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麗·瓊斯著《愛德蒙·伯克與現代保守主義的發明，1830-1914：一部思想史》
2017年，艾米麗·瓊斯（Emily Jones）的新著《愛德蒙·伯克與現代保守主義的發明，1830-1914：一部思想史》（Edmund Burk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Conservatism, 1830-1914: An Intellectual History），是近年來繼大衛·布羅姆維奇的《愛德蒙·伯克思想傳記：從宏大與美到美國獨立》（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Edmund Burke: From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to American Independence）和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的《帝國與革命：愛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Empire and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Edmund Burke）兩部影響深遠的伯克研究之後，又一本探討伯克政治哲學思想的重要論著。瓊斯與大衛·布羅姆維奇和理查德·伯克的一個共同出發點，是通過將伯克的思想納入具體的歷史、政治和智識語境，還原其更加豐富微妙和深刻複雜的特徵，並進一步對伯克是“現代保守主義之父”這一廣為流傳的簡單教條提出質疑和反駁。然而，瓊斯採用思想史與接受史相結合的方法，從新的視角審視了伯克在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史中聲譽和地位的演變，以及伯克的思想遺產如何逐步發展為英國保守主義力量的重要政治資源。瓊斯的論述不僅系統地追溯了十九世紀眾多著名政治家與思想家所推崇和塑造的伯克，也通過伯克的接受史有力地展現了十九世紀英國社會獨特的政治和思想風貌，以及這一時期政黨政治與思想話語之間的相互交織與滲透。
大衛·布羅姆維奇：《愛德蒙·伯克思想傳記：從宏大與美到美國獨立》
理查德·伯克：《帝國與革命：愛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
瓊斯的分析框架借鑑了著名思想史學家斯特凡·柯里尼（Stefan Collini）探討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在維多利亞晚期的接受史時，提出的政治思想家成為公認的經典通常會經歷四個重要階段的觀點。在第一個階段，這位思想家生前的論斷和立場仍被認為與當代的核心政治議題息息相關，其觀點也時常被引用或論及；在第二個階段，當世的一些智識人士，甚至包括少數政治家，被認為是這位思想家的“信徒”，他們在公共領域主動運用這位思想家提倡的原則；在第三個階段，思想家變成了思想權威，或者某個思想傳統的一個重要象徵或組成，在一些關鍵的歷史時刻，和這位象徵性人物站在一起或者和他劃清界限顯得非常有用；在第四個階段，這位思想家與當前的政治討論已無太多關聯，但被公認已經獲得某種經典地位，或者已經成為純粹學術研究的對象。這四個階段之間常有交叉重疊，並不存在嚴格的界限，而瓊斯對伯克如何成為英國保守主義傳統的經典思想家的考察，和柯里尼描繪的一般情況也並不完全吻合。然而和柯里尼一樣，瓊斯認為進入上述第三階段的思想家對研究各種思想傳統的歷史學家尤為重要，這也是瓊斯所刻畫的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史中的伯克最引人入勝的部分。
瓊斯首先回顧了伯克在十九世紀英國憲政政治中的影響。憲政問題在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和思想中佔據著突出地位，而其間兩大主要黨派，自由黨及其前身輝格黨、保守黨及其前身託利黨，都高度認可伯克的憲政熱情以及他對英國憲政的歷史形成與獨特架構的深刻洞見，並時常在議會內外等公共論辯場合引用伯克的憲政理念與主張。伯克關於英國憲政機制如何在歷史進程中逐步發展與鞏固的論述，不同於當時英國的激進政治思想家邊沁和盧梭等一些法國思想人物強調的“載諸紙面的憲法”，及其所包含的機械化政治哲學，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得到英國不同政治派系的普遍支持。
當然，不同黨派在援引伯克的憲政思想時側重明顯不同。輝格/自由黨著重指出伯克在早期論著中極力捍衛的議會主權和憲政自由主張，尤其是1770年代伯克在《對當前不滿原因的思考》中對王權和“國王之友”的政治影響的抨擊，以及在《論北美殖民地的稅制》和《論與北美殖民地和解》等一系列圍繞北美問題的演講中關於公民和貿易自由的論說。《對當前不滿原因的思考》被輝格/自由黨人奉為關於政治統治的權威性著作之一。伯克在文中關於政權、民意和民情關係的雄辯論述，比如“君王是民眾的代表；上議院的貴族們也是；法官們亦然。他們都是民眾的受託人，下議院也一樣；因為權力的授予從來不只是為了權力持有者本身的利益；雖然政府無疑是一個具有神聖權威的機構，但是它的組成，還有管理它的那些人，都源自民眾。[……]一個下議院的德性、精神和本質在於它明確傳遞了國民情感。它的建立不是要控制民眾，而是為了民眾而設計的管控力”，也被輝格/自由黨人視作充滿智慧和遠見的政治準則。與之相反，託利/保守黨則尤為強調伯克在《反思法國大革命》等晚期作品中對君主政體、憲政平衡、貴族體制、財產權、文化習俗和社會風尚等作出的辯護。包括保守黨創始人羅伯特·皮爾勳爵（Sir Robert Peel）在內的不少託利派人士，也深受伯克關於激烈變革會帶來顛覆性社會後果的闡述所影響。
《對當前不滿原因的思考》
《論北美殖民地的稅制》
兩大黨派對伯克思想的取捨，在1832年議會改革期間也有明顯的表現。伯克早期的論著被用來為改革提供重要的理據，而《反思法國大革命》等晚期作品中的思想，則成為反對改革的有利論證。瓊斯敏銳地指出，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伯克的憲政思想、能言善辯和文采斐然雖然在英國政界和思想界廣受認可，而且他的雄辯也為他贏得了現代西塞羅或狄摩西尼的稱號，成為有志於競選下院議員的人士學習的榜樣，但是不同政治陣營內對伯克的思想與政治實踐也存在批評和爭議。輝格黨內不乏指責伯克分裂政黨的聲音，他們認為伯克與查爾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領導的輝格黨的決裂，導致輝格黨做了近四十年的反對黨，直到1830年代初議會改革期間才得以重返執政舞臺。而伯克在《反思法國大革命》中將1688年形成的憲政體制視為憲政發展的頂點，具有神聖不可改變的地位，更是與輝格黨主導的議會改革背道而馳，在1832年議會改革之後顯得陳舊過時。另一方面，伯克早年對君主特權的強烈譴責始終讓托利黨人耿耿於懷。伯克的愛爾蘭身份，他與天主教的一些關聯——比如伯克的母親和妹妹是天主教徒，伯克因為支持對天主教徒的救濟和與愛爾蘭的自由貿易丟掉了在布里斯托爾的議席，還有傳聞說伯克在臨終前秘密皈依了天主教等等，以及伯克對首任印度總督黑斯廷斯不遺餘力的彈劾，也令篤信英國國教和大英帝國威嚴的托利黨人始終對伯克心存芥蒂。此外，包括威廉·科貝特（William Cobbett）在內的一些政治激進人物甚至攻擊伯克的人品和政治動機。按照他們的說法，伯克是一個自私的機會主義者，沒有自己的立場和真正的信念，他唯一的原則就是取悅和效忠他的保護人，以此獲得他們的資助和支持。甚至認為法國大革命讓伯克精神錯亂的說法也並不少見。
儘管對伯克的種種批評掩蓋不了對他的政治思想和雄辯風格的普遍欣賞，但是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伯克並未被認為具有連貫的政治哲學思想體系，也尚未被視為保守思想的偉大先驅。對伯克的評價往往帶有明顯的文學色彩，比如著名歷史學家麥考利就稱伯克是“米爾頓之後最偉大的人”。瓊斯還通過深入分析保守黨著名領導人物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eali）對伯克的態度，進一步論證了這一觀點。迪斯雷利對伯克的才華和智慧，尤其是伯克將豐富的想象力、敏銳的感受力和強大的表現力融入政治演說和論證的天分極為讚賞，可對他的政治地位評價並不高。伯克是看似改旗易幟實為“徹頭徹尾的輝格派”，而託利黨的奠基人博林布魯克（Bolingbroke, Henry St. John）和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才是迪斯雷利推崇的偉大政治家。
伯克成為政治思想史上無可置疑的重要人物，還要歸功於1860至1870年代多位聲名卓著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和史學家對他的高度評價，其中約翰·莫利（John Morley）寫的兩部伯克評傳，萊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在其鴻篇鉅著《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史》中對伯克思想的深入解讀和讚賞，以及菲茨詹姆斯·斯蒂芬（Fitzjames Stephen）、佩恩（E. J. Payne）、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愛德華·道登（Edward Dowden）和萊基（W. E. H. Lecky）等人從政治哲學、法學、歷史與文化批評等多重角度對伯克的深刻評論，成為伯克批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些作者的論述和側重雖不盡相同，但他們都強調了伯克的政治和憲政思想的內在統一，以及他傑出的智思與慷慨的品德，扭轉了之前存在的伯克的思想前後不一、行為動機令人可疑等觀念，也為1880年後在更深遠的層面上對伯克的重新評價奠定了學理和思想基礎。
在這些自由主義者看來，伯克在整個政治生涯中面對時勢與權力關係的改變，始終努力維持憲政平衡。他的《反思法國大革命》等晚期論著更加充分地表達了他素有的自由理念：自由是“真實”而非抽象的，同時憲政自由要與秩序和節制相結合，權利也要與責任相對等。正如莫利所言，伯克深諳“政治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以道德為標準的經驗的藝術”。莫利認為伯克將政治實踐與思想融為一體，不僅在原則上是一致的，而且伯克把公共生活視作“檢驗、探求和有效運用道德思想的領域”，他“以一種深邃的洞察力審視政治活動中各種理念及其淵源，並從中構建一個完整而連貫的體系”。阿諾德也稱讚道，伯克的偉大在於他超越了狹隘的黨派利益紛爭和思維定勢，“將智識思考帶入政治生活，讓政治充滿思想的光輝”。
約翰·莫利：《愛德蒙·伯克》
瓊斯對這些作家思想的細緻梳理，圍繞一個承前啟後的歷史問題展開：為什麼1860年代前後會有一個自由派知識群體對伯克那麼著迷？瓊斯總結了包括約翰·布羅（John Burrow）等思想史學家圍繞莫利這一代智識精英對十八世紀思想傳統的興趣，以及伯克的思想與維多利亞中期影響深遠的達爾文主義、功利主義和孔德的實證主義等思想體系的關聯與差異等展開的論述。但瓊斯進一步指出，對莫利和斯蒂芬這些人而言，十八世紀並不是歷史的過往，而是之後宗教、政治和哲學發展的思想根基，用斯蒂芬的話來說就是過去與現在的“交叉地帶”。換言之，這些自由派評家對伯克的審視，體現了他們面對日益複雜多變的社會思潮和政治環境，力圖把握歷史發展脈絡，尋求具有普遍價值的政治理念和實踐原則來推動社會進步的努力。
莫利筆下的伯克既是一個行動的哲學家，也是一個和洛克一樣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他指出，《反思法國大革命》是最早顯示出“洛克提出的政府論和哲學思想既沒有涵蓋關於人性的全部真相，也沒有揭示其最深刻的真相”的偉大著作。伯克的論述通過展現“純粹個人理性主義”的負面後果，開啟了之後一代人在整個思想領域對此作出的反應。萊斯利·斯蒂芬對伯克的社會思想中包含的有機主義和歷史維度的深入闡述，也進一步論證了伯克的社會觀與“純粹個人理性主義”的區別。根據他的分析，伯克認為“社會是一個活的有機體，具有無限複雜的結構，對其組成部分也有著密切的依賴性，因此政治家們需要仔細研究它的健康發展規律。而對法國的革命者們來說，它是獨立的個體單元組成的集合，由一套先驗的準則來調節”。社會有機體並非朝夕建成，而是經由歷史的長河不斷生長演化，社會的各部分組成也在發展過程中形成微妙複雜的互動關係，因此以突然性的重建來改革社會不切實際，反而會破壞社會有機體的活力和發展。萊斯利·斯蒂芬深受達爾文思想的影響，因此對伯克思想中的歷史演進觀念尤為贊同。莫利在1879年的伯克評傳中也總結並預言道，“當前常用的歷史方法，與自然科學領域的某些主導概念相適應，讓人們用一種不同的視角打量社會，而伯克的準則對此非常適用；很可能今後二十年裡對伯克的論述要比過去整整八十年裡還要更頻繁、更嚴肅”。
然而，瓊斯注意到莫利等人並非一味推崇伯克，他們對伯克思想中的保守傾向也有所批評。在他們看來，伯克對宗教信仰的捍衛，以及他對有序世界的神聖性的信奉，阻礙了思想自由和對既定規範的質疑，因而也限制了對確保人類未來進步的“真理”的探求。萊斯利·斯蒂芬指出，伯克雖然理解社會有機體本質上的延續性，但他沒能看到宗教信仰體系、乃至更普遍的政治和社會當中腐朽的部分，以及相應的新觀點和信念的萌生。莫利和歷史學家J.R.格林都曾描述過伯克性情中趨於保守的一面。伯克認為“用古怪或反對的眼光看待既定觀念之根基的人,要麼傾向於混亂無序，要麼傾向於無神論，要麼傾向於放蕩不羈”。值得注意的是，伯克的“保守主義”在這些解讀中依然帶有明顯的自由主義色彩。根據格林的解釋，伯克的“保守主義不是出於對不作為的熱愛，而是來自對社會秩序的價值感，以及對現存的所有一切富有想象的尊崇”。這種對秩序和現有社會機制的尊崇，在莫利看來，是伯克歷史保守主義的重要特徵，同時也是伯克批判英國殖民者在印度等屬地強取豪奪、破壞秩序的思想來源，因此莫利把伯克稱為“保守精神所吸引到的最偉大的天才”。菲茨詹姆斯·斯蒂芬也稱伯克為“現代自由保守主義”的奠基人。
伯克真正被納入重塑的託利或保守傳統當中，成為保守主義的一個旗幟性人物，則始於1886年的《愛爾蘭自治法案》，而伯克在政治思想領域的“保守主義化”，又與現代保守傳統的形成與發展密切相關，這也是瓊斯書中最新穎重要的一個論點。1880年代初期，伯克作為思想家的身份仍然相當靈活，並未被任何狹隘或特定的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傳統所獨有。格萊斯頓政府提出的《愛爾蘭自治法案》，允許愛爾蘭在都柏林建立自己的議會，成為關乎1801年《英愛統一法案》和英國議會主權的憲政問題，引發激烈的爭議和論辯，也將自由黨分裂為格萊斯頓派和反對自治的自由統一派。格萊斯頓極為欣賞伯克的思想，他在這場社會論辯中大量引述伯克，使伯克的作品逐漸成為各方熱衷運用的重要論據。根據瓊斯詳細的分析，格萊斯頓和他的支持者們藉助伯克關於北美問題的演說，尤其是《論與北美殖民地和解》闡述的承認北美殖民地議會但保持王國統一的和解思想，強調自覺自願的政治紐帶在維繫英愛統一中的重要性，並通過伯克對自由的強烈呼籲，指出在愛爾蘭問題上，英國面臨在“自治”與壓制之間作出道德選擇。格萊斯頓還引用伯克對亨利·格拉頓（Henry Grattan）1782年領導的愛爾蘭議會的支持，力圖說明愛爾蘭自治在歷史上有憲政先例可循，自治是最終目的，不會導致英愛分道揚鑣。伯克的愛爾蘭身份以及與天主教的關聯，也被格萊斯頓用來論述如何贏得愛爾蘭受天主教影響的民眾的愛戴。
反對愛爾蘭自治的自由統一派包括之前提到的阿諾德、萊基、道登、斯蒂芬兄弟，以及法學家戴雪（A. V. Dicey）、科學家赫胥黎和約翰·丁達爾等眾多知識界名流。最初利用伯克的思想反駁格萊斯頓派論點的人也來自這一群體，而不是保守黨。瓊斯把他們的觀點歸納為四個方面：第一，認為自治會導致愛爾蘭少數派新教人群受到壓迫，而伯克對受壓迫群體的公民與宗教自由的辯護為論證提供有利支撐；第二，指出伯克在後期作品中對1782年的愛爾蘭議會表達的疑慮，而且伯克當年的論述針對的形勢與現在明顯不同；第三，借鑑伯克提出的保持約定立場的連貫性和不在武力威脅下做決定的指導原則，強調自治既破壞英愛統一，也帶來諸多不確定性；第四，堅稱自治是一場憲政革命，伯克的《反思法國大革命》及其它晚期作品成為反對這場革命的防禦武器，伯克也被形容為最早的統一主義者。自由統一派還將自由黨的分裂與法國大革命後伯克及眾多輝格黨人與福克斯領導的輝格黨決裂、轉而支持保守派的小威廉·皮特政府作比，並最終和保守黨結成政治聯盟，共同反對自治法案。
自由統一派與保守黨的結合，也將更多伯克的思想遺產帶到了保守黨。1893年格萊斯頓提出第二個自治法案時，保守黨已大量運用伯克的思想和全部作品予以反駁。伯克越來越被視為保守黨與自由統一派、而非格萊斯頓領導的自由黨的政治資源。與此同時，自由統一派願意投身其中的保守黨也不再是冥頑不化的反動派，到了十九世紀晚期，他們開始建立自己的傳統和價值體系，包括謹慎的改革和國家有機體的和諧等等，試圖以此超越物質的不平等，獲得跨階級的支持。保守黨著名領袖索爾茲伯裡勳爵（Lord Salisbury）的兒子休·塞西爾（Hugh Cecil）指出，《反思法國大革命》中有六大主題是保守主義思想永恆的根基：宗教的重要性及國家對其價值的認可；憎惡政治和社會改革過程中個體遭受的不公正；對無視現實中必然存在的等級及區分的革命性平等觀念的抨擊；私有財產的神聖性及其對社會福祉的必要性；人類社會是一個帶有諸多神秘性的有機體概念；歷史連續性以及儘可能漸進變革、減少混亂的重要性。塞西爾還指出，現代保守主義誕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後，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抨擊賦予保守主義運動厚重的哲學信念和宗教鬥爭的熱情。
《反思法國大革命》
除了政黨意識形態和現實政治領域，在思想層面也出現了大量論述保守主義的歷史發展與理論體系的著作。伯克的社會有機體以及歷史演變觀念，在這些論著中尤其重要，這也是伯克接受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相比1860年代的自由派知識群體，1880年代後期伯克的擁護者，包括亨利·西季威克、D. G. 裡奇和約翰·麥康等人，大多具有道德科學和哲學學術背景，他們從更加抽象的層面論述了伯克關於國家的“歷史有機主義”政治哲學思想。在這一思想體系中，國傢俱有一種集體意識，超越了個人慾望的簡單疊加，而整體性與地方性也存在著有機統一。伯克強調的一個個社會“小單位”，通過不斷成長擴大逐步融入國家大集體當中。這些學者以及他們的信徒在學界和不斷擴張的教育領域的深遠影響，也極大地推動了伯克的思想在更廣泛範圍內的傳播。瓊斯指出，到了1914年一戰爆發時，英國政治思想界已普遍認為1790年伯克的《反思法國大革命》的發表，標誌著一種有機歷史保守主義思想和政治傳統的出現，儘管事實上，英國保守主義作為重要的思想體系，產生於1885-1914年，伯克也是在此期間獲得了他至今依然享有的“現代保守主義的創始人”這一經典地位。
瓊斯通過豐富翔實的文本史料，細緻敏銳的鉤沉索隱，清晰地描繪出伯克在十九世紀的保守主義化所經歷的漫長過程。這一過程既伴隨著兩大政黨的重組與整合，也見證了藉由黨派意識形態和智識思想領域構建生成的保守主義傳統。瓊斯書名中所取“發明”一語，乃是借鑑霍布斯鮑姆提出的“傳統的發明”這一概念，闡釋伯克的保守主義化與保守主義傳統的形成和發展密不可分。在瓊斯的論證中，愛爾蘭自治問題無論對黨派政治，還是政治思想的演變，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而十九世紀的憲政問題也是瓊斯梳理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史中的伯克的一條核心線索。憲政之外的社會經濟議題，比如十九世紀末導致自由黨和保守黨進一步分裂的關稅改革爭議，還有道德風尚因素，比如維多利亞時期盛行的道德思想話語對伯克接受史的影響等等，在書中著墨並不多。然而，瓊斯將現代保守主義的奠基人置於更寬廣活躍的歷史場域，呈現了對其思想更豐富複雜的接受歷程。誠如她的論述所闡明的，學術研究本身也將思想家的經典地位帶入又一個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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