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甲午海戰“經遠艦”遺址水下考古調查工作目前告一段落。今年7月至9月，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隊，在遼寧大連莊河海域開展水下考古調查工作，搜尋、發現並確認了甲午海戰北洋水師沉艦——“經遠艦”。
這是繼“致遠艦”之後，中國甲午海戰遺蹟水下考古工作獲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與“經遠艦”的發現相比，幾年前的“致遠艦”考古更加曲折。今天，我們就來回顧一下甲午海戰中名氣最大的“致遠艦”歸來的故事。
“致遠”艦軍官合影，居中雙手交握的軍官是鄧世昌。
2014年9月17日，丹東港外海“丹東一號”沉船水下考古現場，一門11毫米多管格林機關炮被發現。
2015年，又是9月17日，幾枚瓷片在沉船附近被撈起。瓷片拼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艦徽，上有漢字，上“致”下“遠”。
隨著更多的考古成果出水，沉船身份終於確認。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公佈：2013年秋髮現的不明沉船“丹東一號”，正是黃海海戰中壯烈成仁的“致遠”艦。
1894年，也是9月17日，“致遠”沉沒於此。
有公足壯海軍威
試航中的“致遠艦”
2013年秋季，遼寧丹東港集團的一艘工程船在該港的海洋紅港區進行勘測和掃海作業時，從海底的淤泥中意外發現了一些鐵板、橫樑等金屬物品。因為該處屬於歷史上中日甲午戰爭黃海海戰的大東溝戰場區域，工程船立即停止了作業。
剛剛成立一年的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和中國海軍史研究會相繼受邀派代表前往當地，召開前期資料分析會。
中國海軍史研究會會長、甲午史專家陳悅告訴北京日報紀事記者，最初得到丹東港外海發現金屬構件的消息時，他給出的判斷是“有可能有甲午沉船”。
黃海海戰又稱大東溝海戰，戰場區域很大。在那次海戰中，北洋水師共損失“超勇”、“揚威”、“致遠”、“經遠”四艦。1997年，國內的考古部門曾經公佈了這四艘艦的沉沒點座標。這些座標與發現金屬構件的位置相差較遠。
那塊從海底打撈上來的鏽跡斑斑的鐵片，是否屬於這四艘沉艦中的一艘，當時還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陳悅說，他在一閃念間曾幻想那就是“致遠”，但也僅僅是一閃念而已，“不敢想，‘致遠’實在是太出名了。”
“致遠”的“名氣”，來自它沉沒時的壯烈。北洋水師存在於世時，名聲在外的是“定遠”、“鎮遠”這對號稱“亞洲第一鉅艦”的姊妹艦；北洋水師覆滅時，“致遠”成了這支艦隊留給世人最鮮明的記憶。
1894年9月17日，北洋艦隊主力在大東溝遭遇日本聯合艦隊，人類歷史上首次大規模鐵甲艦戰役由此開始。
至15時許，中日兩國海軍之間的這場大戰已經持續了3個多小時。日本聯合艦隊方面，火力較弱的炮艦“赤城”、“比睿”等相繼被中國艦隊的炮火重創，旗艦“松島”的主炮也被命中，無法繼續射擊。
但北洋水師付出了更為沉重的代價：“超勇”、“揚威”兩艘舊式巡洋艦已被日軍徹底擊毀，旗艦“定遠”被擊傷，燃起熊熊大火。
日軍第一遊擊隊的四艘新型巡洋艦利用速度優勢，迂迴到了中國艦隊的陣列之後，企圖與裝有320毫米重炮的“嚴島”、“橋立”兩艦前後夾攻，徹底消滅主炮暫時無法射擊的“定遠”艦！
嚴島”、“橋立”和日本聯合艦隊旗艦“松島”，三艘艦的名字取自三處日本著名景觀，因而並稱“三景艦”。這三艘軍艦就是日本針對北洋水師的“鎮遠”、“定遠”專門打造的。
“鎮遠”、“定遠”是鐵甲艦，相當於後來的戰列艦，大艦巨炮，一時稱雄亞洲。兩艦出訪日本時，震動日本朝野。日本隨即開始處心積慮地擴張海軍。不過那時的日本尚沒有能力打造同等級別的鐵甲艦，於是就在擴大版的巡洋艦上裝上了320毫米的巨炮，在火力上取得優勢。
相對於北洋水師，日本聯合艦隊雖然在艦艇噸位上處於劣勢，但其軍艦更為先進，速度、火力優勢明顯，特別是艦炮普遍採用了速射炮和新式火藥，殺傷力更大。
北洋水師的旗艦“定遠”，此時就陷入了群狼合圍之中，北洋水師指揮中斷。
千鈞一髮之際，“致遠”衝了過來。
“致遠”購置於1887年，是北洋水師添置的最後一批軍艦之一，也是這支艦隊中最先進的軍艦。它有3門210毫米主炮，每小時能航行18海里，比北洋水師所有其他艦艇都快。加上廣東籍管帶鄧世昌素以治軍嚴謹著稱，在甲午戰爭爆發時，“致遠”是北洋水師狀態最好的軍艦之一。
但即便是“致遠”，在嶄新的日本軍艦面前也沒有任何優勢。19世紀末期，正是海軍科技的井噴時期，短短几年就有“代差”。
一直被認為是“致遠”撞擊目標的日本軍艦“吉野”（此說有爭議），其實和“致遠”出自同一家船廠，源自同一種設計，但後出廠的“吉野”火炮射速是“致遠”的兩倍，航速是1.5倍。
但在1894年9月17日的那個下午，火力、航速都不佔優的“致遠”依然表現出了視死如歸的勇氣。在鄧世昌的指揮下，它先是與“來遠”等艦一起痛擊較小的日本炮艦“赤城”，接著又插到“定遠”和日本軍艦之間，用自己的身軀抵擋著猛烈的炮彈，為旗艦自救爭取時間。
“致遠”不斷地被擊中、起火，受損嚴重。艦上裝甲司令塔的門打開了，鄧世昌手持軍刀，向官兵們大聲呼喊：“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雖死，而海軍聲威弗替，是即以報國也！”
"致遠"如同一頭咆哮著的獅子，帶著濃煙和烈火朝正面的日艦徑直撲去……
它倒在了衝鋒的路上。
一聲巨響，“致遠”的舷側發生劇烈爆炸，火光映紅了海面，軍艦的艦首開始下沉，10分鐘後，這艘英勇的戰艦永遠地從海面消失。
軍艦爆炸的一剎那，鄧世昌被衝擊波拋入海中。他認定“闔船俱沒，義不獨生”，拒絕了隨從與友艦的救援，最終懷抱撲上前來的愛犬，蹈海成仁。
“致遠”全艦252名官兵，最終只有7人倖存。
甲午一戰，大清朝一敗塗地，惟一能給國人以激勵的，就只有以鄧世昌和“致遠”艦為代表的北洋水師將士犧牲之壯烈。
“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這副輓聯多被傳為光緒親筆，其實是出自清末文人高邕。兩句悲壯哀鳴，流傳至今。
曾經號稱“亞洲第一艦隊”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那些曾讓大清朝顧盼自雄的軍艦，或沉於大海，或被日本擄走。“鎮遠”在威海回港時觸礁，後被日軍俘虜，修復後編入日本海軍，最後被拆解出售，所遺鐵錨、錨鏈曾被陳列於東京上野公園。“定遠”在威海擱淺後自毀，殘骸被日軍變賣。日本香川縣知事小野隆助以3萬日元的價格買下，從1895年至1898年陸續拆解運輸回日本，其中大量艦材當作廢舊物資變賣，少量部件則被小野隆助留下當作建築構件，在其故鄉修建了一座私人住宅，命名為“定遠”館。
同樣的命運也幾乎發生在黃海海戰的四艘沉艦上。
有資料表明，沉沒於黃海北部的甲午戰艦都遭到日方不同程度的拆解。“揚威”艦擱淺於臨近大鹿島的淺水區，事前已經被日本軍艦用魚雷打散。“超勇”艦體量小，遭受過嚴重的火焚。於是日本海軍標價出售了他們認為相對完好的“致遠”、“經遠”二艦的打撈權。
日本檔案記載，1894年11月10日，日本海軍正式售賣打撈權給一個叫做山科禮藏的東京商人，任其對“致遠”、“經遠”打撈拆解。
陳悅告訴北京日報紀事記者，按照這樣的記載，本來“致遠”、“經遠”似乎沒有存世的希望了。但是此後的日本海軍檔案中，沒有任何打撈過程的報告或者打撈出水物品清單。倒是在1919年，又有人向日本海軍申請購買二艦打撈權，同樣沒有下文。
據此，除了擱淺於淺灘的“揚威”，“致遠”、“經遠”和“超勇”三艦，應該還沉睡在大東溝海域的海底。
那塊鏽跡斑斑的鐵皮，是這三艦中一艘的某一塊嗎？如果真是這樣，或許就能找到最原始沉沒狀態的沉艦，有可能對那場壯烈的海戰進行全面覆盤，揭開其中的一個個歷史謎團。
但同樣有可能的是，這塊鐵皮來自某艘其他時期的沉船，與甲午沉艦沒什麼關係。此前，尋找“致遠”的嘗試已經在這片海域進行過多次，收穫幾乎是零。
找不到的“致遠”
參與水下考古工作的海上工作平臺。
對“致遠”這艘寄託了太多情感因素、有太多象徵意義的北洋水師名艦，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抱有異常濃厚的興趣。尋找乃至打撈“致遠”的嘗試、行動經久不衰，卻始終沒有結果。
根據歷史學者賴晨整理的材料，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相關部門曾經先後三次試圖打撈“致遠”艦。
第一次是在1988年。遼寧省文化廳曾經籌資，在傳統上被認定為“致遠”艦沉沒地的大鹿島海域進行勘測，但以一名潛水員遇難、工程擱淺而告終。
第二次是在1993年。國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中國甲午黃海海戰‘致遠’號戰艦打撈籌備辦公室”，但因為資金原因，尚未啟動就被迫擱置。
第三次聲勢最為浩大。1996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民間團體“中國藝術研究院企業文化研究所”與丹東東港市政府掛牌成立了“中國甲午黃海海戰‘致遠’艦打撈籌備辦公室”，通過向企業和民間募集資金的方式啟動“致遠”艦探撈工程。1997年春末夏初，交通部上海打撈局派出的船隻在大鹿島周邊33.36平方公里的海域內進行了廣泛的儀器探測和31次潛水探摸，隨後公佈了“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四艘沉艦的疑似海底座標。一時間，“致遠”似乎已經近在眼前了。有全國政協委員甚至已經設想好了軍艦打撈出水後的保存方案，並獲得了國家文物局的批覆。
但隨後，打撈“致遠”艦的活動變了味兒。官方的調查還未見進展，在丹東、大連、北京等地卻出現了打著該項目旗號的募捐者，以“一人捐出一塊錢，讓致遠艦重見天日”為名進行籌款。後來還引發了經濟官司，一片譁然聲中，國家文物局決定撤銷籌備辦公室，這場聲勢浩大、影響波及全國的“致遠艦打撈秀”，最終在一地雞毛中收場。
1997年的這場鬧劇給尋找“致遠”之路帶來了極大負面影響。“以至於到後來，一說打撈‘致遠’艦，大家就覺得不靠譜。”陳悅說。
陳悅是國內北洋水師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創辦了第一家以北洋水師為主題的網站，出版了大量相關專著，是威海港務局1：1複製“定遠”艦的總顧問……但對於丹東港外海沉船，他也“不敢想”那就是“致遠”。
恰恰是這次並不以“致遠”為目標的考古行動，終於找到了“致遠”真身。
國家文物局“丹東一號”——也就是“致遠”艦考古隊領隊周春水，是在2013年10月30日接到的緊急命令，讓他去丹東港進行水下調查。
當時，周春水正擔任“南澳一號”考古隊副領隊。“南澳一號”是2007年在廣東汕頭南澳縣發現的一艘明代水下沉船，出水大量瓷器。
接到調令時，“南澳一號”的一期考古成果正在整理。周春水當時對調令頗為牴觸。倒不是因為要中途撤出“南澳一號”，他是國內為數不多的水下考古專家之一，潛過眾多的海域，熟悉各地水文氣象。“10月份東北季風一來，丹東港海面上的風浪很大，船根本沒有辦法出海，也就沒法進行研究工作。”周春水說。
不過，周春水還是服從調令，調集齊了設備和人員，很快趕到了丹東。根據經驗，丹東地區10月份往往能有一個“小陽春”，有幾天好天氣。
可惜，這一年丹東的“小陽春”沒有出現，根本沒有辦法出海作業。考古隊只能先整理資料，為水下考古制定計劃。
周春水坦言，起初他並沒有預想這塊海域能發現什麼重要文物，也沒有把考古目標一下子就圈定在甲午沉船上，“這種海域調查的範圍很廣，各個時期的水下文物都是我們調查的對象。”
經過一段時間的資料整理後，他把此次水下調查的重點和突破口集中到甲午沉艦上。“清朝遼東作為滿清龍興之地，封禁不讓人進入，所以在這裡不可能存在古代港口遺址。清末的時候丹東港附近都是灘塗，沿海長滿了蘆葦，沒有出海條件。這之後最有考古價值的文物，就是甲午沉艦。”周春水說。
陳悅為考古隊提供的幾個重要座標，也讓他們看到了幾分找到甲午沉艦的曙光。
陳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收集到日本防衛省檔案及日本海軍1905年出版的官修軍史《明治廿七八年海戰史》中，記錄有大東溝區域北洋海軍軍艦的沉沒點座標。
而此前工程船發現金屬構件的位置，與1997年那場所謂甲午沉艦打撈座標相差很遠，但和日方資料中的記錄相近。這些未經水下調查驗證的歷史座標，給找到甲午沉艦新增了重要的可能性。
但是，日方資料所標示的四艘沉艦的位置誤差很大，有好幾個版本，每個版本的艦名和沉沒點座標都有出入。周春水把這些“疑似點”都點在了紙上，把每幾個挨近的點畫進一個框裡，據此在那片海域共畫出了11個框，也就是分出了11個區域。
因為天氣的原因，周春水和考古隊在2013年末把調查工作做到這一步就結束了。
幾個月以後，正是在他最初框定的這11個區域裡，考古隊驚喜地發現了那塊鐵片的來源。
“丹東一號”
水下測繪工作照片。
2014年春天，周春水帶著二十幾名考古隊員再次來到丹東港，按照去年年底劃分好的11個區域，分組進行“物探調查”。
“物探調查”就是運用多波束、旁側聲吶、淺地層剖面儀、磁力儀等設備逐一進行大範圍的勘探，最終發現水下遺址疑似點。
"物探找點"是這個項目的亮點。中國海域泥沙淤埋深，古沉船長期在水下破損很大，單靠物探設備很難找到古船，常常是我們通過走訪線索找到古船後，物探只是為了補充資料，瞭解水下的地形地貌，泥沙堆積情況。而這次是用物探手段去找疑似點，難度比以往大多了。”周春水說。
在用物探手段對11個區域逐一查找了差不多一週後，磁力儀突然在第三個區域內疑似點一公里外的地方，接收到了強烈的磁力信號。也就是說，在那個點的海底深處，可能存在巨量的鋼鐵質地的沉船殘骸。
之前周春水特意向國家水下文物遺產保護武漢基地借了乾式潛水服，這下發揮作用了，確認水下究竟為何物，只能親自潛下去看。
4月的丹東仍然很冷，水下溫度只有3攝氏度。周春水在冰冷的海底潛了20分鐘。
20分鐘過後，重新回到船上的周春水講，水下應該是一處沉船遺址，而且很可能為北洋水師的一艘沉艦。
支持他作出這一判斷的，是他在潛水實地搜尋中看到的一些重要“物證”：鐵板、煤炭與木質船板。
說到這裡，要說一下北洋水師巡洋艦的艦艇構造特徵。
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建設北洋水師初期，主要通過當時的大清海關總司英國人赫德向英國阿姆斯特朗船廠購艦。最先購入的是作近岸防禦的小噸位炮艇，稱作“蚊子船”。後來購入兩艘可遠洋作戰的快速巡洋艦“超勇”號及“揚威”號。
不過在購買“超勇”及“揚威”時，李鴻章對赫德及阿姆斯特朗感到不滿意。於是在訂購更大型的鐵甲艦時，改為向德國伏爾鏗船廠購買，所建二艦即“定遠”及“鎮遠”。而後李鴻章再向伏爾鏗購置一巡洋艦，即為“濟遠”。
中法戰爭後，由於福建水師被殲，大大觸動了晚清政府，李鴻章得到批准，再向外國購買巡洋艦四艘。
經過一輪的爭議後，決定四艘巡洋艦建造合約由英國阿姆斯特朗及德國伏爾鏗各得其二。德國伏爾鏗公司建造兩艘裝甲巡洋艦，即“經遠”及“來遠”；而由英國建造的兩艘鐵甲艦為穹甲巡洋艦，即“致遠”及“靖遠”。
“致遠”及“靖遠”分別於1886年9月及12月下水，1887年7月建成。北洋水師派出軍官及水兵，到英國船廠所在地紐卡斯爾對艦隻進行驗收，然後連同在德國完工的“經遠”及“來遠”，於當年9月中一同開回中國。各艦於當年12月抵達廈門，正式加入北洋水師。
“那個時期歐洲建造的鋼鐵戰艦，船殼為鐵板，內附木船板，都是用蒸汽機來作動力，而煤炭是最重要的燃料。如果是後來沉沒的艦艇，不應該在殘骸中發現大量煤炭。鐵板、煤炭與木板同時存在，一定是這個時期的船品。”
周春水又讓隊員多次潛水進行錄像、測繪，並繪製了一份草圖。他們從殘骸中取了一些鐵板上來，拿回來做了材料分析，鑑定這些鋼板的材質屬於炒鋼，和北洋水師軍艦所屬時代的冶金技術工藝相符，鐵板上都有鉚釘孔，鉚釘工藝也是北洋水師時期軍艦的特徵之一，更增加了判斷的依據。
憑著磁力儀測出的殘骸體量、鋼板的材料分析、殘骸中裸露出來的部分煤炭和木頭，考古隊認為這是一處清末沉船遺址，並按地域命名為“丹東一號”沉船。
海域調查十分艱苦。因為丹東沿海都是灘塗，沒有什麼出發港，只有漲潮時漁船才能出港，所以考古隊員們差不多每隔一週左右就必須住在搭在漁船後面的小棚子裡，不能回港。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考古隊終於完成了所有11個區域的物探，海域調查結束了。
在考古隊離開丹東港後，“丹東港發現甲午海戰沉船”的消息不脛而走，民間和媒體尚未有多少注意，但在甲午史學界已經形成了一場烈度不小的“地震”。
一艘保持原始沉沒狀態的北洋水師沉艦，已經足夠讓史學界、考古界興奮。更何況，這艘船還有三分之一可能是著名的“致遠”艦。
“經遠”找到了
“致遠”152毫米口徑副炮彈頭。
為什麼說是三分之一可能呢？
大東溝海域吞沒了四艘北洋水師沉艦，其中“揚威”擱淺於淺灘，原艦早已無存。另外三艘，“丹東一號”必居其一。所有知道內情的業內人士都盼著它就是“致遠”，但誰都不能下結論。
日本檔案相當細緻，對於在大東溝外海沉沒的4艘北洋水師軍艦座標都有明確記載，但細緻歸細緻，卻存在著嚴重的矛盾。
陳悅告訴北京日報紀事（微信ID：bjrbjishi）記者，現在所能找到的記錄北洋軍艦沉沒座標的日方原始資料，一份是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檔案，形成於1895年左右，是當時日本海軍為了編撰甲午海戰史而做的檔案彙總。另外一份是1905年由日本東京春陽堂出版發行、日本海軍官修的甲午戰史《明治廿七八年海戰史》。
兩份資料均記載了沉沒在大東溝海戰區域的4艘中國軍艦的座標，兩套座標點除了1個座標存在較大差別、難以重合外，其他3個座標的位置都相差不大，但是各座標上分別是什麼軍艦，則存在較大的分歧。
丹東港工程船意外發現那塊鉚釘鐵板的位置，和日本防衛省檔案中標定的北洋水師“超勇”艦沉沒的位置接近，而這一座標在《明治廿七八年海戰史》中，標註的則是讓中國人十分關注的“致遠”艦。
“我曾經認為是‘超勇’的可能性很大。”陳悅說。他認為日本防衛省的檔案價值更大，“因為它是日本為了編纂甲午海戰史而做的資料彙編，所以我覺得可信度更高。”
同時，另外一艘沉艦“經遠”艦的沉沒位置，在史學界也存在爭議，所以單憑座標位置，根本無法確定“丹東一號”到底是哪艘艦。一時間，史學界對於這艘沉艦的真實身份，出現各種猜測，眾說紛紜。
“丹東一號”的發現得到國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視，為進一步確認其性質，當年啟動了再次調查工作。
2014年8月，周春水帶著二十多人的考古隊，重新回到丹東港。
在重點調查階段，不同於四處移動的物探掃測調查，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定點“抽沙”潛入海底將沙下的船體揭露出來。
“當時我的任務主要是瞭解船的輪廓，看船到底有多大，找到船的邊框，所以不是在一個地方一直抽下去，也不可能就一個地方抽得太深，只要通過抽沙讓船的舷邊露出來，就會轉移到下個地方去抽。”周春水解釋說。
就在周春水和他的隊員在海底尋找沉船舷邊的時候，他派出的另外一個“物探小分隊”，在附近的莊河海域，又發現了重要的“疑似點”。不過，那個位置多被認為是“經遠”沉沒海域。
史料記載，1894年9月17日上午10時許，在護送運兵船返回時，“經遠”等10艘北洋水師主力艦船與日本聯合艦隊主力在黃海大鹿島海域遭遇。
海上激戰至下午3時30分，“經遠”艦管帶林永升被飛入司令塔的炮彈片擊中，“腦裂而亡”。按照這個記載，“經遠”應該是沉沒在大鹿島附近。
但是據1934年版《莊河縣誌》記載，“是時，艦在蝦老石（即老人石）東八里許，士卒皆請林（永升）就岸，林不肯，躬親炮彈，督戰未幾，左臂中彈，艦突亦被擊碎，林知事去，返身入內，扃鎖倉門，危坐以殉。”老人石就是黑島海面的一塊礁石，距離海岸約5公里。在當地的傳說中，早年出海的漁民曾無意中撈到過炮彈，帶回岸上後發生了爆炸，還炸死過人。當地人稱這些炮彈來自“經遠”艦，但如今早已不可考。
按照縣誌和當地傳說，“經遠”艦沉沒地點應該是黑島附近。
幸好，在少之又少的黃海海戰照片中，竟然有一張從日本第一遊擊隊領隊艦“吉野”上拍攝的“經遠”沉沒前的照片。
雖然有史學專家曾經質疑這張照片的真實性，但正是依據這張照片所顯示的位置，周春水分析了沉艦後面山脈的形狀、光線的角度等因素後，圈定了最可能發現“經遠”艦的區域。
在這個區域內，考古隊員通過物探手段發現了“疑似點”，在潛水下去調查後，周春水認為在莊河發現的這艘沉艦應該為“經遠”艦。
水下艦體還有一米多露出於海床，兩側鋼板厚達20到40多釐米，切合裝甲艦的結構特點，另外一個證明身份的直接物證是考古隊員在“經遠”艦上發現的“德文銘牌”。“超勇”和“致遠”都是在英國建造的，只有“經遠”艦在德國製造，根據照片位置，裝甲結構，德文銘牌，“經遠”的身份明確了。
“丹東一號”只剩下兩種可能，“超勇”或者“致遠”。
格林機關炮
水下鍋爐配件。
9月是大東溝附近海域一年中海況最佳、水下能見度較好的一個月。即便如此海下能見度也不過幾米而已。潛水員在水下僅僅能看到近距離的物體。最初的工作是從抽沙過程中逐一發現和記錄暴露在泥沙表面的各種沉船構件，試圖通過這些發現來一點點拼出沉艦總體的形象。
9月上旬，考古隊從沉船上發現並提取了一些物品，比如蒸汽機零件、鍋爐冷凝器殘片、煤塊兒等等。
真正重磅的發現在2014年9月17日，黃海大東溝海戰爆發120週年紀念日。
抽沙人員在沙中抽出一個圓柱狀物體，外形一般認為是火炮。這件圓柱形的物體當時仍然留在水下，標定了其所在位置後，考古隊員繼續進行其他作業。
三天後，周春水與隊員宋中雷下水測繪，物體全長約117釐米，外徑18釐米，下帶一旋轉託架，炮口有凝結塊。第二天，隊員們清除掉前日發現火炮口的凝結塊，推測為10管格林機關炮。
在發現格林炮的同一地點，考古隊員還發現了格林機關炮的炮彈。
這些文物再一次確切地證明，這艘“丹東一號”沉船，確係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的一艘沉船。
而當陳悅第一次看到水下攝影師吳立新拍攝的這門格林炮的照片時，他做出了更加大膽的判斷，“我當時就知道了，這艘艦就是大家找了一百多年的‘致遠’艦。”
陳悅的判斷是基於他對格林機關炮的瞭解。
所謂格林炮，是清末中國對美國“gatling gun”的音譯。這種速射武器現在翻譯為加特林機槍，其特點是多根槍管圍繞一根中心軸呈圓形排列，發射時各根槍管由中心軸帶動高速旋轉、逐一擊發，火力十分兇猛。
北洋水師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有部分軍艦裝備這種機關炮。當時主要用於掃射敵人以及攻擊敵方的魚雷艇等小型艦艇。
讓陳悅激動的原因，是發現的這門格林炮的特殊形狀。
根據歷史檔案記載，大東溝海戰沉沒的中國軍艦中，“超勇”、“致遠”、“揚威”三艦都裝備有11毫米10管格林炮。但是“超勇”、“揚威”的格林炮是早期型號，10根炮管全部外露，而“致遠”的格林炮是1886年型，10根炮管罩在一個銅製的圓柱形散熱筒內，只能從圓柱筒的一端看到有10根炮管的炮口，外觀上看不到炮管。
“‘丹東一號’沉船上發現的，就是這種外面有散熱筒的1886型格林炮。”通過格林炮的型號，陳悅推斷出“丹東一號”就是著名的“致遠”艦。
“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的方法是不同的，我們需要足夠的證據，才能確定沉艦的身份。”作為“丹東一號”的考古隊領隊，周春水謹慎地向文物局彙報：通過上述工作，在黃海北部的交戰海域，可確認“丹東一號”為北洋水師的一艘沉艦，並推測可能為“超勇”艦與“致遠”艦二者之一。
2014年夏天，考古隊的抽沙工作持續了兩個月，對沙下的沉船進行抽沙揭露後，清理出長達50米、寬10至11米的艦體，沉船上部輪廓基本露出，艦體兩側倒覆著用鉚釘連接的鐵板。
結束工作時，考古隊從海底艦體上取走了一些重要的東西。
“主炮炮管太殘缺了，被炸的只剩下一點點，看殘骸的形狀，應該是從炮管裡面炸了，不是從外面被打碎的。還有一些子彈、一些比較厚的瓷片。瓷片大部分是歐洲的硬瓷，還有中國的青花瓷。”周春水說。
回到北京後，他們對格林機關炮上面的銘牌進行了除鏽處理。除鏽後的機關炮銘牌上清晰地顯示了一個年份——“1886”。
1885年11月，清廷下旨確定訂造兩艘穹甲巡洋艦，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建其中的“致遠”號。1887年，“致遠”完工，運回中國。“1886”的銘牌完全符合“致遠”的標識。“超勇”1880年就下水了。不過格林機關炮是軍艦隨屬武器，也有可能是後來裝備，不能完全排除是“超勇”。
一切指證都指向了“致遠”艦。但是對一向嚴謹的考古人員來說，還缺少最直接、最確定的證據——在沉艦上發現任何印有“致遠”二字的物品。
上“致”下“遠”
“致遠”文字款識瓷盤
保存在軍事博物館裡的“靖遠”艦遺物，是一個銀質的咖啡壺，以及餐具餐盤。在勺柄的末端銘刻著一個圓形的徽章，上面用英文寫著一艘北洋軍艦的名字——“靖遠”。
這是“靖遠”艦管帶葉祖珪隨身攜帶的物品。
北洋水師在國外訂製的這些軍艦上，從武器到餐具均有訂製，瓷盤上印有該艦名字。
周春水期待著，在2015年的考古調查中，能夠幸運地發現這樣的瓷盤，那麼就能夠確定“致遠”的身份了。“考古工作，有時候是需要一些運氣的。”他笑著說。
2015年8月1日，“丹東一號”考古隊再一次正式出海調查。這一次，他們最核心的任務便是確認“丹東一號”的身份。
8月底，考古隊的第一個重要發現，是在艦體尾部偏左側的位置發現了一枚魚雷引信。
周春水說，“這個一出來，我就知道一定是‘致遠’了，因為只有‘致遠’上面有魚雷，而且又是一個很完整的魚雷引信，那就一定是軍艦自帶的，用於尾部魚雷的發射。”
緊接著，他們又發現了方形舷窗。根據歷史記載，只有“致遠”和它的姊妹艦“靖遠”才有方形舷窗，別的艦都是圓形舷窗。由此可以基本排除“丹東一號”為“超勇”的可能性。
即便如此，仍沒有發現“致遠”兩個字，對沉艦身份的確認還是不夠完美。
周春水把尋找的重點鎖定在船體左前方的一個位置。
“船體甲板以上的部分都沒有了，我們不可能在船水線以上的側面找到‘致遠’的字樣，想找‘致遠’兩個字只能從瓷盤上找。2014年我們在船的左前方一塊倒塌的鐵板上發現了很厚的瓷片，周圍散落的木板沒有被燒過，左舷前部這個區域保留下瓷盤的可能性比較大，所以這次我們還想在那附近看一看。”周春水說。
不知是巧合還是宿命，甲午海戰121週年紀念日當天——2015年9月17日，一名考古隊員在周春水圈定的那片區域，意外地發現了一個白色的瓷片。
周春水立刻穿上潛水服下水，就在發現那個重要瓷片的地方，他又發現了另外幾個帶有文字的瓷片。
“我在沙裡面挖了很深，這些瓷片分佈在一平方米範圍內。挖了快一米深後，又找到了另外幾片，最後拼出來一個基本上完整的盤子。”周春水說。
9月18日上午，潛水收工時，吳立新取了一塊瓷片上來，上面有英文“AL CHINESE”對照“靖遠”艦餐盤，應為“the imperial Chinese navy”的一部分。瓷片的最上面寫著：“CHIHYUAN”，也就是“致遠”的拼音。“CHIHYUAN”是威妥瑪拼音，是一位叫威妥瑪的英國人創立的一套學漢語的拼音方式，當時十分流行。
這個盤子除了有“致遠”拼音字樣外，左右兩邊各有3支帶有橄欖葉的裝飾，下方是一個半圓，寫著“THE IMPERIAL CHINESE NAVY”，即“中國皇家海軍”。中間還有兩個篆字，上面是“致”，下面是“遠”，共同組成一箇中心艦徽。
這組寫著篆體“致遠”字樣的瓷盤碎片，就是“丹東一號”確定為甲午海戰“致遠”艦最直觀、最有力的證據。
在周春水提供的考古報告中，證明“致遠”身份的是一個完整物證體系：
第一，2014年，通過磁力儀物探的科技手段，確認“丹東一號”沉船鐵質遺物的體量約為1600噸，明顯大於完整的“超勇”艦的1380噸排水量。“致遠”艦排水為2300噸，因炮火的摧毀和後期打撈破壞而折損了一些鋼材，還需再去除部分木材、煤炭等非磁性物質的體量。因此，目前“丹東一號”的水下艦體1600噸與致遠艦是相匹配的。
第二，考古隊在2015年獲得一張日本所繪“黃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圖，有明確標註出“致遠”艦、“揚威”艦的沉沒位置。其中“致遠”艦的位置與目前“丹東一號”的位置最為接近，誤差不大於1000米，這個位置也是有資料標註的。
第三，水下調查發現眾多遺蹟均指向“致遠”艦，包括穹甲鋼板、格林機關炮和帶有清晰“致遠”艦艦徽的訂製瓷盤。
2015年11月4日，經過來自國家文物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船重工701所等多家單位各個領域專家聽取彙報、考察出水文物、質詢討論後，正式確認遼寧丹東港海域發現的“丹東一號”沉艦，為1894年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的“致遠”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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