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字叔大，號太嶽，幼名張白圭，湖廣荊州衛（今湖北省荊州市）軍籍，生於江陵縣（今屬荊州），故而時人又稱之“張江陵”。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1572年），萬曆皇帝登基後，因為李太后與司禮監太監馮保的支持，張居正代高拱為首輔。當時明神宗朱翊鈞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張居正在任內閣首輔十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
萬曆十年（1582年）7月9日（六月二十日）張居正卒，享年五十八歲，贈上柱國，諡文忠（後均被褫奪）。張居正也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文官。去世後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年）恢復名譽。著有《張太嶽集》、《書經直解》、《帝鑑圖說》等。
人物生平
少年聰穎
嘉靖四年（1525年），張居正在荊州府江陵縣（今荊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裡出生。據說張居正出生的前其曾祖父做了個夢：夢中一輪圓月落在水甕裡，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慢慢浮起。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張居正少年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歲的張居正參加童試，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李士翱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志，長大後盡忠報國，並替他改名為“居正”。同年，張居正做了補府學生。
嘉靖十六年（1537年），張居正參加鄉試，受到湖廣巡撫顧璘的阻撓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對張居正多加磨礪，以成大器。
嘉靖十九年（1540年），才高氣傲的張居正順利通過鄉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並解下犀帶贈予居正：“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顏淵，不要只做一個少年成名的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
官場升遷
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明初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夏言奪得首輔之後被嚴嵩進讒而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
對於內閣鬥爭，張居正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以《論時政疏》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痺”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張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張居正因病請假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休假三年中，他開始遊山玩水。在這三年中，張居正遊覽了許多名勝古蹟，使他發現了新的問題，他在《荊州府題名記》[9]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這一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張居正回翰林院供職。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慾渾跡，相機而動。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張居正進宮右春坊右渝德兼國子監司業，徐階薦張居正為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在裕邸期間，張居正任國子監司業從而掌握了很多將來可能進入官場的人，這為張居正打開了人脈。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下臺後，張居正掌翰林院事。
位列次輔
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以裕王府舊臣的身份，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竿”了。[11]入閣以後的張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之際，並且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內閣內部的政治鬥爭日益白熱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嚴嵩倒臺後，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認同。
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終因年邁致仕。次年（1569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
隆慶四年（1570年），韃靼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鑑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崇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張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然後，張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漢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表示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
隆慶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轉向國內問題。
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僅十歲的神宗繼位。高拱因自己口無遮攔觸動萬曆生母李太后神經，加之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對高拱不滿向李太后進讒，李太后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於是，張居正擔任了首輔，八月，他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14]。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首輔萬曆
主詞條：萬曆新政
萬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15]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佈的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穫也正在於此。
萬曆四年（1576年），張居正規定，地方官徵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曆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歲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含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250餘萬兩之數，增長了74%（《明通鑑》卷六七）。財政收支相抵，尚結餘85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萬曆九年（1581年）四月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萬曆七年（1579年），明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據理力爭，言明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朱翊鈞節省“一切無益之費”。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免除了。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庫供賞，節省服御費用，減蘇松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甚至因為害怕浪費燈燭，將萬曆安排在晚上的課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一次。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他說：“一宴之資，動之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為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
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滷例外發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居正立即交還，並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就不能以身作則。對於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是做到了。
初改財政
主詞條：一條鞭法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於是在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上疏並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佈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稅。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託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佔，額田大有增加。
萬曆八年（1580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隨著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儘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
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制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不利於社會的安定。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
賦稅改革
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一條鞭法最早於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贛都御史陶諧在江西實行，取得了成績。當時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說：“頃行一條鞭法。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此後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馴在廣東，龐尚鵬在浙江，海瑞在應天，王圻在山東曹縣也都實行過一條鞭法。海瑞在應天府的江寧、上元兩縣“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徵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徵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張居正的理財政策除了為朝廷公室謀利，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甚至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
萬曆十年（1582年），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這時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張居正上疏請求免除自隆慶元年（1567年）至萬曆七年（1579年）間各省積欠錢糧。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商並重，並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因此他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8]
勞瘁而死
張居正為國事夜以繼日地操勞，萬曆五年（1577年），多年未見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員的父母過世，必須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個月，期滿起復為官。張居正的改革才剛剛開始，此時離開必使改革功虧一簣，他做出了唯一的選擇：奪情。
明朝的士大夫忠君盡孝的觀念根深蒂固，未能盡孝何來忠君。武宗朝的大學士楊廷和也是一代名輔，收到父親的訃告即回家守制。如此一來，人情洶洶，無論是御史還是六部官員都上疏要居正守制，給居正帶來了不小的麻煩。此時神宗還不能親政，國家大政均需居正裁決，不想讓居正回家守孝。最終由神宗詔諭群臣，再及張居正奪情者，誅無赦，非議才消止。
萬曆十年（1582年）6月20日，張居正病逝，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諡“文忠”。張居正逝世後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明瞭張居正的失寵。言官也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而且張居正也險遭開棺鞭屍。家屬或餓死或流放，後萬曆在輿論的壓力下中止進一步的迫害。張居正在世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天啟二年（1622年），天啟皇帝為張居正復官復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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