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叶，沙俄对我国西北边陲屡次侵犯，酿成边界事端。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将目光转向北方，中俄双方军事冲突加剧，而中方明显。为了和平解决边界争端，1688年，中俄两国政府议定进行边界谈判。
康熙意识到，必须“要和沙俄讲和，以便可以集中力量去对付噶尔丹蒙古人。不但如此，他要求有一个尽可能严格约束俄国人的条约”，“既要订立一个对俄国人具有最大约束力的条约，那么就必须按照国际法来订立。为此“他情愿暂时牺牲传统的中国态度和优越感”，“接受当时已经深入俄国的国际法的原则和办法”。
出于对汤若望和南怀仁的信任以及清朝官员没有国际法的概念，康熙对同为传教士的徐日升和张诚赋予重任，派遣徐日升和张诚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还将自己的袍褂赐予徐日升，又为张诚特制了一件，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同时嘱咐索额图和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特令徐日升随尔前往俄国。”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
此行极为不顺无功而返，后来双方经过磋商，同意在尼布楚重开谈判。中方再次组团于1689年6月离京。
鉴于形势有所逆转，康熙授意索额图在划定边界上可以稍稍作些让步，即如果俄方坚持，可以让出尼布楚，而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与上次相同，徐日升和张诚随团前往。
7月13日，中国使团抵达亚布楚，俄国使团已在此等候。经过2个月的谈判，在徐日升和张诚的协助下，中方放弃了贝加尔湖以东的一些领土，但换取俄方撤离雅克萨的让步，最终于9月7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然而这些传教士并没有康熙皇帝认为的那样忠诚。
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有开辟一条欧亚陆地交通线的打算。因为海上交通线极不安全。所以南怀仁希望耶稣会士在中俄谈判中发挥作用，达成一项“双赢”的和平协议。双方都将感谢耶稣会士的功劳，从而让俄国开放西伯利亚这条通道。
因此，南怀仁在中国准备对侵略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军队进行反击前，向俄国来华使臣提供偷窃的机密地图和情报，鼓动俄国扩大对华战争。1686年，他致信俄国使臣“我认为如果俄国大使先生们来时，那怕只带一名懂拉丁语的人，这对大会也是有利的。在谈判过程中，耶稣会士力争使用拉丁语。”
尽管张诚、徐日升与南怀仁分属于不同国家，但他们没有辜负南怀仁的期待。耶稣会的目的都是归化全体中国人，使中国变成基督的国家从来，在中国与同样信仰基督的沙俄间起冲突后，这些传教士站在了沙俄一边。
这种情况下，谈判自然不会顺利。当双方陷入僵局时，当地的喀尔喀蒙古人和达斡尔人爆发了内乱，这使沙俄使臣们颇为焦急。
许多蒙古部众迫切希望中国使团帮助他们迁入中国内地，徐日升竭力阻挠，说“帮助喀尔喀人反抗俄国人，就一定会破坏和平。”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使团没能支持喀尔喀人的要求。
不过，形势的突变还是让俄国全权大臣改变策略，终于抛出了俄军撤出雅克萨的划界方案，谈判得以继续下去。双方交换条约草案后，又经过激烈争辩，终于在公历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包括《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和《黑龙江界约》。
条约规定，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线，乌第河地区留待后议。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在领土上做了很大让步，把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换取俄国撤出在雅克萨的军队，收复了长期被俄国侵占的这一带领土。
这个条约的签订，是中方做了无原则退让的产物，索额图把贝加尔湖以东，原属中国的尼布楚富庶地区拱手送给了俄国，造成了重大国土损失。再者，该条约还明确将北诺斯山与南支之间北到北冰洋、东到白令海峡，包括勘察加半岛和整个乌第河流域在内的广袤疆域，定为待议地区，其面积不小于300万平方公里，甚至更大。但是世界政治格局巨变，时至至今，不仅从未再议，而且也永远无法再议。所以，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部失地条约。负责翻译的徐日升和张诚收受俄国贿赂，坑了大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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