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21岁的徐树铮从萧县老家跋山涉水来到济南，欲投效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不料代袁世凯前来验成色的朱钟琪是个有眼无珠的庸人，话不投机下，庸人很不耐烦，片言之后便让徐树铮吃了闭门羹。
此后的一段时间，自视甚高的徐树铮滞留在济南小旅馆里，每日借酒消愁，不知前途在何处？
可谁能想到，这一惆怅滞留竟留出个天涯逢伯乐。
一日，北洋之虎段祺瑞到旅馆访客，始一进门就注意到了正在厅堂里写楹联的徐树铮。据说第一眼段祺瑞就很欣赏徐树铮与生俱来的气度，再一看写的字，北洋之虎几乎当场就下了定论，此年轻人，千里马也。
有这定论后，段祺瑞问徐树铮，是否愿意在他手下做事？
徐树铮没有满口答应，而是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句，值得就则可就。
好一个伯乐与千里马的一识一抬头。
识得这匹千里马后，段祺瑞对徐树铮的栽培可谓是不遗余力。1905年，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三年振武学校，两年陆军士官学校，1910年回国，正赶上风云际会、一展身手的好时候。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不负时势！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因冯国璋未能领会袁世凯两头取利的奸雄术，段祺瑞临危受命以第一军统领兼湖广总督的身份替换上场。此时的徐树铮早已不是小角色，若是从即将上演的那三出大戏看，说此时的徐树铮是北洋之虎的智胆、利爪，那是一点不为过。
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徐树铮助段祺瑞上演的那三出大戏，也就是所谓的三造共和。
大局激荡，事前诸葛才是真赢家。
自袁世凯一头震慑革命党，一头拿捏清廷的局面形成后，身在阵前、手握重兵的段祺瑞要想拿下不日之后的头名之功，不仅需要辨识乾坤走向的大局观，更要有独领风骚的霸道雄才。
北洋之虎当然不缺这两样东西，但徐树铮在其中起的作用亦不容小觑，他不仅给段祺瑞献了先声夺人之策，更是直接执笔轰出了那道响彻九州的霸道电文——“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正是因为有了这道徐操刀，段领衔，众将联名的劝退电文，清廷再无周旋的勇气。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下退位诏书，两百多年的清廷就此覆灭。
细细品来，这实在是咄咄逼人的致命一刀，段祺瑞一造共和，徐树铮几乎就是其锋刃。
接着说二造共和。
如果说一造共和，徐树铮辅佐段祺瑞唱的是顺势而为的话，那二造共和两人唱的就是强势不为。咫尺之内，藐视、对抗意欲称帝的袁世凯，这事一般人绝无胆量干，但段祺瑞、徐树铮却用主从配合的方式干下了。
在袁世凯的眼皮子底下，段祺瑞的硬支撑了徐树铮的狂，而徐树铮的狂无形中也彰显了段祺瑞的硬。
一硬一狂，袁世凯黯然神伤，这二造共和的美名实在是力挺的很。
再说三造共和。
三造共和中的徐树铮就更不简单了，锋芒毕露变成了腹黑纵横，那一计上屋抽梯、一石三鸟，阴损中透着张狂，张狂中藏着机关算尽，那连环坑挖的，放进整个北洋时代都算排的上号的权谋大戏。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手握实权任国务总理，一个不甘做橡皮图章，一个不甘位居人后，府院之争在所难免。
1917年盲目乐观的黎元洪率先发难，罢免了段祺瑞。表面上看，黎元洪似乎占据了上风，其实不过是被人诱进了坑里。黎元洪这所以敢这么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勋宣称他要进京调停，挺黎抗段。可让黎元洪没想到的是，张勋所谓的进京调停不过是打出来的幌子，他真正要干的其实是借机复辟。而张勋之所以敢复辟，很大程度上又是受了徐树铮的怂恿，徐说了，只要能达到驱逐黎元洪的目的，一切手段芝老（段祺瑞）在所不计。
瞧瞧徐树铮的算计，先让张勋把黎元洪埋坑里，自己再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把张勋埋坑里，如此一来，黎元洪必废，张勋必臭，自家的主公段祺瑞则必是名利双收。
高明的纵横博弈莫过于此。
这家伙在被动中看到的不是挨打，而是见缝插针、一石三鸟的大赢机会。经他这一番算计，当初的被动无形中成了抛出去的诱饵，先诱打手虐对手，再拿正义灭打手。
助段祺瑞拿下三造共和的大功时，徐树铮仅仅只有三十六七岁。单看这三件大事，徐树铮确有乱世雄才的味道，大势面前，能辨，能扛，能逆。但和袁世凯、张作霖这些北洋巅峰人物比，徐树铮明显还是逊色不少的。
逊色在哪里呢？
不在其才，在其道。
纵观历史，决定一个人风云高度乃至结局的关键，从来不是你的雄才有几何，而是你的雄才落到了哪条道上。落到正道上，巅峰必期；落到歧途上，深渊必坠，并且是越有才坠的越凶。
那什么是正道？什么又是歧途呢？
简单说，懂得敬畏，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正道；反之，毫无敬畏，无所不为就是歧途。
很遗憾，自协助段祺瑞再登总理宝座，皖系势力达到极盛之后，徐树铮慢慢地就走向了一条杀伐甚重、无所不为的歧途。
总之，在助段祺瑞去实现武力一统天下的春秋迷梦时，他祭出的不是狠手，就是杀招。
依旧用三件大事来讲一讲。
第一件。黎元洪被驱，张勋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后，段祺瑞主要的对手是昔日袍泽，老直系首领，代理大总统冯国璋。
势力极盛的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全国，进而彻底掌控庙堂权柄。冯国璋当然不会配合他唱这出春秋大戏，于是推出所谓的“和平混一”，说白了就是边拆段祺瑞的台，边树自己的权威。
搞黎元洪时，徐树铮用的是上屋抽梯的损招，现在轮到对付冯国璋了，徐树铮则直接祭出了“割肉饲虎”的狠招。
这虎指的是谁呢？
东北王张作霖。
1917年2月，徐树铮秘密出关面见张作霖。见到张作霖，徐树铮直接甩底牌，政府有一批日本军械不日将运抵秦皇岛，只要你入关助皖打直，这两万七千件军械你可以用我手里的条子截走。
此时的张作霖正苦于扩军没有军械，一听有这好事，立马拿出了胡气十足的魄力，妈了个巴子的，干！
2月22日，奉军直奔秦皇岛，强行截下了这批军械。
得知这个消息后，不仅冯国璋震惊，就是段祺瑞也是惊愕不已。
他指责徐树铮，你这是教猱升木。
徐树铮反问，教长江三督升木者是谁？
言下之意，你太软，看我如何帮你搬回来。
由此一件事就能看出来，这家伙为达目标，根本不惧养虎为患。
第二件。以如此重礼诱张作霖入关后，从某种程度上讲，徐树铮确实达到了目的，皖系全面压制了冯国璋的直系。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暗中配合冯国璋拆皖系台的北洋老资格引起了徐树铮的仇视，此人即是袁世凯时期的军法处掌门人——陆建章，一个专门帮袁世凯干脏活的屠夫。
在徐树铮之前，北洋后生直接干掉老前辈的事几乎没有，老前辈之间更没有。论袍泽，留余地，不下死手，这是北洋时代大家心照不宣的规矩，但到了徐树铮这里，嚣张跋扈下哪还有什么规矩可讲。
就这样，陆建章被诱到天津后，被徐树铮一枪崩掉了。
在一个讲规矩的时代，如此坏规矩其实就是给自己挖坑。看看后来就明了了，整个北洋、民国时期，坏规矩的几乎都没能善终，越有名结局越血腥。
第三件。
这第三件事很值得重点讲一讲，因为其中的意味特别深长。
当一个人走进歧途后，最可怕的不是你现实的敌人有多少，而是你无论怎么干都树敌，干坏事树敌，干好事同样树敌。
直白地讲，歧途之上，越厉害，路越窄。
坏规矩枪杀陆建章其实只是徐树铮得势时干的一桩离谱事，除此之外，这样尽失人心的事他还干过不少，例如他搞的安福俱乐部——总之，飞扬跋扈、无所顾忌让他和段祺瑞的敌人越来越多。
虽还未到群起而攻之的程度，但离这种局面也不远了。
然而就在这种外盛内紧张的局面下，徐树铮却再一次展现了他的“雄才大略”。
1918年10月24日，由安福系选出却不愿受其控制的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对徐树铮来了一招调虎离山，在几方争斗的关键时刻，他把徐树铮支去日本观操去了。
等徐树铮观操回来，旨在反皖的和平会议已经拉开了帷幕。
让徐世昌未料到的是，徐树铮此次没有搞锋芒毕露的直接对抗，他一个转身，到西北筹边去了。这是枭雄手笔呀，不争一时长短，搞好了就是先西北为王，再寻机卷土重来。
事实上，徐树铮当时的格局比这更高，他盯上了外蒙的问题。他想干什么呢？他不仅要西北练兵，还想趁着当下有利形势，来个一举收复外蒙，从而让自己以及自己身后的皖系重新占据时局制高点。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宏大战略，接下来才会有他一夜之间收复外蒙的壮举。
客观地讲，收复外蒙这一壮举的确展现了徐树铮的霸道雄才。虽然带去的兵不多，但敢说那样的硬话，整个北洋时代恐怕也没几人。
“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
按理说，手段如此凌厉地收复外蒙，徐树铮理应受到“民族英雄”式的礼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北洋大佬们内心固然折服，但形成的结论却是这样的——绝不能让此人真正得势，否则我们都没活路。
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徐树铮为国家立了大功，但等待他的却是围攻。
这就是走上歧途最大的代价，一旦坏了规矩，失了德，越有壮举，他人越想剿杀你。
还是袁世凯当初看的准：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
说到底，乱世下，雄才不入正道，命好的最终没机会，命坏的多半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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