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不勝枚舉的患者自殺，家屬索賠事件，讓醫院防不勝防，令醫護膽戰心驚。內心安全防範已經遠遠大於治療攻難。
2018年9月19日中午12點39分， 華廈眼科醫院的鮑捷醫生，在朋友圈中發出了一條信息：
今天手術遇到一位青光眼獨眼患者，僅存的這隻眼還做過引流閥植入。手術結束的一刻，病人對我說：“醫生，我是來賭命的，如果這隻眼手術失敗了，我就自殺，已經想好了！”聽完這番話，我不禁感覺後背發涼：“幸好沒在手術前跟我說這些，否則絕對不敢做了，一條人命啊！”
此消息一發，引起朋友圈一片感慨與唏噓。有同行留言：“醫生真不好做，潛在風險大，術前說了，估計沒有醫生給他做了。”
聽到這個消息，醫院十分重視，立即前往病房與患者和家屬溝通。
沒想到患者家屬居然說：“這是隨口說了一句玩笑話，老頭平時愛這樣講話。”
那位姓王的患者告訴採訪此事的記者說，得知手術成功後，自己鬆了一口氣，便說出了那番話。
欲蓋彌彰之詞，手術成功戲語？我就想怯怯的問一句，假如手術失敗了呢？還是一句玩笑話嗎？
要知道，醫學技術是一門不完美的科學，臨床手術也沒有百分百的成功。這之間因個體和病情的差異，即使同樣的疾病同樣的手術也不會有絕對同樣的結果，更沒有絕對的只成功不失敗的手術。
正因此，特魯多才說，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
可如今大家對醫學已經過度的依賴，對醫生超乎常人的要求，到醫院就抱著花錢必消災的求神拜佛心理。
必須萬無一失，穩操勝券的職業要求，已經斬掉了醫生大膽開拓銳意創新的翅膀，一個個就像在外力作用下搖搖晃晃的不倒翁，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小心翼翼的行走在臨床路徑，循規蹈矩，不敢擅越雷池一步。
毋須諱言，
如今的醫生，就像趙本山所言，如同飛行，不在於飛得多高，而在於平穩降落。慢慢的，醫生就都成了不敢硬氣的一個群體。欲練神功，揮刀自宮。腦袋成了病人的跑馬場，思想保守的成了裝在套子裡的人，小心翼翼，因循守舊，循規蹈矩。這不是哪一個醫生的悲劇，而是整個中國醫療群體的悲哀。
這一恐懼和悲哀，不僅僅來自患者的不信任和不理解，也來自於法律對善者保護的羸弱和對惡者執法的缺鈣。
法律以社會現實為基礎，併為社會現實服務。立法者的初心和本意，原是為了改變醫患矛盾比較突出的狀況。
在《侵權責任法》實施之前，醫療糾紛的處理依據主要為《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但後來，立法者在《侵權責任法》第七章專章規定了“醫療損害責任”，以期用最嚴厲的規章和最明確的條文來為醫患定圭臬。
但遺憾的是，《侵權責任法》實施之後，醫患矛盾並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緩解。反而，在每次的醫療損害責任糾紛中，出現了醫患倒置現象，患方每每成了強勢進攻方，而醫方則處於弱勢被動防守方。對於醫療損害責任糾紛，仍有不少患方採取過分的過激的方式，用違法犯罪的代價，以鮮明醫鬧的形式去維權。
這種不適當的蠻橫維權方式社會影響極差，輕則影響醫療機構的正常秩序，重則造成醫患雙方人員傷亡。
患方的過激行為不僅不利於有效的解決問題，還往往使醫者仁心寒涼，對治病救人，救死扶傷的職業理想一步步的泯滅和失望，甚至絕望。
前年6月，河南商洛一住院患者跳樓自殺，家屬擺花圈醫鬧討說法；
去年7月，安徽旌德一位服毒自殺患者送醫院搶救後跳樓自殺，家屬停屍醫鬧；
去年9月份，陝西榆林一產婦在待產中突然跳樓自殺；
諸此等等，不勝枚舉的患者自殺，家屬索賠事件，讓醫院防不勝防，令醫護膽戰心驚。內心安全防範已經遠遠大於治療攻難。
村上春樹在《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一書中寫道，世上存在著不能流淚的悲哀，這種悲哀無法向人解釋，即使解釋人家也不會理解。它永遠一成不變，如無風夜晚的雪花靜靜沉積在心底。
這種無法向人解釋，解釋也不能被人理解的不能流淚的悲哀，成為了橫亙在醫患之間的冰山。如果沒有法制的春風，體制的暖陽，患方的敬愛，這座冰山就永遠難以冰雪消融，難以迎來醫患間那種你若生死相托，我便全力以赴的和煦和諧的春天。
對於醫者來說，最可怕的是患者心中寫滿了猜疑，臉上卻不見痕跡。
所以，若放膽去猜的話，那句“醫生，手術失敗了我就自殺”或恐是手術失敗後的真心話，而不是手術成功後的玩笑話！
而成王敗寇，才是醫者最大的不幸，也是患者最大的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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