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长江下游地方的吴国和越国相继强大，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军事竞争，并参与了争夺中原霸权的战争。在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活动的时代，吴越一时成为战争的焦点。范蠡作为越国重臣，曾经是“吴越春秋”政治表演的主角之一。在辅佐勾践成功地复国并战胜吴国之后，范蠡毅然离开政治漩涡，随后以商人身份取得经济成就。
范蠡以兵战和商战的兼胜以及政治功名和经济利益的双赢，成为人生智慧的标范。明人王鏊吴越行舟，面对“漠漠轻风不满帆，小船载酒舳舻衔”，“白鸟斜飞惊鼓吹，青山倒影动松杉”情境，有“陶朱事业今安在”的感叹。对“陶朱事业”的怀念，自然生成于千古士人对治国平天下的策略、功名与人生的关系以及富贵追求的方式等历史文化问题的思索之中。
司马迁将范蠡在越地、齐地、陶地生活空间的转换，称作“三徙”、“三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写道:“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其实，可以说范蠡在这样三个阶段的明智思考与合理抉择成就了“陶朱事业”:救国灭吴，施展了军政谋略;去越辞官，显示了人生智慧;治产致富，体现了经营才华。
吴越战争中，吴强越弱，勾践不听范蠡劝谏，竟然先自出击吴军，导致会稽惨败。《国语·越语下》记载:
越王句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王曰:“为三者，奈何?”对曰:“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不问，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王弗听。
范蠡进谏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无是贰言也，吾已断之矣!”果兴师而伐吴，战于五湖，不胜，栖于会稽。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述:“句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国语·越语下》记录了范蠡为勾践设计的救亡复国策略以及范蠡本人的艰苦实践:
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为之奈何?”范蠡对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曰:“与人奈何?”对曰:“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王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曰:“请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于大夫，随之以国家之重器。”吴人不许。大夫种来而复往，曰:“请委管钥属国家，以身随之，君王制之。”吴人许诺。王曰:“蠡为我守于国。”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王曰:“诺。”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 ‘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句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句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句践请为臣，妻为妾。’……(吴王)卒赦越，罢兵而归。”
《国语·越语下》从标题看，记录的几乎都是范蠡事迹:“范蠡进谏句践持盈定倾节事”;“范蠡劝句践无蚤图吴”;“范蠡谓人事至而天应未至”;“范蠡谓先为之征其事不成”;“范蠡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以成功”;“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范蠡谏句践勿许吴成卒灭吴”;“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八件史事中，除“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外，七件都因范蠡叙说。“范蠡谏句践勿许吴成卒灭吴”则记录了伐吴战事中范蠡克敌制胜的坚定主张:居军三年，吴师自溃。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使王孙雒行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祸于吴，得罪于会稽。今君王其图不穀，不穀请复会稽之和。”王弗忍，欲许之。范蠡进谏曰:“臣闻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天节不远，五年复反，小凶则近，大凶则远。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则不远。'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王曰:“诺。”不许。
使者往而复来，辞愈卑，礼愈尊，王又欲许之。范蠡谏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夫十年谋之，一朝而弃之，其可乎?王姑勿许，其事将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许，而难对其使者，子其对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应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王孙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无助天为虐，助天为虐者不祥。'今吴稻蟹不遗种，子将助天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孙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鼋鼍鱼鳖之与处，而鼃黾之与同渚。余虽腼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孙雒曰:“子范子将助天为虐，助天为虐不祥。雒请反辞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执事之人矣。子往矣，无使执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辞反。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
范蠡会见敌国使者时“左提鼓，右援枹”姿态以及“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的果断举动，表现出一个老练的军事指挥家的素养。《国语·吴语》记载公元前482年事，吴王夫差北上与晋定公会于黄池，“于是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句践乃率中军泝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也说范蠡是有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功绩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则记述:范蠡与文种辅佐勾践艰苦复国，终于“灭吴，报会稽之耻”，又“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史记·淮阴侯列传》可见“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的历史评价，也指出了范蠡对于越国救亡复兴图霸的重要作用。后人于是有“句践非范蠡无以存国”的说法。
宋人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指出:“《越语下》篇所载范蠡之词，多与《管子·势》篇相出入，辞气奇峻，不类春秋时语。意者战国之初为管仲、范蠡之学者润色之。然围之三年，以待其衰，必蠡之谋也。”论者以为《国语·越语下》范蠡之词未必当时言语，然而指出“战国之初”有“范蠡之学”，值得我们注意。“范蠡之学”，应是兵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兵学名著“兵权谋”一类中，于《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公孙鞅》、《吴起》之后，列有:《范蠡》二篇。原注:“越王勾践臣也。”随后为“《大夫种》二篇”，原注:“与范蠡俱事勾践。”《范蠡》二篇和《大夫种》二篇皆以为亡佚。王应麟曰:“《甘延寿传注》、《左传桓五年疏》、《文选潘安仁赋注》，并引《范蠡兵法》。”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称上将军”事，指出:“可知蠡固长于用兵，以助勾践雪耻兴邦，卒成霸业。《汉志》著录之兵书二篇，盖其克敌制胜之要论也。唐人注书，犹多引《范蠡兵法》，则唐世犹有存者。顾《隋志》已不著录，是传本已稀。”顾实说:“唐人注书引《范蠡兵法》，则唐世犹未亡也。”可见范蠡作为军事家，确实曾有兵学论著传世。
明人徐伯龄说:“以文章举进士不第，遂弃蝌斗业，学拥剑，读《太史公》《范蠡兵法》，曰:`熟此则取苏秦黄金印易事耳。'”清人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三《兵部二·营阵》:“范蠡兵法，先用阳后用阴，尽敌阳节盈吾阴节以夺之。其曰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晏以顺天道，盖深于计者也。”可知《范蠡兵法》的长久影响。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司马迁感叹道:“勾践可不谓贤哉!”确实，“范蠡等一批忠诚有智谋之士，为其制定和实施了一套正确的策略，达到强越弱吴的目标”。然而一旦灭吴，范蠡随即出走。《国语·越语下》“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有如下记述:
反至五湖，范蠡辞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谓者何也?”对曰:“臣闻之，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为此事也。今事已济矣，蠡请从会稽之罚。”王曰:“所不掩子之恶，扬子之美者，使其身无终没于越国。子听吾言，与子分国。不听吾言，身死，妻子为戮。”范蠡对曰:“臣闻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浃日而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曰:“后世子孙，有敢侵蠡之地者，使无终没于越国，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
据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记述，范蠡其实有对于合作可能性以及个人安危的更深层的考虑: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句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句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句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此后范蠡致文种书写道:“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于是对行政取消极态度，“称病不朝”。然而勾践依然听信“种且作乱”的谗言，逼文种自杀:“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文种于是被迫自杀。文种的个人悲剧，成为范蠡政治智慧的一种反衬。
范蠡抛弃显赫名位，实际上也跳出了险恶的权力争斗的漩涡，人们以“超然辟世”、“全功保身”赞扬其明智。《史记·田叔列传》有这样的评论: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后进者慎戒之。
东方朔有“策同范蠡，忠合子胥”语，可知与伍子胥的忠直对等，范蠡的策虑，同样形成臣子们心理与行为的正面标范。《说苑·杂言》:“箕子弃国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皆见远识微而仁，能去富势以避萌生之祸者也。”其“见远识微”，表现出对“萌生之祸”的敏锐觉察和对“富势”的透彻理解。范蠡之退隐，于是成为后来厌倦权争走向山野的隐逸之士们的榜样。所谓“悠悠千载五湖心”，“安用区区相印为”等称誉，体现了其人格与智慧的积极的文化影响。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张守节《正义》引《会稽典录》说到范蠡从政以前的身世:“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将军也。本是楚宛三户人，佯狂倜傥负俗。文种为宛令，遣吏谒奉。吏还曰: ‘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病。’种笑曰: ‘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驾车而往，蠡避之。后知种之必来谒，谓兄嫂曰: ‘今日有客，愿假衣冠。’有顷种至，抵掌而谈，旁人观者耸听之矣。”范蠡在功成之后，再次复归“狂人”身份，应当是重新回到了“佯狂倜傥负俗”的生活情境之中。
唐人汪遵《五湖》诗写道:“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髙飏扬五湖风。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辛弃疾词《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将“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与”千古功名自误”对照，意境尤为深沉。元人岑安卿“陶朱五湖客，相业霸于越”，“扁舟烟水间，千载仰遗烈”，明人汪广洋“高情独羡陶朱子，万顷沧波一叶舟”等诗句，其实都是借范蠡故事表达了许多士人的共同的生活追求和情感倾向。
元人张雨词作《太常引·题李仁仲画舫》有“千古一陶朱”句，以其特殊之功业，区别于一般的“烟波钓徒”。在流亡生活中，范蠡将兵战经验应用于商战，又实现了异乎寻常的财富增殖。正如明人所说:“陶朱公以处国则伯天下，以处家则累千金。”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彰成功的实业家，范蠡是典型之一。司马迁写道: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则记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陶朱公”于是天下闻名。他在齐国再次谢绝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归相印”，据说观念背景是所谓“久受尊名，不祥”。后人“安用区区相印为”的赞美，应是直接针对范蠡放弃齐国相位的行为。古文献著录可见《陶朱公养鱼法》、《经籍志三》范蠡《养鱼经》、《经籍志下》《艺文志三》《陶朱公养鱼经》。由此可知范蠡很可能曾经总结过具体的生产经验。其经营内容，不仅是贸易金融，也包括产业。
范蠡的经济活动，有“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的艰苦创业的情节，正如明人王世贞所谓“能自力致富者，陶朱公”。《说部·宛委余编》《焦氏易林》称其经营优势为“善贾息资”、“巧贾货资”。他注重“任时”，“候时转物”，“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凭借创造商业机会，利用商业机会致富而“不责于人”的作法，有启示意义。《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王子年《拾遗记》曰:“縻竺用陶朱公计术，日益亿万之利，赀拟王家，有宝库千间。”所谓“陶朱公计术”，应是巧妙的经营之术。
范蠡在陶地的经营，特别表现出对于经济地理的敏锐眼光。史念海先生指出，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的经济都会。“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所载，范蠡既佐越王勾践灭掉了吴国，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后来就辗转到了陶。他对于陶十分注意，认为这是诸侯四通的地方，也是货物交易的地方，因而他就在陶居住下来，经营商业。他个人既有经营商业的才能，陶又是‘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所以他经营的商业获得厚利，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道。”“范蠡到陶的时候，陶已经发达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致使范蠡留连不能舍去。其发达的程度超过了当时的任何城市。这种情形，自然是济、泗之间新河道开凿之后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范蠡除经济地理之外，亦对交通地理颇有卓识。
《盐铁论·贫富》说:“陶朱公之三至千金，岂必赖之民哉?运之方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耳。”也肯定他得益于非凡的商业才能和经营技巧，而并非全靠剥削民众。范蠡能够“致赀累巨万”而“分散”其财，“富好行其德”的表现，也值得后世商家效仿。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八《招海贾文》所谓“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并“范子”与“吕氏”事，也许自有深意。范蠡和吕不韦是先秦时期兼跨政坛与商界的两位名人。他们都有执政生涯，也有指挥战争的经历。
吕不韦以财富作政治投资，以财富影响政治方向。有学者指出，其“一生活动”体现出“以富求贵、以钱易权的交易”。也有人说:“他以超的智慧和胆略，独自辟出了一条奇特的从政之路。”唐代诗人李商隐“嬴氏并六合，所来因不韦”的诗句，卷下《井泥四十韵》肯定了他对于秦统一这一历史大变局的特殊功绩。
范蠡则与吕不韦不同，是先有“平吴霸越功”，然后致富的。“吕氏”晚“范子”二百年，其“南面孤”的政治成功更为显著，然而个人晚境的悲凉和最终结局的不幸，表现出与后者在“安陶朱”之“安”方面的距离。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战国策·秦策五》说:“吕不韦者，濮阳人。”有学者认为:“作为商人，迁居是常有的事。《史记》所说的可能是原籍，《战国策》所说的可能是新居，濮阳离陶较近，而陶是当时的交通枢纽，也是各国间的贸易中心。‘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后来更名为陶朱公的范蠡就是在这里‘三致千金’的。吕氏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把家移到陶的附近，是极有可能的。”[这种推想，将“吕氏”和“范子”联系到了一起。如果循此思路，则吕不韦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陶朱事业”的影响，是很可能的。
讨论“范子”和“吕氏”人生轨迹之异同以及他们的历史表现对于中国古代吏人、商人和文人的不同的心理影响，可能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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