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到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沒幾天，就問中央組織部過去過問過“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國究竟有多少‘右派’?”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這個大冤案的平反了。
胡耀邦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黨校主持校務的副校長鬍耀邦，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到任沒幾天，他就問中央組織部過去過問過“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國究竟有多少‘右派’?”
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這個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從未整過人，並對所有被冤整過的人滿懷同情。
1932年，他十六歲，在中央蘇區湘贛省委負責兒童工作時，被稱為“AB團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書記馮文彬及時而巧妙地解救，他險乎英才早喪。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搶救運動”的漩渦，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連。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邊的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回憶“AB團”往事時說：我那時還小，受到那麼大的打擊實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時我比較胖，人們都叫我“小胖子”，但從那之後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現在也沒再胖起來!
具有充分說服力的歷史實踐已經證明了，所謂的共產黨內也有“AB團”和延安“特務如毛”、必須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搶救運動”等等，都是殺人連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斷出來的。
共產黨人的光明磊落，和這一出出自相殘害的歷史悲劇，促使耀邦早就暗立誓言：永生永世決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這樣幹!
1956年7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召開了一千多人參加的“肅反運動”總結大會。作總結報告的，是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劉西元。當劉西元講到“肅清反革命”的曲折過程時，坐在臺上報告人後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臺前，擠到話筒前說：“這次‘肅反’，傷害了一些好同志……”，邊說邊接過一旁秘書遞過來的一張名單，大聲唸了起來，第一位就是《中國青年報》編輯朱志炎(這位復旦大學畢業生，八十年代初是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編譯出版者)。唸完了名單，耀邦接著說：“這是書記處的責任，首先是我的責任，是我的失誤，因為我是第一書記……我要向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們，對不起了!”說罷，他又走到臺前正中央，向臺下深深一鞠躬，並連說“對不起，對不起……”
1957年整風鳴放，《中國青年報》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在首都新聞界座談會上，就如何辦好一份為青年所喜聞樂見的報紙為主題，作了一個包涵五個問題的發言。他說青年報應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麼文件講話都照抄照登，而應當精細加工，使其生動活潑，形象具體，不要將報紙弄成個“佈告牌”、“留聲機”、“翻版書”。第二天的《人民日報》把他的這些話見了報，全文被載入人民大學新聞系講義。
當時人們都不把這當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計劃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去伊朗等國訪問。在接著到來的“反擊右派猖狂進攻”時，團中央的“反右”鬥爭由書記處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羅毅全權領導。他東一頭西一棒地在團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右派”，張黎群的那句話也被抓住不放，並被密報到黨中央。
1957年秋天，耀邦從國外一回到烏魯木齊，就給北京的羅毅打電話，詢問團中央的“反右”鬥爭情況。當他得知光是《中國青年報》編輯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派”，約佔編輯部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總編輯、部主任和業務骨幹時，十分震驚而沉痛地說：“損失慘重啊!”他立即趕回北京，想出種種辦法挽救和保護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說：“張黎群在新聞工作座談會上講的那些詞句，是糊塗俏皮話。他是說報紙登的通知、講話什麼的太多了，好像是貼布告，說了句俏皮話。他很年輕時就參加了革命，對黨還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當有些報紙猛批張黎群的那些用詞時，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就把張黎群的整個發言稿調去看過了，還在小平面前為張黎群說了不少好話，並拍了胸脯打保票說：“此君絕不會反黨!”現在又聽到耀邦也是這麼說，小平說：“那就算了吧!不過他既然糊塗，就不能再當報紙總編輯了!”於是張黎群的問題就成了人民內部矛盾，被定為“犯了具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的嚴重的政治錯誤”，給予四個方面的處分：寫一篇檢討文章，由新華社發通稿，供各報刊登，以消除錯誤影響；撤銷共青團中央常委；黨內嚴重警告；下放陝北米脂縣擔任縣委書記處書記。
但是不管怎樣，耀邦總算從“敵我”分界線上救回一位好同志。而且他還針對上述四條處分，來了個四條保護措施——在1958年8月舉行的團中央三屆三中全會時，當面對張黎群說：“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為止了；處分決定不登報；保留黨的‘八大’代表資格；不當常委可仍是團中央委員；不是一般的‘下放’幹部，而是真正有職有權的縣委書記處書記。到了那裡要認真研究如何改變老根據地的貧窮面貌。這是新擔子、重擔子啊，務必得挑好!”
張黎群臨離北京時特向耀邦告別。耀邦又叮囑他說：“黨員犯錯誤是難免的。你看在延安辦輕騎隊的許立群，那時有人說他犯了大錯誤，而今還不是被起用了、重用了?你可千萬不要沒精打采、一副倒黴相!而應該昂首挺胸，回到老區米脂縣立新功!”
然而耀邦痛感遺憾的是，他雖然也作了種種努力，結果未能把《中國青年報》的副總編輯鍾沛璋、陳模等同志和團中央其他被扣上“右”帽的同志，從“敵我”線上救回來。但是他對這些同志從不歧視冷落。有人登門求見，只要有空，他都親切接待。
當這七十多位同志整好行裝，即將去全國著名勞動模範李順達的故鄉——山西平順縣接受考驗的時候，他又把他們請到團中央二樓會議室，對他們作了近兩個小時的講話。他說：“我要給你們講兩點：第一，你們所犯錯誤的性質十分嚴重；第二，你們的前途十分光明。”但是對於第一點，他沒有再說第二句，而對第二點，卻似清泉滔滔地講了許多。他說在黨號召整風時說了幾句過頭話，並不能表明就是反黨。《中國青年報》編輯部的幹部，絕大部分來自大學，而且是參加過地下工作、學生運動的優秀分子，或是地方團委及地方青年報的比較優秀的幹部。他們都對黨深有感情、工作積極、擁護社會主義，思想也都比較活躍。
最後，耀邦對這些同志說：“你們都還年輕，有文化、有能力，過去都為黨為青年團做了許多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我深信，你們下到農村後，必定會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為改天換地建立新的業績，在將來的某一天，你們還有可能重新回到黨的懷抱……”
耀邦的這番真摯動情的講話，對這些被推到“敵我”線上的人們是個強有力的激勵，不少人聽得直掉淚：“耀邦還是把我們當做自己人的呀!……”
這些同志去了平順後，都沒有辜負耀邦的殷切期待。只兩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溝溝裡的村幹部和老鄉，還把許多人評為模範幹部，他們都婉言謝絕，說他們是下來鍛鍊的，不參加當地幹部、社員的評比。他們回到了團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陳模、鍾沛璋回到了《中國青年報》，雖然沒有恢復副總編，但都當上了青年活動部和知識部的副主任，不僅讓他們編稿、發稿，還可以照樣撰寫評論和社論。
“反右派”鬥爭結束，耀邦把各單位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一個一個地請到自己家裡或辦公室談心：“你們哪是什麼‘右派’，多半是驕傲自滿、說話欠考慮而已”；“‘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切不可灰心喪志，自暴自棄。”
他深切關懷的當然不僅僅只是“右派”。
1956年，在團中央書記處一次擴大會議上，書記處書記項南、梁步庭等同志，強調共青團要充分發揚民主、密切聯繫群眾，並提出了一個包括民主化、群眾化、自治化的“十點建議”。對這個建議，大家都表示贊成，並下發各省市黨委和團委，請他們參照執行。
1958年夏，黨中央某些同志以檢查黨的領導為由，先把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打成“反黨分子”，開除了他的黨籍，接著又要整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他們實在抓不住胡耀邦的辮子，就把他曾同意的項南、梁步庭的“十點建議”作為“毒草”來大批特批，連續召開了七十三天的批判會，終於給“十點建議”定了性，說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綱領”，“攻擊黨的領導”，“篡改青年運動的共產主義方向”。會議定項南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農村勞動；梁步庭也受了處分。
其後多少年，耀邦一直為沒能保護好這些敢於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內疚。他決心要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組部的前一個月，在他指導下撰寫的有關落實幹部政策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中，他特別建議執筆者加了這樣一段話：
“需要特別指出：對那些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對象，應當真正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讓他們為社會主義事業出力效勞……”
這就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開委婉地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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