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時節，從八達嶺長城腳下驅車往東，沿盤山公路行駛半個多小時，北京延慶區大榆樹鎮小張家口村到了。31歲的閆永傑帶著記者，沿村西南一條黃土路上山，穿過荊棘叢生的雜林子，向上攀爬20多分鐘，半山腰一大片草甸豁然開朗。
撥開一人多高茂盛的雜草，一座新立的墓碑靜靜佇立在靜謐的山野間，碑身上刻有“革命烈士紀念碑”幾個燙金大字。碑後是緊挨著的6座土墳。
閆永傑在碑前蹲下身，清理著周邊的雜草：“這裡安葬著王茂祥、王佔明、高自斌等6位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新中國成立後犧牲的烈士，都是我通過走訪村裡老人，多方核實，才最終確認的。”
↑在北京延慶區大榆樹鎮小張家口村的一處山坡，閆永傑在烈士紀念碑前清理雜草(9月28日攝)。本組圖片均為新華社記者王君璐攝
讓他感到遺憾的是，6位烈士中僅3人確認了姓名、身份及犧牲情況，其他人則成為無名烈士。2016年，延慶區民政局將此處確立為烈士集中安葬點，並在此立碑，以紀念烈士英魂。
延慶地處北京市西北部，是曾經的平北抗日根據地一部分，在這裡犧牲的烈士眾多。尋找烈士、為烈士“安家”是閆永傑4年來的一項重要工作。2014年，這個性格靦腆、個頭不高的小夥子，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延慶，成為區民政局優撫安置科一名工作人員，負責烈士紀念設施維護等相關工作。
閆永傑介紹，每逢清明節和烈士紀念日前，都會接到一些烈士家屬打來的求助電話，希望能幫助尋找烈士遺骨並建立祭奠場所，從那時他就開始了尋找烈士、給無名烈士“安家”的工作。
2016年起，延慶區民政局集中對全區零散烈士墓進行搶救性保護，在全區發佈公告廣泛徵集烈士墓線索。僅兩個月，就從社會各界收集了172條烈士墓地線索。為了逐一核實，閆永傑翻山越嶺，跑了全區8個鄉鎮，走訪一個個村莊，跟年長的人打聽，在山野莽原間找尋墓地，並查閱《延慶區烈士英名錄》和當地碑文進行比對甄別。
↑閆永傑在長城腳下的八達嶺烈士陵園擦拭烈士墓碑(9月28日攝)。
“天一亮就鑽進山裡，天黑了還在山頭上轉悠。”閆永傑說，經多方比對、實地走訪，有19條線索具有可操作性，最終經他核實確認的散葬烈士墓有36座，核對過的烈士名字上千人。
“遷下來的必須保證是烈士，核實一定要準。”但要找對散葬的烈士墓，難度不小。許多無名烈士的遺骸都散落、隱藏在溝壑山間。當年由於怕被敵人發現，很多烈士都是由村民偷偷下葬，連個像樣的墓碑都沒有，只能拿石頭、木牌等做記號。多年風雨侵襲，有的墓地被發現時，就剩下一個小土包。
最難的一次，是在永寧鎮營城村尋找烈士劉文付的墓地。
老人們回憶，抗戰期間，劉文付在村裡工作，大夥兒都叫他“劉科員”。1945年至1946年間，他被敵人殘忍殺害，頭顱掛於永寧城門口。村民偷偷地將他的屍身埋在了村裡，掩埋時，特地用面捏了一個頭顱，與遺體一起下葬。
“當時我們翻了幾座山，因為地形變化大，村裡的嚮導都找不到，周圍四面環山，全是松樹林，大家來回轉，後來在一個饅頭型的大土坡上休息，才發現烈士的埋葬點。”閆永傑說。
2016年清明節前，劉文付的遺骨被移葬到了八達嶺烈士陵園，當時挖掘的烈士遺骸果真沒有頭骨。如今，在這座陵園裡，劉文付和其他581名烈士陪伴長眠。
↑閆永傑在長城腳下的八達嶺烈士陵園擦拭烈士墓碑(9月28日攝)。
長城腳下的八達嶺烈士陵園，松濤陣陣，一排排烈士墓碑莊嚴肅穆。閆永傑擦拭著劉文付的墓石介紹，“陵園裡580多名烈士，有名字的只有181人，大多都是無名烈士，我們仍然給他們立了墓石，讓後人能來祭奠。”
在公墓的最高處，矗立著一面長6米、高3米的“延慶烈士英名錄”紀念牆。延慶區有記載的2165名烈士名字被整齊地鐫刻在上面，其中不乏“孫三丫頭”“高小四子”“閻三丫頭”這樣的小名兒。不少名字都經過閆永傑一遍遍地反覆核對。用他的話來說，“少了或弄錯一位烈士的名字，就是我們的失職。”
“這些烈士有延慶籍的，也有犧牲在延慶的，很多的烈士安葬地不詳。”延慶區民政局黨組副書記王玉玲說，建紀念牆是希望能以這種載體讓烈士“回家”，讓烈士家屬有一個祭掃的場所。
王玉玲介紹，2012年至今，延慶不斷加大零散烈士紀念設施的建設，累計投入350多萬元，改擴建3座烈士陵園，就地維護10座烈士紀念碑，完成了181座散葬烈士墓的搶救保護工作。
從事這項工作4年來，閆永傑前後奔波約3000公里。他說，散葬烈士墓的線索申報、核查工作一直在進行，自己心靈也經常深受觸動。“遷墓時，能從遺骨看出，不少烈士都是十七八歲或二十歲出頭，有的遺骨上還能看到紗布條和子彈。”
“他們在這片土地上奉獻了年輕的生命，許多人連屍骨都找不到，有的沒有後人，有的親人在哪也不知道。”小夥子說，“既然做了這份工作，就要把他們當親人來對待，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事蹟，讓更多人去緬懷他們。”
記者塗銘、魏夢佳、王君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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