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之際，長江下游地方的吳國和越國相繼強大，曾經發生過激烈的軍事競爭，並參與了爭奪中原霸權的戰爭。在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活動的時代，吳越一時成為戰爭的焦點。范蠡作為越國重臣，曾經是“吳越春秋”政治表演的主角之一。在輔佐勾踐成功地復國並戰勝吳國之後，范蠡毅然離開政治漩渦，隨後以商人身份取得經濟成就。
范蠡以兵戰和商戰的兼勝以及政治功名和經濟利益的雙贏，成為人生智慧的標範。明人王鏊吳越行舟，面對“漠漠輕風不滿帆，小船載酒舳艫銜”，“白鳥斜飛驚鼓吹，青山倒影動松杉”情境，有“陶朱事業今安在”的感嘆。對“陶朱事業”的懷念，自然生成於千古士人對治國平天下的策略、功名與人生的關係以及富貴追求的方式等歷史文化問題的思索之中。
司馬遷將范蠡在越地、齊地、陶地生活空間的轉換，稱作“三徙”、“三遷”。《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寫道:“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其實，可以說范蠡在這樣三個階段的明智思考與合理抉擇成就了“陶朱事業”:救國滅吳，施展了軍政謀略;去越辭官，顯示了人生智慧;治產致富，體現了經營才華。
吳越戰爭中，吳強越弱，勾踐不聽范蠡勸諫，竟然先自出擊吳軍，導致會稽慘敗。《國語·越語下》記載: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
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兇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兇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述:“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兇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兇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國語·越語下》記錄了范蠡為勾踐設計的救亡復國策略以及范蠡本人的艱苦實踐: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鑰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
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 ‘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卒赦越，罷兵而歸。”
《國語·越語下》從標題看，記錄的幾乎都是范蠡事蹟:“范蠡進諫句踐持盈定傾節事”;“范蠡勸句踐無蚤圖吳”;“范蠡謂人事至而天應未至”;“范蠡謂先為之徵其事不成”;“范蠡謂人事與天地相參乃可以成功”;“越興師伐吳而弗與戰”;“范蠡諫句踐勿許吳成卒滅吳”;“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八件史事中，除“越興師伐吳而弗與戰”外，七件都因范蠡敘說。“范蠡諫句踐勿許吳成卒滅吳”則記錄了伐吳戰事中范蠡克敵制勝的堅定主張: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兇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
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範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餘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雒曰:“子範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范蠡會見敵國使者時“左提鼓，右援枹”姿態以及“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的果斷舉動，表現出一個老練的軍事指揮家的素養。《國語·吳語》記載公元前482年事，吳王夫差北上與晉定公會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也說范蠡是有獨當一面的軍事指揮功績的。《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則記述:范蠡與文種輔佐勾踐艱苦復國，終於“滅吳，報會稽之恥”，又“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史記·淮陰侯列傳》可見“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的歷史評價，也指出了范蠡對於越國救亡復興圖霸的重要作用。後人於是有“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的說法。
宋人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卷一指出:“《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相出入，辭氣奇峻，不類春秋時語。意者戰國之初為管仲、范蠡之學者潤色之。然圍之三年，以待其衰，必蠡之謀也。”論者以為《國語·越語下》范蠡之詞未必當時言語，然而指出“戰國之初”有“范蠡之學”，值得我們注意。“范蠡之學”，應是兵學。《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兵學名著“兵權謀”一類中，於《吳孫子兵法》、《齊孫子》、《公孫鞅》、《吳起》之後，列有:《范蠡》二篇。原注:“越王勾踐臣也。”隨後為“《大夫種》二篇”，原注:“與范蠡俱事勾踐。”《范蠡》二篇和《大夫種》二篇皆以為亡佚。王應麟曰:“《甘延壽傳注》、《左傳桓五年疏》、《文選潘安仁賦注》，並引《范蠡兵法》。”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引《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范蠡稱上將軍”事，指出:“可知蠡固長於用兵，以助勾踐雪恥興邦，卒成霸業。《漢志》著錄之兵書二篇，蓋其克敵制勝之要論也。唐人注書，猶多引《范蠡兵法》，則唐世猶有存者。顧《隋志》已不著錄，是傳本已稀。”顧實說:“唐人注書引《范蠡兵法》，則唐世猶未亡也。”可見范蠡作為軍事家，確實曾有兵學論著傳世。
明人徐伯齡說:“以文章舉進士不第，遂棄蝌鬥業，學擁劍，讀《太史公》《范蠡兵法》，曰:`熟此則取蘇秦黃金印易事耳。'”清人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四三《兵部二·營陣》:“范蠡兵法，先用陽後用陰，盡敵陽節盈吾陰節以奪之。其曰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蓋深於計者也。”可知《范蠡兵法》的長久影響。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司馬遷感嘆道:“勾踐可不謂賢哉!”確實，“范蠡等一批忠誠有智謀之士，為其制定和實施了一套正確的策略，達到強越弱吳的目標”。然而一旦滅吳，范蠡隨即出走。《國語·越語下》“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有如下記述: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據司馬遷在《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中的記述，范蠡其實有對於合作可能性以及個人安危的更深層的考慮: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
此後范蠡致文種書寫道:“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文種於是對行政取消極態度，“稱病不朝”。然而勾踐依然聽信“種且作亂”的讒言，逼文種自殺:“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文種於是被迫自殺。文種的個人悲劇，成為范蠡政治智慧的一種反襯。
范蠡拋棄顯赫名位，實際上也跳出了險惡的權力爭鬥的漩渦，人們以“超然辟世”、“全功保身”讚揚其明智。《史記·田叔列傳》有這樣的評論: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東方朔有“策同范蠡，忠合子胥”語，可知與伍子胥的忠直對等，范蠡的策慮，同樣形成臣子們心理與行為的正面標範。《說苑·雜言》:“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其“見遠識微”，表現出對“萌生之禍”的敏銳覺察和對“富勢”的透徹理解。范蠡之退隱，於是成為後來厭倦權爭走向山野的隱逸之士們的榜樣。所謂“悠悠千載五湖心”，“安用區區相印為”等稱譽，體現了其人格與智慧的積極的文化影響。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張守節《正義》引《會稽典錄》說到范蠡從政以前的身世:“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 ‘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 ‘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 ‘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范蠡在功成之後，再次復歸“狂人”身份，應當是重新回到了“佯狂倜儻負俗”的生活情境之中。
唐人汪遵《五湖》詩寫道:“已立平吳霸越功，片帆髙颺揚五湖風。不知戰國官榮者，誰似陶朱得始終。”辛棄疾詞《摸魚兒·觀潮上葉丞相》將“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煙雨“與”千古功名自誤”對照，意境尤為深沉。元人岑安卿“陶朱五湖客，相業霸于越”，“扁舟煙水間，千載仰遺烈”，明人汪廣洋“高情獨羨陶朱子，萬頃滄波一葉舟”等詩句，其實都是借范蠡故事表達了許多士人的共同的生活追求和情感傾向。
元人張雨詞作《太常引·題李仁仲畫舫》有“千古一陶朱”句，以其特殊之功業，區別於一般的“煙波釣徒”。在流亡生活中，范蠡將兵戰經驗應用於商戰，又實現了異乎尋常的財富增殖。正如明人所說:“陶朱公以處國則伯天下，以處家則累千金。”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表彰成功的實業家，范蠡是典型之一。司馬遷寫道: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則記載: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天下稱“陶朱公”。
“陶朱公”於是天下聞名。他在齊國再次謝絕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歸相印”，據說觀念背景是所謂“久受尊名，不祥”。後人“安用區區相印為”的讚美，應是直接針對范蠡放棄齊國相位的行為。古文獻著錄可見《陶朱公養魚法》、《經籍志三》范蠡《養魚經》、《經籍志下》《藝文志三》《陶朱公養魚經》。由此可知范蠡很可能曾經總結過具體的生產經驗。其經營內容，不僅是貿易金融，也包括產業。
范蠡的經濟活動，有“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的艱苦創業的情節，正如明人王世貞所謂“能自力致富者，陶朱公”。《說部·宛委餘編》《焦氏易林》稱其經營優勢為“善賈息資”、“巧賈貨資”。他注重“任時”，“候時轉物”，“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憑藉創造商業機會，利用商業機會致富而“不責於人”的作法，有啟示意義。《太平御覽》卷一九一引王子年《拾遺記》曰:“縻竺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家，有寶庫千間。”所謂“陶朱公計術”，應是巧妙的經營之術。
范蠡在陶地的經營，特別表現出對於經濟地理的敏銳眼光。史念海先生指出，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的經濟都會。“根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和《貨殖列傳》所載，范蠡既佐越王勾踐滅掉了吳國，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後來就輾轉到了陶。他對於陶十分注意，認為這是諸侯四通的地方，也是貨物交易的地方，因而他就在陶居住下來，經營商業。他個人既有經營商業的才能，陶又是‘天下之中’的經濟都會，所以他經營的商業獲得厚利，為當時和後世所稱道。”“范蠡到陶的時候，陶已經發達成為天下之中的經濟都會，致使范蠡留連不能捨去。其發達的程度超過了當時的任何城市。這種情形，自然是濟、泗之間新河道開鑿之後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范蠡除經濟地理之外，亦對交通地理頗有卓識。
《鹽鐵論·貧富》說:“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方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也肯定他得益於非凡的商業才能和經營技巧，而並非全靠剝削民眾。范蠡能夠“致貲累鉅萬”而“分散”其財，“富好行其德”的表現，也值得後世商家效仿。
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一八《招海賈文》所謂“範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並“範子”與“呂氏”事，也許自有深意。范蠡和呂不韋是先秦時期兼跨政壇與商界的兩位名人。他們都有執政生涯，也有指揮戰爭的經歷。
呂不韋以財富作政治投資，以財富影響政治方向。有學者指出，其“一生活動”體現出“以富求貴、以錢易權的交易”。也有人說:“他以超的智慧和膽略，獨自闢出了一條奇特的從政之路。”唐代詩人李商隱“嬴氏並六合，所來因不韋”的詩句，卷下《井泥四十韻》肯定了他對於秦統一這一歷史大變局的特殊功績。
范蠡則與呂不韋不同，是先有“平吳霸越功”，然後致富的。“呂氏”晚“範子”二百年，其“南面孤”的政治成功更為顯著，然而個人晚境的悲涼和最終結局的不幸，表現出與後者在“安陶朱”之“安”方面的距離。
《史記·呂不韋列傳》說:“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戰國策·秦策五》說:“呂不韋者，濮陽人。”有學者認為:“作為商人，遷居是常有的事。《史記》所說的可能是原籍，《戰國策》所說的可能是新居，濮陽離陶較近，而陶是當時的交通樞紐，也是各國間的貿易中心。‘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後來更名為陶朱公的范蠡就是在這裡‘三致千金’的。呂氏為了進一步發展自己的事業，把家移到陶的附近，是極有可能的。”[這種推想，將“呂氏”和“範子”聯繫到了一起。如果循此思路，則呂不韋曾經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陶朱事業”的影響，是很可能的。
討論“範子”和“呂氏”人生軌跡之異同以及他們的歷史表現對於中國古代吏人、商人和文人的不同的心理影響，可能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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