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律師每辦理一件案,都得面對當事人提出的各式各樣的問題.但被問得最多的一定是:"律師,我能贏嗎?"其實當事人不知道：不輕率答應打贏官司，往往反而是負責任的律師。
"律師,我能贏嗎?"當事人不但開始見面時這樣問，簽訂委託(辯護)合同時也會這樣問;訴訟過程中這樣問，等待判決時，還是這樣問;一審這樣問，二審、再審還會這樣問;被告這樣問，原告這樣問，上訴人、被上訴人還會是這樣問。……有時，同一個當事人會無數次地提出同樣的問題：與律師見面沒談上幾句，又回到這一老問題上。
如果你不正面回答這一問題，或者不作耐心、詳細、通俗、透徹的解釋，那麼作為律師，你可能會失去當事人。如果當事人已經與律師建立了委託關係，收了錢，當事人可能會埋怨說：這個律師收了錢卻不答應打贏官司。
律師真是有口難辯啊。其實當事人不知道：不輕率答應打贏官司，往往反而是負責任的律師。
當然，極個別律師可以輕易地讓自己的當事人得到滿意回答：打包票、拍胸口：“沒問題!你能贏!”或者像占卜、算卦一樣亂點鴛鴦譜。這樣做雖然迎合了當事人急於瞭解訴訟形勢，預測訴訟結果的心裡，也許當事人聽起來會感到很舒服，但這樣做既損害當事人利益的，也從根本上違背了律師行業規範和律師職業道德的。為收取律師費而誤導當事人是最缺德的，因為一件案子對一個職業律師來說可能是一件普通的、常見的事務，但對於當事人來說往往是一件大事，因為一個當事人一輩子不會很多官司，甚至只這麼一個官司。
一
為什麼當事人難以得到現成的答案?
應該說，對於敬業的律師來說，是因為這個問題確實太難回答了。尤其是當事人問題得更具體時，要求將勝訴的把握量化時，更難以回答。比如：大概有多少成勝訴把握?勝算把握大概佔百分之幾?50%?80%還是95%?等等。
二
這個問題為什麼最難回答?
而另一方面，對於原告的訴訟請求，受理案件的法院只支持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遭到駁回，而被駁回的部分對原告來說同樣重要;或者，對於原告的訴訟請求，被告提出了反訴，法院既支持了原告的本訴，也支持了被告的反訴。這就更難下結論：這場官司到底是勝訴了，還是敗訴了。
還有一種較為常見的訴訟結果是：在訴訟過程中，經過劇烈、充分的舉證和辯論，爭議的雙方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誤解，放棄了部分請求，當事人在主要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在法院的主持下達成了和解，由法院製作出與判決、裁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民事調解書》;或者雙方在庭外達成了和解協議，原告一方向法院申請撤回訴訟。此種情況，就更難區分誰是贏家了。
此外還有一種常見的情況：從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來看，是一定會勝訴的。但在訴訟過程中，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使得原以為穩操勝券的一方形勢急轉直下：對方當事人卻出示了足以否定原告一方當事人的主要證據的證據。比如，有個當事人稱：某某人借了其一萬元，有某某人親筆書寫的《借據》為證。但現在某某人拒絕償還。如果當事人問律師：“我能勝訴嗎?”你極可能會毫無保留地回答說：“沒有問題，肯定勝訴。”如果將此結論絕對化，那就未免太輕率了。一旦對方當事人在訴訟中答辯稱：錢早已還了，而且出示原告親筆書寫的《收據》，那麼，原告的訴訟請求勢必被駁回。
在刑事訴訟中，對於辯護律師勝訴的標準更應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在偵查及審查起訴階段，律師運用法律知識維護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特別是程序性的權利，這就是“贏”的本義;在訴訟階段，律師為之辯護的被告人被宣告無罪，這固然是大獲全勝訴——哪怕被告人實際上是有罪的，只要是律師通過合法手段，其意見被法院所採納;但通過律師辯護而獲無罪宣判的情況畢竟是極少數。大多數情況的勝訴標準應當是：被告人沒有被冤枉，其所得到的是公正的判決。特別是通過律師的工作，發現了控方沒有發現的無罪、從輕、減輕或免除刑事處罰的情節，更應記上律師的一功。總而言之，在刑事訴訟案件中，勝訴的標準是律師中肯的、實事求是的意見，或者關於被告人無罪、罪輕以及從輕、減輕或免予處罰的辯護意見被法院所採納。當然，律師的辯護意見能否被法院所採納，就要根據訴訟發展的情況來預測。準確的預測不大可能一開始便能作出。當事人及委託人往往存在的錯誤認識是：只要律師能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法律懲罰，就是勝訴。這種認識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十分危險的。
三
知否,知否,勝訴的另一半是敗訴
因為訴訟是解決矛盾與衝突的一種程序，一旦進入訴訟程序，終會有一個唯一的、確切的結果，而訴訟結果不但受制於許許多多主觀、客觀因素，而且絕大多數案件沒有辦法用勝訴與敗訴來歸納其訴訟結果。
然而，當事人不斷提出這個問題，不是要為難律師。當事人提出這個問題可以說天經地義。他們聘請律師為其代理或辯護，最關心的自然是訴訟結果。當事人如果能確切地從律師處預測到訴訟結果，他們可以作出正確決擇：如，是否打這場官司、是否繼續打下去、如何打、是否選擇與對方和解、是否花重金聘請律師等等等等。
但是，只有多年從事律師工作的人，才會深切體味到，回答當事人這個問題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是檢驗律師政治水平和道德品質的過程，是一個考核律師法律水平和說服能力的過程，是充分顯示律師辦案技巧和辦案藝術的過程，是一個測試律師綜合素質的過程……這個問題可謂“一言難盡”。律師在辦理訴訟案件未到最後一刻，都不能把話講死，更不能打賭似的將自己的律師事業也賭進去。數年前某省曾有一個頗有水平的專職律師，他在代理一個民事案件時，認準自己的當事人確實有理由獲得勝訴，而且在辦案過程中，逐步增強了勝訴的信心。面對當事人焦急的追問：“律師，我能贏嗎?”他乾脆信誓旦旦：“如果這個官司打不贏，我不當律師了，我開貨車去。”結果命運卻給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最終出乎意料地、無可挽回地敗訴了。他的思想怎麼也拐不過彎來，後來他真的履行對當事人的承諾，真的放棄了律師職業，當了幾年的貨車司機。不過，幾年之後，他還是重操舊業，重新出山當律師。這位律師的業務水平是無可挑剔的，只是一時沒有能正確地看待贏與輸、勝訴與敗訴，沒有正確看待贏與輸、勝訴與敗訴的辯證關係。
可見，要真正回答好當事人的這一問題，首先就要求律師自己對勝訴與敗訴、贏與輸有正確的認識。其實，要真正弄清一個案件能否勝訴，不能孤立地分析自己一方當事人的材料和意見，你不得不與爭議的另一方聯繫起來看，甚至要將整個糾紛和案件作為一個整體、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來看待，要全面、準確地考慮對立雙方的觀點。勝訴與敗訴都是對立統一、此漲彼消的關係。不管案情多麼複雜、曲折，不管可變因素有多大，也不管法外因素的有無或多少，確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件訴訟結果卻只有一個。無論這個結果如何，只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這就是：勝訴的另一半就是敗訴。
我們知道，法律是調整社會關係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範。社會關係實際上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一個著名的思想家曾經說過：“法律是人類又一偉大的發明。她可與科學發明相媲美。科學發明使人類學會了駕馭自然，而法律使人類學會駕馭自己。”社會關係有了法律的調整，人們才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正因為人與人之間權利義務關係明確，並且有國家強制力保證這一關係，人類社會才井然有序。在這樣的權利義務關係中，一方的權利就是對方的義務，反之亦然。在法治社會中，國家和國家機關也是一個法律主體。在憲法和刑法中，國家的權利就是公民的義務，反之，公民的權利就是國家的義務。在行政法中，國家機關的權利就是公民的義務，反之，公民的權利就是國家機關的義務。人們出現糾紛，實際上就是權利義務關係出現了爭議。爭議的解決，有賴於國家審判機關依照法律規則——程序法和實體法，重新明確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贏與輸，勝訴與敗訴的實質，就是權利義務關係的明朗化、明確化，被判定應承擔義務的一方為輸(敗訴);而被確認享受權利的一方為贏(勝訴)。然而，一方所享有的權利，必須依靠另一方履行義務才能夠實現。各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係是一種此長彼消的關係。因而贏的另一半必然是輸，勝訴的另一半必然是敗訴。這樣，代理對立各方的律師，必然有勝訴有敗訴，有贏有輸，不可能都贏，也不可能都輸。即使庭外和解將事情“擺平”了，雙方當事人都滿意，都認為是一個“雙贏”的結果，其實這也只是當事人自己明確了權利義務關係。當事人只是將自己主動、樂意接受的義務也稱之為“贏”而已。
從概率上計算，勝訴與敗訴在全體律師當中的分配肯定各佔一半。如果在同一案件中，對立雙方的當事人都宣稱自己能贏，堅信自己能贏，這毫不奇怪：正因為當事人本來就各執一詞，都認為自己絕對正確、自己是合法的，才會出現糾紛乃至訴諸法庭，對薄公堂。但律師卻不同。對立雙方的律師都宣稱自己一定要贏，則必然有一方的律師無法兌現自己的承諾。如此看來，作為律師，正確看待勝訴與敗訴尤其顯得重要了。因為在律師與當事人接觸的整個過程中，律師都必須引導當事人正確地認識贏與輸、勝訴與敗訴。這也應當是律師業務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四
回答當事人這一問題時應把握的幾個要領
律師對贏與輸有了正確的認識後，還不能馬上回答當事人的這一問題，還得讓自己的當事人對勝訴與敗訴的辯證關係有正確的認識。到底如何正確看待勝訴與敗訴?到底如何看待官司的贏和輸?在這一問題上，我們認為作為律師，在回答當事人的這一問題前應當把握如下幾點：
第一，對自己當事人的糾紛，應有一個客觀的評估。這需要客觀、公正、全面地審視所有案卷材料，包括對自己當事人有利的材料和對自己當事人不利的材料。所謂評估，就是要分析自己的當事人的請求、看法、觀點等等，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哪些是有證據支持的，哪些是沒有證據支持的。在這一方面，律師一定要獨立於自己的當事人，而且要高於自己的當事人，而不能一味迎合自己的當事人，不能受當事人、委託人的看法或觀點所左右。律師與當事人探討案件的結果，與律師在庭上或在訴訟的其他公開場合發表對案件的看法，應當有所區別，有所側重。特別是原告的代理律師，在提起訴訟前，一定要慎之又慎。
第二，幫助自己的當事人正確看待自己的權利義務關係。用準確無誤的法律依據，分析當事人依法應當享受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使自己的當事人對訴訟結果有一個較客觀準確的預測。如果當事人有意無意地認定：聘請律師的目的是想辦法將刑事被告人的罪責推掉、將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免掉、將所欠的債務懶掉……則律師必須及時糾正當事人的錯誤觀念。不能違背法律規定去謀求自己一方勝訴。尤其是，不能不加分析地將當事人的要求作為衡量勝訴與否的標準。通過不合法的手段獲得勝訴，不能算是真正的“贏”，因為這樣獲得的訴訟結果是不可靠的，不穩固的。對方當事人極有可能通過合法途徑扳回敗局。
第三，對於既成訴訟而後委託律師的案件，不能以勝訴與敗訴來評價律師的業務水平。律師也只能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其觀點才會最終得到法院的認可。因而對待律師，不能單純以勝敗論英雄。英國著名律師巴倫&布拉姆韋爾所說：“一個聰明的當事人，他會理智地對他的律師說：‘我是要您替我辯護，而不是要您給我作出判決。我知道，怎麼判決，那是審判官們的事’。”但對於原告律師，特別是當事人委託律師論證能否獲勝，再提起訴訟的律師，則免不了要以勝敗論英雄。律師應當運用自己的專業法律知識，使應當勝訴的案件勝訴。本來就不應當勝訴的案件，則應儘量做自己一方的當事人的工作，正確評估和看待訴訟結果。
最後，輸與贏、勝訴與敗訴有時是可以轉化的。這不單指通過訴訟程序，將一審敗訴的案件而在二審勝訴、二審敗訴的案件通過審判監督程序而在再審時勝訴，而且指在每一個訴訟程序中，通過律師的努力，原對自己一方當事人一方不利的，轉化為對自己一方當事人有利的局面，從而使自己一方的當事人獲勝。如，通過收集證據，使證據不足的當事人獲得有力的證據以支持其訴訟主張;通過法庭調查，用機智的問話，使對方在庭上承認本來不願意承認的事實;通過各種努力，使蒙冤的刑事被告人獲得平反;通過法庭辯論，爭議激烈的不同觀點中使自己一方的觀點被接受等等。
“律師，我能贏嗎?”這一問題不但難以回答，而且在回答之前你還得正確看待輸與贏;不但要律師自己正確認識，還得自己一方的當事人要有正確認識。在此前提下，才開始勝訴與敗訴的論證工作。因此，要圓滿回答這一問題，真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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