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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表佔據荊州不招攬臥龍鳳雛，反而依靠江夏八俊，究竟為何？
假如說“潁川四長”暗示了曹操統一的北方的功勞，那麼“江夏八俊”就為孫權、劉備難以與曹操抗衡埋下了伏筆。公元118年，劉焉向皇帝上書《建議選牧伯》，意思就是廢太守改立州牧，而就是劉焉的這一建議，是東漢王朝逐漸成為了州牧割據的局面。長江以北，諸侯林立，戰亂頻發；長江以南則出現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那就是益州的劉焉、荊州的劉表和揚州的孫權。
劉表所佔據的荊州從小的方面來看處在益州和揚州之間，從大的方面來看夾在中原和交州中間，絕對是名副其實的“天下之腹”，而且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荊州的歸屬直接決定這天下的局勢。公元190年，位列“八俊”之一的劉表一人一騎進入荊州，繼而跨蹈漢南成為荊州之主，與延中廬縣人蒯良、蒯越及襄陽人蔡瑁等共謀大略，成為了當時天下政治局勢中舉足輕重的勢力。劉表因為早年參加過太學生運動，而且劉表是當時著名儒士，結識了當時七位名士，而他們八個也別並稱為“江夏八俊”。
如果當時天下太平，有“江夏八俊”這般名頭的主公與謀士，絕對可以將荊州治理的井井有條。但是“江夏八俊”所在的年代和“潁川四長”的年代比起來整整晚了一個年代，天下當時已處於漢朝歷史上難得一見的亂世，劉表與他手下的那些謀士在這樣的亂世也就很難獨善其身了。
“江夏八俊”中的八人，除了劉表之外分別是汝南陳翔、範滂、魯國孔昱、勃海苑康、山陽檀敷字、張儉、南陽岑晊，而這七個人中，除了南陽岑晊是荊州人士外，其餘六人都不是荊州人。這也很容易理解，當時天下混亂，而劉表的荊州在當時是“世外桃源”的存在，那些名士紛紛前往荊州避難，因此劉表麾下多其他州的人士也就正常了，但是在“江夏八俊”中六人不是“江夏”人士，因此劉表就是不得不考慮荊州的這些士族依附自己是否是真心了。
荊州原本就有勢力很大的幾大豪門士族，蒯氏有蒯良、蒯越兄弟，蔡氏中有蔡諷，黃氏中的黃承彥，龐氏有龐德公這些士族都有人投靠劉表，但是也有很多名士雖在荊州卻拒絕投奔劉表，比如諸葛亮、龐統二人就自始至終都沒有投靠劉表。龐統龐統是龐德公從子，自然是荊州世族，而諸葛亮歲不是說荊州人士，卻和這幾個荊州豪族有藕斷絲連的關係：蒯良之弟蒯祺娶了諸葛亮大姐，二姐嫁給了龐德公之子龐山民，而他自己也成為黃承彥的女婿。
而龐統、諸葛亮等人沒有為劉表效命，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劉表並沒有得到荊州世家的真心，他們對於劉表毫無雄心表示不滿，他們一直在等待一個能把他們雄心實現的主公，並最終選擇了劉備。一篇《隆中對》傳世千年，與其說劉備三顧茅廬選擇了諸葛亮，倒不如說諸葛亮看中了劉備的潛力；與其說諸葛亮選擇了劉備，到不如說荊州士族選中了劉備。劉表單騎入荊，扛起了“江夏八俊”這杆旗，卻錯過了臥龍、鳳雛等當世之才，他的失敗也不足為奇。
可是，荊州士族雖選擇了劉備，劉備卻沒有達到他們的厚望。公元 219年，呂蒙白衣渡江攻取荊州，砍下關羽腦袋，至此劉備只剩益州可以立腳。假如說曹操“起兵征伐”依靠的是潁川，那麼劉備就是靠的荊州，荊州丟失，劉備麾下的荊州謀臣便成了無源之水，因此劉備才決定出兵東吳。劉備雖沒有奪回荊州，但卻贏得了麾下荊州謀臣的心，孫權雖得到了荊州土地，卻沒有得到荊州的人心，這也為吳蜀埋下一個導火索，影響了三國局勢的最終走向。
長江以北的統一和長江以南的分裂，分別通過“潁川四長”與“江夏八俊”這兩個名號暗示出來。曹操在北方牢牢控制這潁川，而劉表、劉備、孫權三人都沒有控制了荊州，三國鼎立的局勢也成了不平衡的，以曹操最為強勢，孫權次之，劉備最弱。或許天下大局往往會通過這些微小的事件才能夠展示出來，這也許是歷史迷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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