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河下游，兩岸高山，一河怒水，驚濤澎湃，石走雷奔。距今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國名將石達開率領數萬大軍進駐河邊的紫打地，因山洪暴發，搶渡不成，糧盡援絕，最後全軍覆沒，演出了一場大悲劇。
百餘年來，特別是近幾十年．議論太平天國的功過是非，議論石達開功過是非的文章頗為不少。但是非常遺憾，比較之下，探討歷史真相的文章寥寥。如果在不明真相之前，即大加評論，甚或作出結論，一經與真相對照，就成了無的放矢，說了等於不說，豈不浪費時間精力!對於石達開的“蓋棺論定”， 最關鍵的史實是他最後在大渡河邊覆軍時 的真相。瞭解這一段真相，才能談及石達開的功過是非。
敘事的時間是從公元1863年5月14 日至6月13日，剛剛一個月。空間是在四川省石棉縣的安順場(當時的地名叫做紫打地，是彝語譯音)。在這一個月中，石達開部的活動範圍只在安順場及其附近的30公里之內。為了便於說明問題，特先列表以記大事，再加以說明
公元1863年5月14日，天曆癸開13年四月一日，清歷同治二年三月廿七日
石達開大軍約3萬人到達紫打地，當時大渡河對岸尚無清軍，石達開派小隊渡河偵察後又返回。
公元1863年5月17日
大渡河對岸發現清軍．石達開作試探性搶渡，不利。
公元1863年5月21日
石達開軍大規模搶渡，因洪水猝至，5000精銳無一生還。
公元1863年5月22日
他們轉而搶渡松林小河，也不利
公元1863年5月23日
移往松林小河河口以上10裡磨坊溝搶渡，仍不利。公元1863年6月4日最後一次搶渡大渡河，仍被清軍擊退。石達開決定向土司王應元贈金議和，請求讓路。
公元1863年6月9日
石達開與王應元兩次談判不成，遂決定率殘軍6000人冒死突圍。
公元1863年6月11日
他們又被老鴉漩水勢所阻，突圍無望，乃與本地清軍楊應剛談和。
公元1863年6月12日
談判結果．是先遣散4000人，餘2000人不繳軍器，移駐大樹堡待命。
公元1863年6月13日
清軍唐友耕部過河襲擊，從楊應剛軍中劫走石達開等5人
石達開久經戰陣，在搶渡大渡河之前已經做了不少準備工作。一個多月前他們在雲南巧家搶渡金沙江，清軍即毫無知覺。這次從西昌(當時稱寧遠府)北上，己有先遣隊伍數千人，由賴裕新率領，經大樹堡搶渡大渡河，過富林北趨成都。他是在得到賴裕新已順利渡河的確訊之後，才率大軍出發，全軍估計約3萬人，都是百戰精銳。為了迷惑敵人，他北上時不走賴裕新走過的大路，另選一條山間捷徑，渡河地點也不在大樹堡，而改在大樹堡上游的紫打地。
他們到達紫打地時，是陰曆四月甘七日。從本地父老口中得知，漲水季節，最早也要到陰曆五月初。全軍渡河，只需要幾天工夫，所以還有充分的準備時間。安順場是大渡河上一個比較重要的渡口，能夠徵集到一些船隻。石達開到達的當天，立即派出偵察部隊渡河，到北岸的上下游各地進行偵察，沒有發現任何敵情，才決定停留三天，盡力徵集船筏，並做好一切渡河的準備工作。
石達開覆軍之後，四川總督駱秉章在給清廷的奏報中說，他早已偵察到石達開大軍即將到來，所以命唐友耕預先在大渡河北岸佈防，這話是騙人的。清人薛福成在《書劇寇石達開就擒式》一文就完全揭穿了他的謊言：
“按達開初到大渡河邊，北岸實尚無官兵，而駱文忠公(駱秉章)奏疏謂唐友耕一軍已駐北岸，似為將十請獎張本，不得不聲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數日以遷就之，當時外省軍報大都如此(說謊的居多)。”
三天之後，石達開準備工作完成，正想渡河，清軍唐友耕部到達北岸(唐此來足巡邏性質，偶然碰上了一個立功的機會)。石達開派遣小隊伍作試探性的搶渡，敵前搶渡當然比較困難。不過石達開並沒有把唐友耕放在眼裡，他決心選拔精銳大舉搶渡，只要能登上北岸，掃蕩唐友耕一軍不在話下。
5月21日，石達開選出五千精銳，集結船筏，大舉搶渡，勝利在望。就在這關鍵時刻，大渡河提前漲水，幾十年所不遇，洪峰猝至，船破筏毀，五千精銳皆葬身洪水．無一生還，全軍奪氣。北岸的清軍先是十分膽寒，以為要有一場血戰，後來看到太平畢船筏悉數毀於洪水，認為足“河神”顯靈。駱秉章在處死石達開的佈告中也說；當時防河之戰賴有“河神助順”(石達開大舉搶渡之日突然漲水，達開既敗．洪水旋即消退)。其實山洪暴發不久就消退的事，原很正常，“河神助順”之說不過是奉承清廷而已。參考有關的水文記載，足以說明造成石達開覆軍的直接原因是大渡河提前漲水。在大渡河漲水時期，任何船筏都過不了河，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石達升次日即轉而向西搶渡松林小河，但是搶渡也不順利。有位學者撰文，認為石達開在大渡河覆軍，是“兵無鬥志”。理由就是他們渡不過幾百米寬的大渡河猶有可說，連二三十米寬的松林小河也渡不過，豈非“兵無鬥志”！渡不過鬆林小河的真正原因是“水寒徹骨，難以泅渡”。後人曾經在較石達開進軍約遲半個月的季節，脫了鞋抹下水測試水溫。那時已經開始漲水(還未大漲)，附近海拔七千多米的貢嘎山積雪融化，冰涼的雪水奔騰而下，從大渡河倒灌入松林小河。兩腳一下水，立刻麻木，動彈不得。請問此時鬥志再旺又有何用?人到了要逃命的時候，是不會膽小，不會無“鬥志”的。
大河小河都搶渡不下，石達開就致函扼守松林小討的番族土司王應元，請以金銀買路，遭到王應元的拒絕。王應元的想法也很容易理解：我與其接受你的部分金銀．不如把你困死，奪得你的全部金銀。這年6月9 日，石達開決定率領殘軍冒死向東突圍。他們困守紫打地二十多天，大量減員，除了作戰傷亡，包括數千人死於洪水之外，由於缺糧與疾病．死亡枕籍，糧盡宰殺戰馬，馬盡摘食桑葉，加上痢疾流行，少醫缺藥，原來的三萬大軍，最後能參加突圍的不過6000餘人。
次日，他們到達利濟堡，仍為洪水所阻，不能前進，全軍有餓死的危險。當時的生路只有一條，即南行到涼橋，過竹馬河．搶佔存糧豐富的洗馬姑鎮。為了輕裝的進，以便作殊死戰，他們拋棄輜重，石達開妻妾抱幼子裹帛投河。正在他們南行接近涼橋，準備與地方守軍拼死一戰的時候，出現了新的情況。清軍地方守軍首領楊應剛前來勸降．表示立刻可以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軍糧(這是他們最渴望的)。當時談判的內容和雙方的想法我們都不得而知，但是談判之後付諸行動的各事，公私史料皆有記載，民間也有傳說，主要有兩件事：
一是在6000名太平軍中立即遣散4000人，髮結口糧和路票(證明文件)各回原籍。
二是留下的2000人仍然攜帶自己的武器，由石達開部下週宰輔率領，從洗馬姑出發，暫時移駐大樹堡。
關於遣教4000人一事．清官方文書已有記載，如駱秉章《生擒石逆疏》：“訊明新被裹脅及老弱者，發給路票，遣散四千餘人”。這些人的下落呢，可能有些是回原籍了，有些則被當地彝族擄為“娃子”，或在深山中就地安家落戶。當地地廣人稀．在我們下鄉進行訪問的時候．哪一家是“長毛根根”(太平軍後裔)，左鄰右舍多能指得出來。 關於2000人移駐大樹堡一事，清官方亦有記載，如黃彭年《黎雅記行》中說：“詢知大樹堡尚有二千餘人未繳軍器，其偽周宰輔領之”，民間傳說也多，互為印證．說明其事真實可靠。
既然確有其事，我們就不妨探討一下石達開當年與楊應剛談判的內容。從石達開這方面來考慮，當時全軍絕糧，大家飢疲不堪，不如詐降以謀求一條生路。他首先提出願意遣散4000人，“捨命全軍”這個說法也對----他先讓這4000人找到一條活路，讓他們領了口糧、路票、一一出險。其次，讓2000精銳攜帶軍器移駐大樹堡，也是他力爭得來的。只要這2000人手中有軍器，養好了身體，時機一到，大可捲土重來。從楊應剛這方面來考慮，石達開的威名，如雷貫耳， 他有把握將其擒獲嗎？不如想個萬全之策，能夠對石達開勸降，既可以立功，又能避免一場惡戰，何樂不為。他同意先遺散4000人，石達開的兵力就減少了三分之二。至於石達開堅持留下的2000人不繳軍器，這也無妨．他一面把詳情上報四川總督駱秉章，一面派兵監視這些太平軍。只要駱秉章派人來接收這2000人，他就卸了責任。
這時出現了一個突發事件，既打破了石達開的想法，也打破了楊應剛的想法。就在2000太平軍作為前隊陸續出發，楊應剛和石達開等人作為後隊起程上路之時，原駐北岸的唐友耕突然帶兵過河奪俘，從楊應剛的隊伍中搶走石達開等5人(石達開本人及二個部下，還有五歲的兒子石定忠)。唐友耕為了搶功，悍然奪俘。楊應剛的級別比他低，兵力比他弱，官高一級壓死人，楊府剛不敢反抗，眼睜睜地看著唐友耕把石達開等5人搶走，無可奈何。
以後石達開被解到成都，在受審之時，不肯下跪，盤膝而坐，侃侃而談，痛斥清廷無道，聽者動容，臨刑之際，神色依然，一時被稱為奇男子。縱觀石達開的一生，絕不像一個苟且偷生的叛徒。因此，他和楊應剛的涼橋談判，大概是一種詐降，其目的，一在爭取東山再起的機會，二在保全部下的生命。雖然因為唐友耕的蠻橫奪俘．打破了東山再起的計劃，但是保全4000部下生命的目的還是達到了的。只不過移駐大樹堡的那2000部下，後來遭到清方的背信圍攻，大部被殺。石達開在每次受審之時，都嚴詞質問這2000人的下落，清方官員都閃爍其詞，避免正面回答。
一河怒水繼續東流，兩岸青山猶能作證，石達開大渡河覆軍真相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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