在地球的南極或北極裝上動力非常大的推進器，推著地球在太空中尋找另外一個太陽，讓地球圍著新的“太陽”轉。
在同學的追問下，王恩哥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尋找新的太陽這件事，我願意來試試”。
大膽無忌，是一個少年最初與物理的結緣。
一刻不停，秋收中備考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王恩哥最初是從母親那知道的。“一天，母親專門寫信告訴我，可能要恢復考大學了。母親在大學任教，得知消息要早一些。”
當時，王恩哥還年少，心中對自己的未來規劃只是工農兵，並不知道外面還有更廣闊的天地，也沒有意識到高考的重要性，但內心的直覺告訴他——“我要參加高考！”
確切得到恢復高考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得知12月初遼寧舉行高考。
這時離高考只有兩個月時間，其時又恰逢秋收。身為遼中縣烏伯牛公社達子營大隊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點點長的王恩哥，需要帶頭參加秋收，生產隊是不可能批准正在用人時的青年壯勞力回城複習的。
儘管當時也有不少知青偷偷跑回瀋陽參加高考補習班，但王恩哥只能白天參加農活，晚上自學複習。“一些老鄉問我，‘人家有老師輔導，你自己複習行嗎？’我也沒有把握，心裡著急也沒用。”
秋收結束後，王恩哥才匆匆趕回瀋陽，參加了他母親學校組織的輔導班。
母親看他白天晚上一刻不停地補習，有些心疼地勸他：“今年不急，好好複習明年再參加高考吧。”
王恩哥問母親：“估計有多少人能考上？”“聽說是百裡挑一。”
他算了算青年點的人數，回答說：“媽媽，我應該沒問題。”
上課
王恩哥的這種自信源於兩點：一是高考消息出來後，並非所有知青都在準備考試，有相當一部分人還處於觀望狀態；二是“文革”中沒人學習，而王恩哥喜歡讀書，底子還算好。
考前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考生需回當地考點參加考試，所以王恩哥和其他參考的知青都提前一週回到了農村青年點。為了方便考生休息備考，青年點安排考生們住在一起。
然而，當考生們幹完活看完書晚上休息時，隔壁卻是歌聲嘹亮、鬧聲一片，本以為這事很難解決，沒想到溝通後隔壁知青都表示理解。王恩哥至今依然感謝這份支持。
高考的日子轉瞬即至。考試那兩天，王恩哥和同伴們早上6點鐘從青年點出發，步行8里路到公社考場參加考試。
12月份的東北，考試來回的路上，天都是黑的。
“那段路好像很長很長，特別是考完回來時。”王恩哥回憶道，“不過，大家都是邊走邊唱，相互鼓勁。”
東北的冬天非常寒冷，身上帶的鋼筆水很容易結冰，到考場上得焐化了才能寫。王恩哥當時的座位離爐子近，烤化的速度比較快。
這讓王恩哥深感慶幸，心想自己一定能考上。
上午考完，下午還有考試，中午來不及回青年點，“我們就在供銷社的窗下，面朝陽光站成一排，一邊沐浴著陽光取暖，一邊討論答案。我發現自己的答案總是被大多數人認可，心裡感覺特別踏實”。
年少坎坷的經歷，使得王恩哥更容易知足，所以高考過程中的這些“小確幸”，至今想起來都讓他覺得欣喜。
“從內心來講，我並不埋怨那個時代，但我不願意現在的年輕人再去刻意經歷那樣的時代。”當如今有人提出再“上山下鄉”的建議時，王恩哥表示很不理解，“‘文革’強調的是知識有害，人人覺得讀書沒用，這與今天社會的背景和主流是非常不同的。物盡其用，人盡其才，是我樂見的，為了吃苦而吃苦，沒什麼必要。”
一波三折，奔走中獲勝
高考成績終於放榜了。
榜單上考生的成績並不排名，高分低分混在一起，是用毛筆寫成的大字報，張貼在縣城教育局的牆上。
因生產隊離縣城較遠，王恩哥自己並沒有去看。小隊會計是他的朋友，進城辦事專門幫他去看榜，回來告知沒有考上。
後來發現弄錯了，原來王恩哥的名字被寫成了“王思哥”，好在考號是對的。
王恩哥的考試成績非常不錯。
當時他報了四個學校，第一志願是哈爾濱建築工程學院（現已併入哈爾濱工業大學）。他的理想是成為一名建築工程師，為社會做些看得到的實事。按成績來講，第一志願應該沒問題。
不料，最終等來的卻是一所師範院校的錄取通知書。
回答問題
“那年一些地方高考錄取時需要政審，因我父親還未平反，所以我沒有通過政審這一關。當時大學錄取對我們這樣家庭的人是有限制的。”經過一番考慮後，王恩哥決定去這所師範院校上學，將來成為一名教師，如母親一樣教書育人。
但這時，一向言語不多的母親卻提出了反對意見：“如果你父親的問題不解決，以後會伴隨孩子們一輩子。這次高考受影響只是開始，將來工作還會受影響。你已經成年，應該承擔起為父親平反的責任。師範院校現在不要去了。”
王恩哥深知母親的心情，她很難平靜面對過去的那段時光。作為家裡的長子，他有責任擔負起母親的囑託，為父親平反。
於是，從接下來幾個月一直到1978年5月高考前夕，王恩哥一直為父親平反的事奔波於省市各個部門。
最終，父親得到了平反，當地政府還要賠償家裡2000元撫卹金。
母親說，那筆錢我們不能要，人都沒了，要的錢也花不出去。
看到半年來一路奔走，還沒有準備好1978年高考的王恩哥，母親向當地政府提出了唯一的要求——讓兒子用1977年的高考成績入學。當地政府經過商議，同意了。
不過，省政府只能管轄省內的大學，王恩哥也只能在遼寧省找合適的大學。母親問省屬哪所大學最好，回答是遼寧大學。
就這樣，王恩哥進了遼寧大學。
與學生
遼寧大學是一所綜合性大學，當時沒有工科系可以選擇。比較了一下，王恩哥覺得物理更實用一些，於是便毅然報了物理系。
同年10月，他比1978級的同學晚一個月進入遼寧大學。
當時遼寧大學物理系的專業很時髦，有激光物理、無線電物理、半導體物理和理論物理，前三個吸引人的專業都招滿了，王恩哥入學時只有理論物理專業還可以招人，於是就去了理論物理專業。
至今，王恩哥都很感謝和敬佩母親當年的決斷。沒有母親的堅持，也就沒有他今後人生道路上的故事。
一路執著，約束中前行
王恩哥的求學歲月跟現在的學生比，算比較長的，本碩博讀下來用了差不多12年時間，中間還有兩年去美國交換學習。
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段時間看似漫長，但在王恩哥看來，其實根本不夠用，必須勤奮好學，才能補齊之前知識結構方面的“欠賬”。
王恩哥在物理所時，有人說他的工作時間是“711”：早7點進實驗室，晚11點離開，節假日也不例外。其實王恩哥從學生時代就是如此。
回憶起大學時光，王恩哥滿懷感觸：“當年報紙上對年輕人樹立的立志榜樣是陳景潤、楊樂、張廣厚這樣的科學家，與今天媒體上傳播的偶像人物完全不同。想一想，那個時代的很多精神，在今天看來依然寶貴。”
工作討論
在當時的學習氛圍下，學校裡每個人都很拼，都想把失去的時光搶回來。
王恩哥也是如此，很長一段時間裡，他乾脆一個人住在物理實驗樓的一間辦公室裡。“除了我們好學外，當時遼大物理系還聚集了一批優秀老師，如陳水、宮學惠、於善軍、千文甲、李玉成、黃和鸞、辛宗政、馬德祿、冷冰、李中育等教授。這些教授或是海外歸僑，有多年的留學背景；或是畢業於名校、師從名家。他們中一些人當初是為了解決夫妻兩地分居，而另一些人是政治原因來到遼寧大學。不管他們因為什麼來到了遼寧大學，但作為學生，我們是幸運的。當年他們風華正茂，眼界開闊，對物理學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獨到的見解，上課十分投入，深入淺出，把物理原理講得非常清楚。即使今天的中國頂尖學府，也很難見到這樣的豪華師資隊伍。可以說，我對物理學的初步認識源於那段歲月，這也給我打下了後來從事物理研究的根基。”
多年來，王恩哥一直堅持著這樣的信念：“要做一個對自己有約束的人，一個對自己有更高要求的人。”
在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他每年都會對學生提一個簡單的要求，從身邊小事做起——2013年，他提出每個學生主動參與一次校園清掃，從撿身邊的垃圾開始做起；2014年，他提出學生要管理好自己的自行車，出行懂禮貌，停放擺整齊；2015年，他希望提醒同學們適度使用手機……
王恩哥（左一）向諾貝爾獎得主介紹情況
王恩哥還把自己多年從事物理研究的體會寫成一篇題為《一種做物理的品味》的短文（該文後被收錄在北京大學本科新生入學手冊中）。
在這篇文章中，他寫道：
“幾十年一路走來，我時常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物理研究的心得，不斷提高自己的研究品味。久而久之，對研究成果的定位形成了一些基本準則，大致可以歸納為三條：
“第一，通過研究對一個問題給出對與錯的回答。有時即使不能獲得肯定的答案，但得出的結論至少是自洽的（自相一致的），併力爭盡善盡美；
“第二，尋求開拓一項意義重大的研究。即使得出的結果可能停留在初步階段，短時間內不能做到完美，但可以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興趣；
“第三，通過一項研究證實已經存在的某一理論或實驗，或是這項成果被新的理論或實驗進一步證實。
“以上三條中，如果能滿足其一，我認為是一項可以發表成果的工作；如果能滿足其中的兩條，可以認為是一項很好的研究，可能發表一篇質量很高的論文；如果能同時滿足這三條，那將是一個物理學家一生之中可遇而不可求的重要成就，或許成為物理學研究中的一項傳世之作。”
王恩哥（右一）獲德國洪堡研究獎時與洪堡學會主席合影
回顧自己的一生，王恩哥感慨年輕時的選擇和堅持，更多是一種心中執念和本能的交融。而今看來更值得回味。
耳順之年，功過任人評說，都能聽得。
“都覺得我平靜如水，其實我內心依然活潑。”王恩哥微笑而語。
關注我們
微信號：sciencenet-cas(←長按複製) 或長按下方二維碼
閱讀更多 科學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