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七百年前，华夏民族进入了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谦谦上古贵族君子风的春秋时代落下帷幕，攻掠征伐、尸横遍野的战国时代隆重登场。秦孝公渠梁广招天下贤能之士，天不亡秦，曾在魏国并不得志的卫鞅辗转来到秦国，并凭借一身才学和对天下局势的清醒认识而得到秦孝公重用。
卫鞅在秦国掀起了影响深远且饱受争议的变法，一代强秦由此崛起。
时为西北边陲蕞尔小国的秦国饱受六国摧残挞伐，而今已在灭国边缘。秦献公身死战场，年纪轻轻的仲公子渠梁在危难时刻即位，他深藏屈辱，在六国夹攻下苟延残喘，发誓变法崛起。
求贤令
国人列国贤士宾客：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国人宾客贤士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秦穆公之贤明，由此可见一斑，其一，开旷古先例，痛说国耻。历数先祖四代之无能，千古之下，举凡国君者，几人能为？几人敢为？其二，求强秦奇计，而非求平平治国之术，足见此公志在天下霸业。身处穷弱，被人卑视，却竟能做鲲鹏远望，生出吞吐八荒之志。古往今来，除禹汤文武，几人能及？其三，胸襟开阔，敢与功臣共享天下。有此三者，堪称真心求贤也。也正是这番雄心和诚意，才吸引了卫鞅的注意。
渭水之谈，堪称超越隆中对的佳话，可谓令秦穆公茅塞顿开，卫鞅对政治的理解俨然已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放之现代亦有可取之处。
先言根本，直入主题，天下列国争雄之时，国力消长为兴亡根本。何谓国力？其一，人口众多，民家富庶，田业兴旺。其二，国库充盈，财货粮食经得起连年大战与天灾饥荒之消耗。其三，民众与国府同心，举国凝聚如臂使指。其四，法令稳定，国内无动荡人祸。其五，甲兵强盛，铁骑精良。有此五者，方堪称强国。而目下之秦国，五无其一。地小民少，田业凋敝；国库空虚，无积年之粮；民治松散，国府控缰乏力；内政法令，因循旧制；举国之兵，不到十万，尚是残破老旧之师。如此秦国，隐患无穷，但有大战，便是灭顶之灾。秦穆公深以为然。
治国之道，强国为本。王道、仁政、无为，尽皆虚幻之说，与强国之道冰炭不能同器。时下魏国乃甲兵财货之强，齐国乃明君吏治之强，楚国为地广人众之强。目下正在变法崛起的韩国与齐国相类。然则上述三强，皆非根本强国，不足效法。此番论解，已让穆公痴迷惊奇其中。
前三种强国范式之根本弱点，在于只强一时，不强永远，只强表面，不强根本。魏国在文侯武侯两代是蒸蒸日上，真正强盛，自魏罂称王，魏国便每况愈下。齐国是这一代齐王强盛，之后必然衰弱。楚国则自楚悼王以后，一直是外强中干，不堪真正的一击。即或以目下正在变法之中的韩国而言，也是一代之强，甚至不出一代便会逞衰落之势。此中根源何在？其一，变法不深彻。李悝助魏文侯变法，以废除井田、奖励农耕、兴旺田业为主，疏忽了军制、吏制、爵制、国制、民制之全面变法。齐国韩国则更是粗浅的整军治吏之变法，没有深彻的再造翻新。楚国之变法，因吴起惨死而中途夭折，对旧世族只有些须触动，更休提深彻二字。其二，法令不稳定，没有留下一个国家应当长期信守的铁律。前代变法，后代复辟，根基不稳，必然是兴也忽焉，亡也忽焉。有此两大缺憾，岂能强大于永远？又岂能成大业于千秋？惟其如此，三强四国不足以效法，秦国要强大，就要从根本上强盛！
秦孝公被这一番江河直下的理论强烈震撼！陡然觉得往昔那笼罩心田的沉沉阴霾，竟是顷刻消散，身心枷锁顿时开脱，心明眼亮，坚实舒坦。
君臣同心，历尽万难，商鞅入秦之后，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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