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2日，李嘉誠在香港長實中心的會議室，背後是維多利亞港 圖 / 本刊記者 方迎忠
蟬聯20年的香港首富、全球華人商界領袖、今年將滿90歲（1928年7月29日出生）的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誠正式宣佈退休，長子李澤鉅接任長和董事會主席。本文為2013年本刊對李嘉誠的專訪。
85歲的華人首富步履匆匆走進了會議室，隨即和善地來到房間裡每個人的面前，握手、打招呼、交換名片。他的雙手依然有力，很認真看著對方雙眼，有些多餘地自我介紹——“李嘉誠”。
交談時，他放下標誌性的黑框眼鏡，依舊認真注視每個和他說話的人。採訪進行到一半，他突然想起還欠攝影記者一張名片，立刻吩咐手下去拿，然後雙手奉上。
今年他以310億美元的身家排名《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8位，連續15年蟬聯華人首富。但是禮貌和笑容難掩這位老人的焦慮，還沒有等到我們發問，他就用“天方夜譚”來回應關於他看空香港和內地的傳聞——他的公司近期一直在出售兩地的大筆固定資產。
這裡是李嘉誠王國的中心——長江集團70層頂樓。這是全世界最為昂貴的地段，但離會議室不遠是一個有假山和池塘的小型花園。通往這裡的是一部專屬高速電梯，電梯門打開後迎接的是保鏢的微笑。16年前那起綁架案後，李嘉誠聘請了香港警方政要保護組，以及全世界最專業的保鏢團隊。
首富的辦公室並沒有人們想象得那麼大，不過幾十平方米，沒有國內富豪通常用來襯托品位的書櫃，辦公桌上擺著彭博終端機，幾十種股票數字不停跳動。6部固定電話通往特定人群——副手霍建寧、最親密的朋友和家人、秘書室以及這個大樓的每個分機。和許多同齡人不同，李嘉誠喜歡用iPhone，他的桌子上一臺MacBook Pro正在充電。房間裡看不到一張紙，他已經習慣了電子化辦公，而且堅持“今日事，今日畢”。
李嘉誠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謙遜而固執。他總是著深色西裝、系藍白條紋的領帶。他的身材還很結實，行動非常敏捷，個子不高，略有1.7米，但沒有肚腩，這或許應該歸功於多年的簡單飲食和打高爾夫球。
他每天早上6點起床，去豪宅旁邊的9洞高爾夫球場打一個多小時，他會和朋友一起打球。他吃得非常簡單，不喜歡應酬，很少喝酒。幾個不同的信息源告訴我們，他們分別見到李嘉誠吃只有青菜和雞蛋的晚餐、秘書買來的工作餐或者熱狗，以及私人飛機上的公仔麵。談話時，他認真傾聽問題，但會按照自己的思路回答，即便回答的內容與問題並不能完全對上。面對敏感問題，助手已經說了不方便回答，但他依然堅持講完自己的觀點。
從他的辦公室落地玻璃窗望出去，維多利亞港景色盡覽無遺，讓人心曠神怡。但幾個月前，李嘉誠看到的是樓下密集的示威人群——香港葵涌貨櫃港口的碼頭工人正在抗議長期得不到加薪。他的頭像被製作成魔鬼樣子，有人甚至為他做“招魂”儀式。工人們的訴求看起來找錯了對象，他們是外派工人，不是和黃碼頭集團直接僱傭的對象，但他們依舊認為李嘉誠是一切苦難的製造者，甚至去深水灣李嘉誠私人住宅前抗議。
這種局面顯然不是對立雙方要看到的，外派制度在香港並不是只有李嘉誠的公司在使用，但他受到的攻擊最多。從歐洲到南美，都有和記黃埔的碼頭業務，但香港的機械化率最低。當傳統行業遭遇科技浪潮，這注定了一種無奈的結局。
李嘉誠曾試圖去解釋，有一次，他和長子、長江實業集團董事總經理李澤鉅一起去坐電梯，他想對在外面圍堵的記者說點什麼，但被李澤鉅用手攔了下來，這一幕反覆在電視上播放。他的助手解釋說，李嘉誠尊重兒子作為集團領導的地位。去年他完成了個人龐大財富的分割，在同輩富豪中堪稱典範，他名下的基金會將會得到他全部財產的1/3，更是直接改寫了華人富豪財富傳承的固定規則。
李嘉誠和長子李澤鉅 圖 / 本刊記者 方迎忠
他不善辭令，內心的豐富很難通過言語交流。他挑選產業的原則是儘量不去碰那些具有爭議性的項目。在香港開發房地產，他不願意參與二手樓重建業務，因為背景複雜。當人們指責香港電燈的壟斷電價時，卻往往選擇性忽視另外一家電力公司的存在和背景。
85歲的李嘉誠每天晚上都要看15到30分鐘的BBC電視節目，跟著字幕大聲朗讀，他依然在擔心自己的英語水平會退步。在他的一生中，經歷了各種風浪，他小心遊走於各種勢力之間，以驚人的審慎經營起一個華人前所未有的商業帝國。
他告訴我們，現在所面對的質疑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他說人生最艱難的時候是父親去世後的那幾年“2歲時，日本侵華，我和家人從潮州來到香港，不久因生活關係，我要工作，後來日本入侵香港，母親帶著弟妹回到潮州，我與父親留在香港。日本統治香港期間，沒有什麼好日子可以過，13歲時父親因肺病住進醫院，不到一年去世。照顧父親發現自己也有肺病，接近危險階段，但我告訴自己不能死，身為大兒子，還要想媽媽、弟弟、妹妹的生活怎麼過。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時也不停搶學問，到舊書攤買舊書看，其中包括老師使用的教科書，跟謀生有關的書，3年零8個月的歲月，知識比得上一個中學畢業生，但是沒有英文基礎。這段日子也沒有因為自己的病看過一次醫生。”
說起這段痛苦經歷時，他的聲音依然非常平穩，沒有任何激動之處。
當李嘉誠遭遇“李家城”
這是一個充滿了香港特色的悖論——人們開始不喜歡李嘉誠從這片土地上獲得財富，但當他賣掉資產時，又引起外界批評，甚至會上升到“愛國愛港”的意識形態爭論上。一個企業家的商業決定被人為蒙上了不同面紗。
碼頭工人抗議之後，李嘉誠旗下公司開始不斷出售在香港和大陸的資產。百佳超市是第一個被拋售的項目，擬售價40億美元，它佔據了香港超市份額的三成（後取消）。自此之後，李嘉誠的“長和系”先後賣出上海的寫字樓東方匯經OFC （40億人民幣）和廣州大型商場西城都薈廣場（26億人民幣）。接下來，一直作為公司穩定“現金奶牛”的香港電燈也要被分拆出售，位於香港的嘉湖銀座商場，以58.5億港元出售。就在我們採訪的時候，和記黃埔又賣掉了香港兩處豪宅物業 （近13億港元）。
萬科董事長王石在微博上發言提醒說：“精明的李嘉誠先生在賣北京上海房產，這是一個信號，希望投資人小心。”
與此同時，李嘉誠旗下公司在歐洲進行大規模收購，涉及到能源、電訊等多個領域。據《南方週末》報道：自2010年以來，長和系總共在香港和中國內地以外完成了11筆收購，涉及金額約1868億港元。這其中，歐洲地區佔比高達96.75%。
作為香港乃至華商的標杆性人物，李嘉誠的一舉一動都被賦予了特別的含義。時值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他的一系列行為被很多人解讀為看空大陸和香港市場。
這樣的看法在李嘉誠看來非常奇怪，他用了各種數字來說明他並沒有要撤資的計劃——長和系總毛收入最少為4300億港元以上，投資海外（新西蘭和荷蘭）基建項目則是130億港元 （17億美元），不過實際動用的資金只有80億港元 （10億美元），僅佔今年長和系總毛收入的不足2%；同時，今年還在香港的貨櫃碼頭項目投資了40億港元。
“這樣怎能說是撤資？真是天方夜譚的笑話。”他停了一會，說：“別人說我怎樣怎樣，一般來說我是不會辯論，如果每天都是這樣辯來辯去，太疲倦了，不值得。”
更令他不理解的是：“1979年我收購和記黃埔之前，它在香港以外是零投資，別人以為和黃現在的國際業務是我收購之前留下來的，事實上是由我開始（投資海外）。因為知道這個情況 （香港市場有限），我不斷到外國投資，今天證明我的做法是對的，如果集中在香港投資，根本是蠢事！和黃的香港業務佔全球投資比例約15%，長實在香港的投資佔全球的約三分之一，如果地產做得少一點，比例會更小。過去兩三年買入的項目較少，香港地價高，已看到不健康的趨勢……國內的地價也飛漲，我們也無法成功投得土地。我們是國際綜合企業，地產只是其中一類業務，別人藉地產攻擊我們，但我們買少了，大家高興才對！”
在李嘉誠的回答中，差不多對每個問題都能信手準備好足夠的數據支持他的觀點。他被貼上“地產霸權”的標籤，但城中最大的開放商卻不是他。當人們指責高房價時，往往選擇性忽視了香港最大的地主是特區政府。
在香港，李嘉誠的事業遍及人們常見的領域：去超市有百佳、電器店有豐澤、醫藥店有屈臣氏，更不要說移動通訊和房地產業。
今年香港瘋傳一篇據說是小學生寫的作文《李家的城》。文中不無諷刺地說：“李嘉誠，名副其實，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們的上帝，萬物都是他所創造。當然，香港傳說中的三位一體就是他們：李嘉誠、李澤楷、李澤鉅。他們的力量遠超人類，為打工仔遮風避雨，使香港免受風球、暴雨的侵襲。他們付出了那麼多，只是希望我們可以準時上班，不準時下班。這都是誠哥的偉大。”
喬•史塔威爾是資深亞洲問題專家、《中國經濟季刊》總編輯，6年前他曾經出版《亞洲教父》一書，分析了香港和東南亞超級富豪發跡史和隱秘生活。他告訴我：“香港及東南亞的富豪創造了大量的現金流，他們把這些錢分散投到全球不同市場上。他們不屈從於政府政策引導性產業——那樣的指引將使得他們把錢更多投向支持內部經濟的發展，他們選擇更具有投資價值的產業。如果人們不喜歡李嘉誠所做的，也不應該抱怨李嘉誠，他們應該抱怨他們的政客。”
史塔威爾認為李嘉誠是這些“富豪教父”的代表，他們喜歡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點是：都是許可證領域，競爭者很少，容易組建卡特爾獲取壟斷紅利。穩定現金流又能支持他們到新的領域去冒險，對於李嘉誠來說，如果沒有穩定的香港業務群，他很難投巨資在歐洲發展3G電訊業務。
許知遠是中國最優秀的傳媒人之一，曾經參與了李嘉誠傳記的寫作。在他看來，上世紀80年代迴歸談判前，英國人壟斷著政治權力，商業幾乎是華人自我證明的唯一方法。李嘉誠的崛起是香港主體意識甦醒的象徵，所以香港人視他為英雄。1997年香港迴歸之後，全部秩序開始重建，李嘉誠沒變，但整個社會情緒改變了。公眾認為官商勾結造成了經濟不平等，也是一股巨大的保守力量，阻礙了進步的政治與社會觀。這其中既有李嘉誠與其公司自身的問題 （他們自身的巨大規模就已是一種巨大壓迫，在很多時候，生意的手法也遭人詬病），但他也經常成為這種無處釋放的憤怒的宣洩對象。更根本的原因是，香港尚未找到自己的政治與社會秩序。
史塔威爾在書中對李嘉誠的教父地位並沒有太多的認同，他指出6年之後，香港的情況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這樣的政治環境正是香港富豪此前創富的環境。他和許知遠一樣，都認為李嘉誠是挑戰殖民者經濟地位的英雄。但是在後殖民時代，香港人看到壟斷與寡頭仍在持續，李嘉誠又是這個系統的標杆。香港人的看法已經並正在發生改變，除了迴歸因素外，香港人獲得了更多來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而有些來自於香港媒體。在爭取消費者利益方面，一些香港媒體已經變得相當激進。
李嘉誠在香港一直是作為某種符號存在，但是意義發生了很大變化。十年前，中央政府與香港簽訂了CEPA協定，香港的經濟得以保障，但與此同時，港人失落的心態卻成為集體情感，對內地的感情變得複雜起來。當《獅子山下》難以再凝聚共識時，民粹主義對階級差距議題的意見變得更加尖銳。
超級富豪的故事和觀點往往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但隱匿在他們背後的那張經濟和政治的巨幅藍圖卻往往被人忽視。
無法複製的“超人”
早上打完高爾夫球，李嘉誠要開始一天的工作。在70層的辦公室裡，他會收到一份新聞資訊列表，和很多看摘要的領導人不同，他閱讀的是標題組合。如果看到感興趣的題目，他就讓手下全文翻譯，出現在這份列表的媒體包括《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外交政策》和《名利場》等，一個4人團隊專門負責翻譯。平板電腦出現後，他已經習慣了用iPad瀏覽這些資訊。
如果沒有商務宴請，他一般會在辦公室度過忙碌的一天。他對吃喝沒什麼講究，晚上臨睡前讀書、看英文電視節目，生活非常規律。
很少有人比李嘉誠更能象徵香港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演變。他從一個少年難民，變成了世界性的商業領袖，這也是戰後香港經濟奇蹟的縮影，也代表了海外華人社會的成就。比起同代人，李嘉誠也是最具有全球眼光的一位，投資領域遍及各項產業。
末任港督彭定康曾經告訴史塔威爾，李嘉誠是他打過交道的富豪中，唯一一位“明顯是天賦異稟（或者說具有某種天才） 的人”。
1928年，李嘉誠出生在廣東潮州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小學校長，但因為連年戰亂，全家遷移到香港投靠親友。很不幸，少年李嘉誠早年喪父，被迫放棄教育開始養家餬口。他做過工人和銷售，非常清楚一家企業在底層是如何運作的。時至今日，他的生活作風依然保持了早年的簡樸特色。與鄭裕彤、李兆基、何鴻燊等二戰後崛起的香港大亨相比，不論是資源還是教育背景，他都沒有什麼優勢。
讓外界嘖嘖稱讚的是李嘉誠創業以來，他個人和公司資產每一年都比上一年增加，同時代的大亨都多少經歷過幾次生死波折，但他成功避開風險。從來沒有一個華人像他那樣成功整合了全世界的資源，他的事業版圖拓展到52個國家，有26萬員工。每一次經濟危機來襲，他都成功地活了下來，超越了市場侷限與競爭對手，他是一個天才的商人。
1950年，紅色中國成立不久，香港的未來還是未知數。22歲的李嘉誠結束打工生涯，開始創辦長江塑膠廠，幾年後憑藉塑膠花業務積攢下第一桶金。1972年，全球經濟不景氣，李嘉誠憑藉長江實業成為上市公司主席，並將業務主營範疇轉到房地產業。他的事業進入加速期。1979年，在匯豐銀行的幫助下，他接手老牌洋行和記黃埔，開始改變香港經濟結構版圖。從此，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成為李嘉誠旗下兩大旗艦公司。1986年，李嘉誠做出海外業務最重要一筆收購——併購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使他的業務更趨多元化。1999年，出售在歐洲的電訊公司Orange，一舉獲得1130億港元的利潤，為日後進軍歐洲3G領域奠定基礎，世界開始意識到LKS （李嘉誠英文縮寫） 的力量……
汕頭大學執行校長顧佩華以前是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教授，赫斯基能源公司總部也在這座城市。他告訴我，在李嘉誠接手後，赫斯基從一家虧損企業迅速成為能源巨頭，這讓加拿大人非常佩服。在油價高企的今天，憑藉之前對油砂技術的投資與積累，赫斯基能源已經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排名第466名（2012年）。同樣的點金之術在和記黃埔碼頭事業上也得以體現。
李嘉誠是一個厭惡風險的人，但是會冷靜分析風險。他對現金流的掌控和對低負債率的追求讓很多大陸企業家欽佩。當中國企業家迅速崛起後面對困境時，來自同樣文化背景的李嘉誠顯然是他們最好的偶像，這包括了對風險和進取的平衡把握、高超的財務技巧、政商關係的處理。
外界只能從李嘉誠的實踐活動中試圖總結出一些成功經驗，關於他的管理理念，一直沒有得到系統總結。在少數的採訪中，李嘉誠總是用哲學化的語言進行高度概括，他本來就不是善於言談的人，他所樂意談及的是童年往事，他不評價他人，應對如此複雜的權力網絡，他不願意說太多話。
關於對風險的把握，他最知名的一句話是“把90%的時間用來思考未來的事情和失敗”。他旗下三大公司均很好地控制了負債率：長江實業4%，和記黃埔21%，赫斯基能源12%。對於如何管理如此龐大的一個集團，他對我們講了他的心得——
採用現代西方模式，組織架構完善，也要有良好的監察與制衡（check and balance）制度，但我內心常存很大部分好的儒家思想。
誠信是企業管理者成功的首要元素，要守言諾、重言行，答應過別人的事，明明吃虧都照做，讓競爭對手也相信你，那就成功了。
管理之道，首要任務是知道自我管理，在流動與變化萬千的世界中，發現自己是誰，瞭解自己要成為什麼模樣是建立尊嚴的基礎。
成功的管理者都應是伯樂，要甄選、延攬“比他更聰明的人才”；在高度競爭社會中，高效組織的企業無法負擔那些濫竽充數、唯唯諾諾、灰心喪志的員工，同樣也難負擔光以自我表演為一切出發點，或只會能言善道而無實幹能力的明星級“企業大將”，管理者必須知人善任，賞罰分明。
好的管理者真正的藝術在其接受新事物、新思維與新發展的能力。人的認知力由理性和理智交融貫通，我們永遠不是也永遠不能成為“無所不能的人”。
管理者也要知己知彼，清楚知道所從事行業的現況，競爭對手想什麼和要做什麼；即使以數據為業務成績的依據，亦不能單看絕對數字，也要參考同業情況，作出比較，才能檢討改善公司策略及思考未來發展的路向。
我一直不停吸收與集團業務有關的新知識和新信息，研究世界政治、經濟民生髮展情況和趨勢。
出於華商回報桑梓的傳統，李嘉誠很早就在潮汕地區做公益，汕頭大學是最大的項目，此外還有醫院、中小學等公益事業。但他並沒有在大陸改革開放後馬上進行大規模投資。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他極度審慎態度的體現。鄧小平在1986和1990年兩次單獨接見過他，但他直到1992年才開始大規模投資內地。他的一位助手說，鄧的南巡給了他足夠的信心。
1990年初，北京，鄧小平接見香港首富李嘉誠 圖 / 任晨鳴
也許正是基於一個更純粹商人的理性判斷和對風險的厭惡，他身上的紅色港商色彩並不強烈，也更容易被人攻擊。霍英東和何鴻燊在大陸受封鎖的年代就進行了“紅色走私”，他們和胡應湘等港商都在改革開放初就在廣東進行基礎建設投資，也享受過後來的“紅色紅利”。
這並不是說李嘉誠對於國家的認同感就更低一些，2008年李嘉誠去觀看北京奧運會，讓他激動的不是中國運動員如潮的金牌，而只是當他們從他面前走過時，他就已經難以控制情緒。他告訴身邊人，往事一幕幕浮現在眼前，他很難想象中國會有今天的面貌。
許知遠觀察到李嘉誠身上有一種樸素的愛國主義，這一代人飽經動盪，對一個富強的中國有著特別的渴望，也對傳統文化懷著情感眷戀。大陸對他來說從不僅僅是一個市場，也是一種身份認同、一個可以參與改變的地方。同時，他也是個內心驕傲的人。他可能隱藏自己內心的看法，卻不會為了商業利益而放棄內在感受。
許知遠說：“他對此刻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情緒，都有自己的看法。他是一個有高度風險意識的人，他特別敏感於一個市場的政治與法治上的不確定性。他與大陸的關係，也多少象徵著中國與海外華人社會的關係，他們之間的關係在發生戲劇性的轉變。在改革開放最初時，海外華人是改變中國的重要力量，他們也受到特別的禮遇。如今，情況在發生改變。”
李嘉誠之所以能成為李嘉誠，超出同輩頂級富豪，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國際視野有很大關係，他有很多猶太朋友，對猶太人的理念相當認同。旗下維港投資也以善於發現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聞名，今年，他要在汕頭大學成立“以色列理工學院”。
史塔威爾對李嘉誠有多年觀察，在他看來，李嘉誠在選人用人方面，不會基於種族，而僅僅基於他們能為他做什麼。雖然李嘉誠為他的華人背景感到驕傲，但他在經商與處理生意上的事情時，從未受限於文化差異。他很好地表現了什麼是賺錢機器。
一位採訪過他的記者告訴我，李嘉誠手下有兩百多名高級職業經理人，可以隨時出差去世界各地，處理公司事務。
他平均兩個月就要去一家公司，一年要去4次英國。他很早就把兩個兒子送到美國留學。
馬世民（Simon Murray）是一名參加過法國外籍軍團的英國人，1984年，李嘉誠為了讓他出任和黃董事總經理，直接收購了他的公司，並讓他開始把和黃的觸角伸向海外。
汕頭大學執行校長顧佩華是第一位外籍中國大學校長，他擁有加拿大國籍。2006年，李嘉誠對他說：“顧校長，中國在科技方面和世界還有差距。我們要讓我們的學生掌握好英語，可以在第一時間掌握先進知識。”
李嘉誠甚至意識到汕頭大學會有很多來自農村的學生，英文環境不如城市同學，專門追加了一筆資金用於小班教學。
財富的意義
每一年的6月，李嘉誠都會到汕頭大學做畢業演講，這是他雷打不動的一項安排，外界也能從他的演講內容中瞭解到他的思想。有一次為了參加畢業典禮，李嘉誠推遲了一筆幾十億美元合同的簽訂。
在今年的演講中他分享了作為華人首富的感受：“在過去數十年，別人給我的暱稱是‘華人首富’，這是一個很複雜的滋味。我的一生充滿了競爭與挑戰，歷程是好不容易的。常常要有智慧、要有遠見、要有創新，怎不令人身心勞累，四方風風雨雨中，我還是不斷在學習笑對人生，作為一個人、一個愛自己民族的中國人、一個企業家，我不斷在各種責任矛盾中，盡了一切所能服務社會。”
也許是看到香港社會仇富心態的累積，他在演講中特別提到這一代年輕人面對最大的挑戰是社會不平等的惡化。他說：“每人有不同的能力和道德標準，惻隱足以為仁，但仁不止於惻隱。有能力的人，要主動積極，推進社會的幸福、改善和進步，這是我們的任務。不僅是對社會的投資，幫助和激勵別人同時能豐盛自己的人生。”
汕頭大學執行校長顧佩華此前是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機械和製造工程系主任，因為赫斯基能源贊助了該校，他應邀去汕頭大學做演講。李嘉誠基金會董事周凱旋邀請了他，希望他能在這裡做一些探索為國家提供經驗。類似的話，後來李嘉誠也對他講了。他清晰記得第一次見到李嘉誠是在校董會上，李嘉誠對教育發自內心的熱愛堅定了他留下來的信心。
讓他意外又感動的是李嘉誠每一次向汕大捐贈的資金都超過學校的申請，但同時李又讓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學校財務。
李嘉誠至今每年都只從公司領取5000港元的薪酬，他稱這是一種自我激勵。在財富的處理上，李嘉誠並不吝嗇，在去年的財產分割計劃中，他把1/3的財產都捐獻給了“第三個兒子”——李嘉誠基金會，現已達到830億港元。
和西方很多同類型基金會不同，李嘉誠基金會只有一個捐贈者，而且他注入的都是交完稅後的資金，基金會將會把八成資金用於大中華地區。
在許知遠眼中，李嘉誠和洛克菲勒那一代美國資本家有很大相似性。不管是清教徒還是中國傳統，節儉都是一種美德。李這一代人還是老派人物，都具有某種道德上的審慎。況且，炫耀性的消費不能提供他所需要的人生意義，他需要從別的方面來尋找。
李嘉誠依然堅持一週工作5天，儘管安排了財富分割，但他沒有退出工作。現在有兩百多名長和系的高管可以直接向他彙報。他說：“人要在工作中發現人生，生活就樂趣無窮。”對於他這樣一個充滿了好奇心的人來說，工作帶給他的存在感不是其他事情所能替代的，總會有陌生的事物來刺激他。傑出的企業家與藝術家都是終身的職業。全世界都是如此，默多克也沒退休。
我們的採訪在一個週五的下午，採訪結束後，他要去給孫子們上課。他很享受這個時刻，把自己一生的感悟和對商業的理解早早傳遞給後代。他曾經親自打電話，花了一筆不菲代價買到AIG公司的紙質股票。用相框裝裱後，他在下面寫了一段話：“這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AIG的股價在2007年5月11日，每股72.97美元，總市值1895.76億美元。2008年9月16日，每股1.25美元，總市值167.28億美元。市值跌幅逾91%，如非美國政府注資1500億美元急救，早已破產。”
在給4歲孫子的這個教具上，他用加粗字體點評：“以此為鑑，可惕未來。”
李嘉誠的長子李澤鉅內斂低調，和父親住在一起，被父親評價為“比我還不喜歡應酬”，已經被確定為接班人，將接收父親龐大的公司資產。他的弟弟李澤楷性格外向，和父親的關係更加微妙，他的前女友是明星梁洛施。他得到了父親更多現金的支持，這種財產處理在外界看來不偏不倚，而公正對於李嘉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李嘉誠次子李澤楷與梁洛施和他們剛出生的孩子李長治
在電訊盈科的私有化中，李澤楷拒絕了父親的主動資助。李嘉誠的一位助手告訴我們，他主動求了他的兒子，雖然被拒絕，但是他依然會尊重兒子的選擇。
在這次採訪中，他甚至回顧了與張子強的對話。1997年，張子強綁架了他的長子李澤鉅，並親自到家中與他談判。這起驚天綁案一直被他迴避，外界甚至傳言李嘉誠勸張子強買自己公司股票。
李嘉誠說：“我沒有勸他買，絕對沒有。我對他說，一個銅板也不會少給你。但是我錯了。他說為什麼？我說在香港，我知名度這麼高，但是一點防備心也沒有。我早上去打球，就只有一個司機。你拿著這筆錢幾輩子都花不完，你遠走高飛，但是你一定要做好人。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說李先生，我害怕去賭完，有什麼辦法可以保險的。我說你居然還會打電話，一條大路在你眼前，你徹底洗心革面吧。有的傳媒亂講我讓內地政府抓他。其實他是多次去過內地，最後才被抓的。”
85歲的李嘉誠是歷史上最成功的華商，在中國的歷史上，商人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長期不佳，過去一個世紀則飽受政治動盪之苦。這些都迫使他們必須與權力合作，必須壓抑自己的政治與社會理想。他們也是既有經濟結構的承接者，東南亞的華人鉅富大多承接的是殖民者離去後留下的真空。
許知遠說：“作為一個美國企業家，從洛克菲勒到喬布斯，他們生活在一個可以保護、鼓勵他們的政治制度下，這與我們大不相同。洛克菲勒資助芝加哥大學，李嘉誠創辦汕頭大學，我想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國辦一所大學面臨著怎樣的困境。”
我們的問題清單上最後一個問題是墓誌銘，出於禮貌，我們最終沒有當著這位老人的面問出來，他一直拒絕回答有關人生總結的問題。他只是說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開始，他會考慮選擇參政。
當我們離開這座大樓後，他以書面形式告訴了我們答案，這也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座右銘：建立自我，追求無我。
李嘉誠在自己的辦公室牆上掛著他信奉的人生格言 圖 / 本刊記者 方迎忠
做一個有價值的國民 —— 對話李嘉誠
未等記者開口，甫一落座李嘉誠先生就直奔主題，談起了“撤資”事件。顯然，他對近期爭議不斷的“撤資”風波甚感奇怪和糾結，以至訪談過程中，他不時地將話題繞回“撤資”一事並著重說明，這也許就是促成此次採訪的重要緣由。
“撤資”是一個大笑話
人物週刊：最近媒體報道了兩則關於您的消息，引起社會關注，一是出售上海、廣州超過百億元的商業物業；二是出售香港資產，從香港撤資，將半數資產移師歐洲，對這兩則新聞您有何回應？
李嘉誠：我感覺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撤資”這兩個字是用來打擊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種說法，不合時宜，對政府和營商者都是不健康的 。
今年，長和系投資於香港的新基建項目（貨櫃碼頭）金額40億港元，而投資於海外（新西蘭及荷蘭）基建項目總額則為130億港元，實際動用資金80億港元，僅佔長和系全年總毛收入4300億港元的不足2%，可說微不足道，因此外間認為我們撤資，是以訛傳訛，絕非事實。“撤資”是天方夜譚的笑話。
至於地產以外，過去一二十年，在我們出售的業務中，有獲利逾千億港元，也有接近千億元的，而超過百億元的亦不少，有時在某國家出售業務後，如有新機會又再重新加大投資，當地亦視為平常事，絕無引起任何傳言。企業按照法律經營，賺得盈利後再投資其它任何地區，或因經營不善虧損、業務回報低或前景欠佳而退出，均屬純商業決定。高賣低買本來就是正常的商業行為，但就全世界而言，從來沒有批評過我們撤資，惟獨香港傳言不斷，令人遺憾。
作為一家國際性綜合企業和負責任的上市公司，對經濟發展循環及業務回報條件常常要帶高度警覺思維，靈活調整是很正常和重要的運作；否則，如果你是投資者，也不會投資一間對股東不負責的公司吧。
人物週刊：是否真如外界所說，您會將投資重心轉向歐洲市場？是否仍會堅持“永不遷冊”？
李嘉誠：我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家在香港。對我來說，長和系的基地在香港，我絕不會遷冊。
世界上的投資機會和選擇，實在令我們應接不暇；集團可以挑選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環境投資；在政策不公平、營商環境不佳、政府選擇性行使權力之下，投資意欲便一定相對下降。
人物週刊：外界都很好奇，您的這種投資決定在多大程度上是基於商業判斷，多大程度上基於政治分析？
李嘉誠：我並非萬能，無法預測政治變化，也絕對沒法影響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作出對股東有利的事，因為股東對我是非常信任。
人物週刊：如果您的決定是基於商業判斷，那麼請問您怎麼看待中國內地的市場，在長江的投資計劃中，內地市場佔據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您的投資重點是哪些領域？您是否信奉“不要把所有雞蛋都放到同一個籃子”的信條？
李嘉誠：我愛國家，不過，作為綜合國際企業的負責人，為了股東利益，也需要以回報為考慮要素，尋找具發展潛力的投資機會。
中國的經濟體，潛藏很多投資機會；新的自由貿易區更開放、更少限制的政策，將創造更多有利於投資的條件，給願意參與者帶來極多的機會，監管政策如有任何拆牆鬆綁，經濟就會百花齊放，我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前景充滿信心，以及對國家前途充滿希望。
我們在世界52個國家都有投資和營運，除了香港與內地和亞洲區外，還遍及澳洲、中東、歐洲、北美和中南美洲。旗下業務主要包括基建、零售、能源、電訊、地產、酒店及貨櫃碼頭等。不同地區的經濟與不同行業的表現各有其循環起伏，有助集團平衡營運風險。
2013年11月19日，李嘉誠在西安咸陽大石頭村，出席“展璞計劃”啟動儀式，女村官們手舉該項目資助的平板電腦與李嘉誠合影 圖 / 本刊記者 方迎忠
人物週刊：您最近大手筆投資歐洲市場，眾所周知，歐元區經濟目前很不景氣，甚至屢次遭遇崩盤的風險，您看好的理由是什麼？歐元現在面臨系統性崩潰的風險，您如何應對？
李嘉誠：最近集團在歐洲市場的投資其實是微不足道的。歐元區經濟的好壞不能一概而論，好的機會仍然很多。
人物週刊：您對國內目前的經濟形勢，特別是樓市走向持何種看法？怎麼看待房價上漲和地價問題？
李嘉誠：內地房地產過去兩三年持續上漲，往往以高於市值的價格也無法投得土地。按國家GDP現時每年約7.5%的增長計，一個普通家庭收入增加後，購買房子是順理成章的事，加上開始放寬一孩政策，這對物業市場會造成很大的需求，因此，我對內地地產市場仍然樂觀。
我每天都留意內地經濟變遷、國民收入變化、教育發展情況。以每年計，內地大學畢業生超過600萬名，往外國深造者逾25萬人。其中讀碩士、博士學位的比例亦高於很多國家。在外的中國留學生肯努力學習，回國後能為國家帶來創新機遇，中國未來新科技發展的百分比將越來越高，GDP持續增長。
中國政府致力改善民生，支持教育政策，將令各行各業都得到良好的發展，有能力應對驟變環境，國家將更富強。
誠信是管理者的首要元素
人物週刊：透過維港投資，高科技投資已經成為您的標籤，外界很難想象一位八十多歲的香港企業家會一直保持如此高的命中率，您怎麼挑選高科技企業？哪些因素會打動您？
李嘉誠：85歲，就不能愛科技嗎？我對新科技深感興趣，令我的心境年輕化。
我非常喜歡看書，追求最新的科技知識。（談到除了Apple和三星Android，將來會出現第三個新系統）我非常留意與自己從事行業有關的新信息和發展轉變，無論做什麼生意，你一定要喜歡它和愛它，這樣才有進步。開會的時候，我講求效率，集團所有業務的數據、現況、前景、問題等都清楚知道。
18世紀工業革命由英國開始；21世紀則是科技革命，不少行業包括國防工業、農業、水利、能源、醫療、生命科技、電訊、互聯網等均有突破性的發展，投資機會數之不盡，應接不暇。
我喜歡新科技，私人參與投資的科技公司有60家公司，也越來越相信“知識改變命運”。我投資高科技的原則是重視大數據，講求顛覆性革新。公司有不少人才，各有各長，專業小組每天留意全球新技術的發展趨勢。
每一天，這個世界都有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解決問題，所以好的企業不難找，有時我反而會問，為何命中率不可再高些？
愛因斯坦有句名言，“我成功並非因為我聰明，而是我花了更多時間去思考問題。”今天，只要你想到如何解決難題，你就是天才！
我經營業務有自己的理想，也有很大的理想去做基金會，因為金錢來得不易。不過，有幾個行業即使容易賺錢，我也一定不做。軍火我不會做，還有的……不能講。你明我明，大家都明白！
人物週刊：李澤鉅先生常年負責海外工作，分家完成後長和系的決定，多大程度上是您的判斷，多大程度上是李澤鉅先生的決定？你們是如何下這個判斷的？
李嘉誠：Victor在集團工作差不多30年，一直參與所有業務的運作，瞭解比我還要多，也建立了很多對集團有利的事業，例如基建這一項，他是最重要的領導，成績斐然。
我們對集團發展大方向的想法是一致的，不會超越“守中有攻，攻中有守”的原則。
同時，集團的執行董事忠心耿耿，各展所能，與全球超過26萬名員工盡心盡力工作，為公司現在和未來謀求更好的發展。
我原本打算早一點退休，現在不少經濟環境是無法預料的。但假如要在幾小時後把公司完全交給Victor，相信他與所有同事可以好好地繼續經營，所以我不擔心，而且每間公司均設有董事會，管理架構、會計制度，此外我們也十分重視監察與制衡（check and balance），錯也不會錯得太多。
政治和經濟是手和腳的關係
人物週刊：對於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您對公告有何評價？
李嘉誠：改革方向肯定令人鼓舞，新的自由貿易區將創造更多有利投資的條件，中國潛藏很多機會，我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前景充滿希望。常言道，“落實在細節”，一切要看執行，但作為中國人，我無論過去、現在及將來，都是對民族的未來心存永恆的期盼。
我極度關注國家發展，也十分高興看到國家經濟進一步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將更廣闊靈活；此外，提高國企盈利上繳百分比至30%以改善民生，是一項很好的政策；組織架構的精簡，將令政府能靈活地作出決策，應付任何驟變的重大事情。
以市場經濟為根基，其中提出讓廣大農民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和賦予農民更大財產權利，縮減城鄉差距，這對中國未來持續發展實有深遠意義。
人物週刊：您怎麼看待這次會議將會給中國大陸以及香港經濟帶來的影響？
李嘉誠：方向非常好，其中有很多令人鼓舞的改革。
人物週刊：對於實現“中國夢”，您如何看？
李嘉誠：在2001年，有一個晚上，我做了一個好夢，在我們祖國的土地上，遼闊的沙漠有良好的道路，乾旱的地區有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各地的天然資源得到很大的發揮，人口密集的城市有舒適的生活環境，風和日麗，商機繁榮，來自不同民族的人一起和睦健康快樂地共處。
我的好夢，就是我們的民族，每一個國民，世世代代能在尊嚴、自由和快樂中，活出生命精彩。
人物週刊：您覺得香港還有什麼問題要面對？
李嘉誠：香港過去很多年，是“以法治港”。我希望一定好好地保留（良好的法治制度），不要“人治”，不要選擇性地行使權力。
人物週刊：您處理政商關係的原則是什麼？
李嘉誠：我並沒有參與政治，但我關心政治，政治跟經濟根本是手和腳的關係，假如兩者背道而馳，難以處理的。我當然希望好的政治和經濟政策，讓人民富國家強。我曾經說過，講真話，做實事，有貢獻，我的基金會是不停地做公益事業。
人物週刊：這幾年內地有些商人因顧慮，在商言商，不談國事，你怎樣看商人要不要關心政治、談論國事？
李嘉誠：我不是聰明的人（笑）。你提到的是明哲保身，不過如果政治問題真的衝著自己而來，擔憂也沒用。
有能力的人，要為人類謀幸福
人物週刊：近幾年內地的一些官方慈善機構諸如中國紅十字會等接連爆發醜聞，引發了社會公眾對慈善捐贈的一些負面影響，包括對捐贈透明度、捐贈流向及使用等的質疑。作為創立至今已經超過30年的基金會，李嘉誠基金會靠什麼來保持信譽？您認為慈善機構的運作最重要的是什麼？
李嘉誠：基金會並不向外募捐，捐款人只有我一人，資金的大部分是基金會現有已投資項目的固定收入，另有部分是來自我個人從香港和外國繳稅後的收入。
我們守信重諾，承諾的捐款均100%如期或提前捐付，當然與我們合作的夥伴也要重言諾，很幸運多年以來，我們的捐款最後絕大多數都得到理想的效果。
基金會設有具規模的董事會、獨立的財政及監管制度，各項目都有不同專業人士參與，保持基金會的信譽。
我訂明基金會所有收益，絕不惠及本人、家族或董事等等。
人物週刊：您在慈善事業上投入無數，與很多人只是捐錢不同，很多時候，您都是親力親為，您為何要這樣做？
李嘉誠：我視教育、醫療和公益慈善為終生不渝的事業，除了捐錢，也親力親為，投入不少時間心血，使得來不易的金錢用得其所，令項目受助人最大受惠，能如此，是我最大的快樂。
身為中國人，回想起我生長於抗日戰爭期間，國家被侵略，面對貧病、失學，於是發心要終我一生，讓基金會擁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繼續為國家、民族作出貢獻，這就是我最大的回報。
我喜歡簡單生活，我追求的是付出個人力量，協助社會進步。有能力從事公益事業，是一種福分，從中能夠得到真正的快樂。有能力的人，要為人類謀幸福，這是任務。
人物週刊：李嘉誠基金會被您稱作“第三個兒子”，您是如何參與其中的？具體來說，除了出資，您會分配多少時間，做哪些具體的工作？如果基金會需要您去站臺，哪些場合您會出席？您會為“第三個兒子”求人麼？
李嘉誠：基金會承受我三分之一的財產，長期推動奉獻文化，希望可以作為示範模式，鼓勵社會上更多有能力的人這樣做，亦冀能帶來更多政府配套資源及政策。
我對基金會事務親力親為，有時甚至廢寢忘餐。
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基金會的項目有需要，我也儘可能出席交流和分享活動。
為基金會項目而求助於人的情況時常會有，出發點無非是希望儘量提高項目的效益，有效果地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如果是為對國家民族和人類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辭，但若是為個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絕對不會這樣做。
人物週刊：您在事業或公益上引起別人非議時，會影響您的情緒嗎？
李嘉誠：如果認識儒、釋、道的精粹，便會明白人生很短，不應浪費時間去理會這些事情，應從正途去做對的事，例如基金會的工作每天都在進步中，每天都有成果，像在荒蕪之地，種下大樹，讓後人有收穫，這是蠻高興的事。
建立自我，追求無我
人物週刊：我們在香港採訪，有市民對記者說，香港就是“李家的城”，提及過去，他們對您充滿敬佩；但談及現在，他們卻頗多怨言。您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李嘉誠：樹大招風是盛名的代價。
這個是世界潮流，全球化之後，普羅大眾面對的環境越來越艱難。與10年前相比，歐美普羅大眾、工人階級十年前的收入和購買能力，跟今天來比，原則上是沒有太大的改善。所以我在香港二三十年前就看到這個形勢了，不是說我聰明，因為我們在香港投資較大，引來抨擊。
人物週刊：您曾經說過，衡量財富的準則，在於“內心的富貴”，您覺得自己現在已經達到了嗎？
李嘉誠：50年代末期，我的經濟環境轉好，事業發展順利，如日初升，擁有足夠一生享用的財富，卻不快樂，反問自己這樣的富貴是否快樂；後來在一個輾轉反側的凌晨，找到了正面答案：金錢用得其所，就是“內心的富貴”。所以，我的內心，一日比一日富貴。
人物週刊：您今年已經85歲，回首過去，您覺得自己做得好的地方有哪些？是否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如果有，您認為是什麼？
李嘉誠：我自問無論如何努力，仍發現沒有一個人能解決所有問題；如果可以重新開始，我可能會考慮選擇參政。
我一生勤奮， 面對不開心的事仍然保持愉快心境，因我此生無憾，生活簡單而有規律，擁有的資產一分一毫均從正途而來；即使有容易賺錢的機會，但對幾個有疑問的行業也堅決不參與。
遺憾的事是沒有早點成立基金會。
世上無完人，一個人即使做到99.9%的好，只要有0.1%誤會的瑕疵，只要他是名人，也會遭到嚴厲的攻擊。
人物週刊：您出現在世人面前總是非常簡樸，眼鏡、手錶都非名貴之物，對於您來說“工作的意義是否就是工作”，我們很好奇，除了攝影和高爾夫，您還有別的樂趣麼？分家之後，您有多少業餘時間？您是如何安排的？
李嘉誠：人要在工作中發現人生，生活就樂趣無窮。
我每天都樂於為股東或基金會付出時間和精力，數十年如一日，（說笑語氣）我可能是公司“請病假”最少的人之一。
最大的樂趣是為公司打造良好的基礎，也令從事公益事業的基金會資產不斷膨脹，賦予其生命，這一切都會令我每晚笑著入夢。
看書是我最大的享受，我年紀雖長，每晚仍會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很多時候午夜或天亮醒來時，書本擱於胸前或落在身旁，直至今天，這個習慣依然保持不變。
人物週刊：您的人生觀是什麼？
李嘉誠：第一，走一條正路去求理想。第二，作為中國人，要做對自己民族有貢獻的人。在國內很多大學捐建的建築，我都堅持不肯寫上自己的名字。汕頭大學，90%的建築都是我捐款，我唯一要求是不要寫上我的名字。
人物週刊：您曾說過永不退休，現有退休計劃嗎？
李嘉誠：沒有。但希望跟別人一樣，生活在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裡。
人物週刊：您覺得兒子在商業才能上哪一點比您強？
李嘉誠：坦白來說，他跟我年輕的時候一樣，我年輕時不喜歡應酬。Victor不喜歡的程度比我更甚。他是好丈夫、好父親，有空的時候都是跟家人過著正常的家庭生活。Victor做事認真，工作努力，對公司業務情況絕對清楚，心思細密，財政保守，跟公司同事關係非常好。（問：他在商業方面的判斷？）因為他了解外在環境情況，可以作出正確的判斷。（問：哪方面比您強？）至少他英文程度比我好，他的爸爸比我的好。（笑）但並不是我的爸爸不好，是因為戰爭。
人物週刊：另一個兒子呢？
李嘉誠：兩個兒子都聰明，但性格不同，我非常愛他們。大兒子Victor循規蹈矩，工作認真，不偷懶；小兒子Richard也聰明，很靈活，雖然喜歡玩，但認真做自己的事業，這幾年他的事業有大改變，讓我安心不少。
人物週刊：您恐懼死亡嗎？
李嘉誠：我不懼怕死亡，為什麼呢？假如我是一盞燈，能夠照耀一條路，還留下有生命的基金會，沒有人可以破壞這個基金會，我一代代的兒孫及基金會的同仁，他們就是服務，而不能從基金會得到任何利益。這個基金會擁有自己的資產，足夠讓它繼續做過去和現在進行的公益事業。
人物週刊：您是華人之光，不僅因為鉅額財富，更因為財富之外的拼搏精神和回報社會的善舉，您的一舉一動都備受世人關注，您是否有計劃出一本詳細的傳記，系統分享您這一生的寶貴經驗？
李嘉誠：不敢說我是華人之光，只可以說從小到現在以及未來，我深愛自己的民族。回想起我生長於抗日戰爭期間，國家被侵略，面對貧病、失學，於是發心要終我一生，讓基金會擁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繼續為國家、民族作出貢獻；以捐建汕頭大學為例，成立至今30多年來，我坦然面對任何困難甚至是忍受屈辱，對汕大也不離不棄。
不少好友遊說我出版傳記，若干年前我也曾在一個月裡，每天花三分之一時間與專門小組整理和撰寫傳記的數據，不過，有一天突然想到這類傳記可能會涉及其他不少人，難免對別人有所影響，最後決定把所有數據封存，不再繼續。
2013年6月28日，李嘉誠（中）出席汕頭大學畢業典禮
人物週刊：您希望百年之後，後人如何評價您？
李嘉誠：不會想這些事情。我一生希望，成為一個有價值的國民，擁有有價值的人生。
人物週刊：如果讓您選擇墓誌銘，您會說什麼？
李嘉誠：如果真的要寫墓誌銘，我會選擇一直支持我每天充滿鬥志的一句話：建立自我，追求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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