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叫郑脱贫(二)

这孩子叫郑脱贫(二)

这不是梦想,这是明天的现实

红花村离土坪镇街上有五公里多的山路,虽然硬化了的,但是弯子又多,又急,又陡。从土坪镇街上,与红花村,中间隔了一座大山。土坪镇政府在山的那面,红花村在山的这面。

中午,太阳当顶。几个村民在蝉鸣声中窝在屋里打牌乘凉。有人自嘲玩笑说,要是把这山挖空,打一个隧道,几步路就到土坪街上去了。

这是一个梦想,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大家一边玩着纸牌,一边哈哈大笑起来。

我突然想起一个朋友,叫叶东,老家是格林镇朝阳村怀花池的,那里一到冬天,除了北风和冰雪,没有别的东西。“一到冬三个月,顿顿吃肉。”好朋友陈刚开玩笑说,“只有吃肉啊,得根白菜,都是凝打死了的。”

叶东在格林读初中时,生着满屁股的疳疮。他租了一间小屋子,外面半间是渣牛皮的池子,里面半间容膝的屋子,没有窗户,没有灯光,没有空气。叶东铺了一间床,一进屋,气都喘不出来。叶东在里面,补习了两年。六月间,脱光了身子,光着屁股,一边挠满屁股的疳疮,一边学习。冬天,回到怀花池,没有办法,全家冷得发抖。天气冷,满屁股的疳疮,倒是好受一些了。好不容易考上了师范,毕业后,自己到上面提要求,要回到朝阳小学教书。“我还有两个兄弟,没有书读,我得带着他们,认几个字,如果读书行,命好,说不定,就出来了。”生活在别处都行,千万不要再生活在怀花池那个地方。那个生他养他的地方,并没能带给他过多的幸福感,留下的都是苦痛的记忆。他的父亲叶其林,当兵脑袋受过伤,回来,生了一大帮孩子。叶其林唯一的拼劲,就是让这些孩子走出去,“到矮处去生活,别在高山。”矮处有句话:“有女不嫁高山山,冬三个月把门关,吃的是碗面面饭,肚皮烤起火斑斑。”当年教师工资低。叶东有一次发感慨:要是哪时候,我有一千块一个月,我要做这样,我要做那样。现在,他一个月七八千块钱了,倒是没见他做哪样。所以,如果二十年前,叫你做一个梦:有朝一日,在正安县城,有一间房子,两层楼,带楼顶花园的。开着一辆三十万的轿车。哈哈哈,大家笑了起来。想起叶毅,也是师范毕业后,在俭坪教书。他看到有人骑着一辆摩托车,就叹息,要是哪一天,我也有一辆摩托车,即使是南方125,也就足了这一辈子。谁曾想到,一二十年的光景,生活变得这个样子了,比当年做的梦,还要遥远。

我们跑得比梦想还要快。我们跑出了梦想的边界。

记得有一次,与何济阳聊天,说,叫你现在做一个梦,哪一天,你说,我们去重庆吃龙虾吧,开你的飞机?还是开我的飞机?

这不是梦想,这是明天的现实。

当年,宋霖在正安当县长,给正安修房子的开发商们说,你们修个地下车库吧。开发商有的嗯一声,鼻子呼出一团白气,说,正安有几个车子啊,还修地下车库?

如今,正安停车成了老大难。这离当年宋霖的建议,才过了几年啊。当年到个贵阳,像到个天边。宋霖说,哪一天,正安到贵阳,能一天赶到吃晚饭,就好了。如今,正安到贵阳,三个小时。有人说,家里请人吃饭,差菜,干脆到贵阳去买。其实,重庆更短,只要两个小时。约起到重庆宵个夜,你以为是昨天的笑话?当然。但这确确实实是今天的现实。

梦想,梦想,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其实,就是13亿中国人的梦,就是我们自己的梦。

红花村的百姓,梦想着从土坪街上打一条隧道过红花来,是梦想吗?会实现吗?

大家哈哈大笑。

化豆子填天坑,和尚岩的影子

土坪街后面,有一座大山,人们叫“购子门”,它将红花与土坪相隔开来。从土坪一直上坡,弯弯拐拐上到山顶,两边悬崖,中间一个夹缝,真像门一样,石门。过这个门一样的垭口,再七弯八拐下到底,就到了红花村。

“购子门”,这个名字一定有来历,只是我目前还没有弄得清楚。风吹得松树都长不直,套用齐秦的一句歌词:“垭口,这是风的故乡。”

旁边有一个小地名,“豆子孔”。下面是一个天坑。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和尚,每天到处化豆子,想把这天坑填满。但是这和尚终其一生,都没能把这天坑填得起来。光阴飞逝,和尚老了,有一天,天上打雷,一个炸雷把这个和尚打到对面的岩壁壁上巴起。至今那个岩壁上,隐隐约约还看得出一个光头和尚的影子。于是当地人就叫那匹岩,和尚岩。和尚岩的下面,天坑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石孔。石孔里有时会流出清水,有人说,那是老和尚的眼泪。也听说,有人曾经看到过,石孔里流出来的,不是一滴一滴的水,而是一颗一颗的豆子。

这,可能就是“豆子孔”这个地名的来历。

如今,和尚岩下面的天坑,已经修通了产业路,人们在天坑底部,做起了庄稼,种上了药材。这个天坑,现在终于算是被填满了。

岩壁上那个光头和尚的影子,似乎在笑。

红花村还有一个小地名,穿洞尖,是以前的民般标识。

磨石坝在哪里呢?我哪天得去走走。

还有一个庙台垭,以前有庙,不知哪时毁了,至今仍有人去烧香。

红花村的东面是芙蓉江,这是幼年的芙蓉江,和我们在正安看到的芙蓉江,两个样子。芙蓉江在红花的时候,要调皮得多。

土坪,在红花的西边。

以前,红花到土坪,没有通公路。从土坪来,到土坪去,村民们肩挑背扛,手脚并用,爬上坡来,在石门垭口歇肩。扭头,可以看到脚下的土坪街上。再扭头,另一只脚下,就是自己的家,红花。歇干了汗水,叹一口气,屁股和双手并用,下坡去。

有人背一背豆子,下坡时,一摔跤,一背豆子就比人还要先到达坡底。坡上的人,只有呆呆坐在泥沙路上,望着满坡的豆子抹眼泪。

2002年,新世纪。郑德义在红花当村支书。他经常做一个梦:有一条宽宽的公路,从红花爬上购子门,又弯下土坪场。

后来,他才知道,几乎所有的红花人,都做过这样的梦。

有老人说,一做这样的梦,醒来了,都赶紧闭起眼睛,想再梦见一回。一做这个梦,醒了都还清口水滴哒的。

就是一万年,也要修通这条路

郑德义生于1952年,是红花村合心组的人,他家在一个山窝窝里面,人站在外面,看不到里面,几十户人家,就藏在四面都是山的一个小平坝里,真像一个窝儿。

祖先选这个地儿落业,可能是主要考虑的安全。守住外面的那个小山垭口,土匪都难进去,万一进去了,后面还两边都是山,有山林,可以退。

“合心”这个地名儿,也肯定是后来取的。

郑德义小时候,五姊妹,他是老幺,有三个哥一个姐。读小学时,正遇到文革。他1976年参加工作,在红花当民选的大队支书。1979年后转到土坪仓库当粮管员,也只是个临时工,因为当时征购任务完成得好,时值红花当时又差一个支书,他就又回红花村来当代理支书。三年后,又到烟叶站当烤烟辅导员,在新乐管理区,还挂着红花的支书。

1998年,郑德义决定带领村民,修土坪到红花的公路。

那是1998年农历的十月间,庄稼收完了,农村人准备入冬过年了。郑德义叫大家,早点“点小春”。那年,全村人提前把小春点了,在九月间就点完麦子油菜。十月初一,上山修路。

当时没有通村公路的说法,政府没有钱,全靠自己。当时红花有2500人的样子,组织起来,家家户户凑钱,原则上每人凑100元。那时群众穷。群众没有钱。当时李广勤在土坪区当书记,对郑德义说,你胆子够大的,我们都不敢想,都不敢修,都不敢干。你动工了,没有钱,找不来钱,怎么办?郑德义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动工,先开干,架起势再说。走万里路都要先起身,光站在原地想七想八,等这样准备好了那样准备好了,黄花菜都凉了。

郑德义一边动工,一边想方设法找到土坪信用社的主任胡元佩。胡元佩来到工地上,一看,几百人,男工妇女的,热火朝天,不是搞耍的,是在干实事。于是表示支持。可以贷款。但是没有抵押之类的,怎么办?郑德义给信用社承诺,红花每人凑100元修路。胡元佩担心:老百姓哪里来钱?郑德义拍着胸膛:

红花穷,但不懒,有干菌的卖干菌,有鸡蛋的卖鸡蛋,什么都没有的,过年的猪卖半边,留个猪脑壳过年,也要凑钱修路。

这样,土坪信用社才贷给了他五万元,是以郑德义私人的名义贷的。

郑德义后来说,其实,当时他心里也没有底儿,当时叫每人凑100元,估计是凑不起来的。当时红花穷,有些吃饭都是问题,哪里来的钱?但当时主要是吼口号,把脸撑起,主要是要把那股劲儿鼓起。书上不是说,有个老头想把山都挖得开,我就不信红花修条路,就修不成。

郑德义说,说真的,当时我也有些害怕,万一群众的钱真凑不起来,你不可能去牵人家耕田的牛啊。信用社的贷款拿哪样还?

郑德义说,但是,我也不害怕,万一哪天真的还不起了,我也不怕,这钱我反正没有揣腰包,是修了路的,有条路在那里摆起的。政府信用社要追贷款,我反正估计,我不会坐牢的。

话是这么说,想是这么想,郑德义还是被那五万块钱贷款压得睡不着瞌睡。他与队长们一起收过几次,但红花人,确实拿不出100元钱。只天亮了就上工地,天黑了才回家。

“我流两百块钱的汗水,行不?”村民低着头,这样回复他们。不是村民不出钱,是实在没有钱。

是得想法子了。郑德义把队长们召集起来,工程细化,责任到人。每个生产队,各人修各人的一段。村民负责流汗,郑德义负责跑外围,到处找钱。

“像豆子孔那个化豆子的和尚一样。”

“有时,更是像叫花子一样的,求爹爹告奶奶的到处要。”

跑个几天,郑德义又要赶回红花来,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安排一下工作,看一下质量,查一下进度,主要是安全的问题。

当时,郑德义打听到,遵义市里的以工代赈科,科长是湄潭人。郑德义想,湄潭挨到正安的谢坝,算是半边老乡。而谢坝郑继学书记与自己熟悉。郑德义就去找到郑继学。七弯八拐,找亲戚托朋友,郑德义竟然打通了计划局和交通局等部门的关系。

郑德义给他们说,现在路已经修到半途了,已经停不下来了,没有回头箭,只好朝前走。

上面也问到群众凑钱的事。

我当时有些火了,口皮起泡。郑德义说,当时群众凑钱,实际上凑不起来,当时一头肥猪,都才几十块钱,100块钱,差不多要两头肥猪。红花这个地方,如果修不通路,永远穷,永远翻不了身。红花到磨坝,隔着芙蓉江,到土坪要翻山过岭,到绥阳的温泉也要十多公里。这么些年,只有红花的闺女嫁到温泉的,没有温泉的姑娘嫁进红花的。名字到是好听,红花。没有路,你再红,人家想摘你,都没有路,你只有各人在山沟沟里各人开各人落,屁作用不起。

郑德义说,当时红花这地方,单身汉起堆堆,娶不到媳妇儿,老的些死了都闭不起眼睛。媒人一听,红花的,转身就走了。媳妇儿都谈不到。

“我当时就想,不修通这条路,我这个支书就不当了,没有脸面了嘛。”

“别的什么工作都先放在一边,全部人和劳力都压在公路上。”

“我把地段划清楚到组,每个组又分几个组,责任细化,各人经营各人的段。共十个组,每个组分三个班,共三十个班。一个班10多个人。有劳力的出劳力,没有劳力的煮饭择菜,反正全村动员,人人出力。几百人,每天,几百人挖。有人调皮,老子硬起的,你不上公路,老子耳巴子上身,先打了再说。”

“男工妇女的,一天五六百人,蚂蚁一样,土坪街上的人都跑上山来看,老人小孩,都来看。一天放两轮炮,全是石头。”

“当时,计划生育工作是重中之重,我当时在村里,决定,计划生育工作也不要搞了,把全部力气,用在修路上来。我与区里,与公社,顶起的。你叫我干别的工作,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要干,你们干。硬要我干,除非你把我这支书下了算了。”

“钢钎和风钻机,坏得快,我们后来租人家的风钻机,6块钱一米,量了再给钱。后来租风钻机打。路要6米宽。我不想修一条车子都错不开的路。”

镇里也大力支持,给了十件炸药。

郑德义经常想起:豆子孔那个和尚,想化豆子来填平天坑,但最终被雷劈在了岩壁上。

如果那和尚化豆子来填平了天坑呢?

就这样,修了一年。

“我请遵义电视台的熟人郑德山录了修路的电视,去放了,大家高兴。”

“反正,修一截得一截,今天修一截,明天修一截,我年年修,就是一万年,也要修通这条路。”

“我是老实人,八公里就写八公里。”

“遵义的黄科长来土坪,看到这个场面,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当场就感动了,抖着手,一下子就给我拨了11万元。”

“从县里到镇里再到村里。就这11万,上面一分钱没有匹配,一分钱没有拿。”

郑德义找得到关系,脑子灵活,找得来钱,找得准人。有人说。

“我拿这钱去把信用社的贷款还了。”

1999年,路该通的,但是,那年,下大雪,凝冻,大雪封山半个月。

雪化后,凝除了,再准备动工,才发现,回家后收不拢人心了,人心散了,人些有些走了,又怕误庄稼。

“每年从十月初一,到腊月二十八,人们才收工,回家准备年夜饭,除了给祖坟烧香,其余的时间,搞生产。”

腊月二十八过年,还早得很。这个说法,是不是从红花传出去的呢?

郑德义1974年结婚,女方是本村的人,黄明仙,大郑德义一岁。黄明仙给郑德义生了四个儿子。

“我下决心修路,妻子管不了我,我横下一条心,庄稼不荒,业余时间,我找人帮忙做庄稼,反正我得把这一大家人拖起走。如果实在修不通,实在没有办法,那五万块钱贷款,还不起,就还不起,我拿哪样还?但是我不会去坐牢,我把账做得好好的,每一分钱我都喊得答应,我是为群众办实事的,没有办得成,只是我能力不行,我不当这个支书就是了。”

“有一天,我在黄家开会,下午,放炮。点炮后,没有人拦路,也没有人看到我过去了。满山的人大喊,喊我躲,但是当时风大,我听不见,就从两个炮旁边过去了。两个炮,都没有响。边边山上躲炮的人都吓软了的。第二天掏哑炮,只差一手指长,哑炮。我这人洪福大,一样生来百样死。

“当时有人笑我,说我死了,这路可能就修不成了。老天爷都想红花有条路。”

2001年三月间,春上,红花到土坪的公路,终于修通了。

7公里。从桑树坝到土坪街上。

“通车那天,县里的程兴念来了,又是讲话,又是剪彩,当时下着大雨,又是新路,车子都是推出去的。”

1999年,因为郑德义有干劲,能干实事,郑德义转正成国家干部,还是红花支书。

这样算来,从郑德义在红花当支书到现在算起,已经整整23个年头了。

2002年,郑德义与林永珍结婚。林永珍小他十多岁,是绥阳县磨坝河边组的人。她恋上了郑德义这条汉子。

不久,林永珍怀上了,一查,是双胞胎。她想生下来。但是当时计划生育搞得严,她就到后家躲,反正一门心思是想生下来。

郑德义自己懂政策,超生的后果自己清楚。

但是林永珍生生死死想生个人,而且还是一对。

郑德义睡不着。不生吧,自己不甘心,人家更不安心,跟着你,想生个孩子,有个抓摸处,何况还是双胞胎。生吧,郑备义又觉得不划算,自己刚才转正,刚刚有个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超生孩子一定会把工作弄丢的。

郑德义想暗中操作,想办法到外面去躲着生,然后,抱给别人,长大了再抱回来。

郑德义也想找人帮忙,找人操作。但计划生育,哪个帮得了忙?哪个敢操作?因为自己搞了这么多年的村干部工作,逗恨带过的,肯定有人恨我,如果有人去告,去反映,帮忙的那人也输不起。

最后,郑德义一咬牙:不要这工作了,生。

2002年9月,林永珍生了双胞胎,两个儿子。

土坪镇里有领导想保他,这人干工作,是把好手。但是,当时,计划生育,哪个保得了?

不久,郑德义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双开。

“2004年,土坪镇里的领导同情我,也觉得我还能干点儿事情,就悄悄把我聘为红花村的护林员,但是政策拦着我,悄悄的一个月一百多块钱,因为我在红花村搞得走,我又到红花村当村主任。”

“2007年,我的处分满五年了,超生款也拿清了,共10600元。镇里招聘村干部,我又报名参选,选上了红花村主任,直到今天。”

郑德义至今都经常梦见豆子孔那个和尚。

那和尚想化豆子来填平天坑,天坑没有填平,和尚最后被雷劈在了岩壁上。

如果,红花到土坪这条公路,没有修得通呢?

郑德义不敢想。

听着芙蓉江的水声叹息

——接下篇

这孩子叫郑脱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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