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真卿作為唐代的一位偉大的書法家，其人其書，不論是對中國的文人群體，還是對普通民眾的影響之深遠，在書法史上都是甚為罕見的（上圖為顏真卿《湖洲帖》）
顏真卿（709-785年），字清臣。顏氏郡望出自山東臨沂，與書聖王羲之祖籍同地，其祖是孔子鍾愛的門生顏回。顏真卿的家學深厚，其九世祖顏騰之工草書，六世祖顏協善草隸。曾祖顏勤禮、顏師古皆精通古文、訓詁。祖父顏昭甫和父親顏惟真、伯父顏元孫都是文字學家和書法家。顏真卿的母族也是當時著名的書法世家。顏真卿幼年喪父後，由母親殷氏帶至外公家養育，其間又受殷家長輩的詩文書畫教誨。他自小在顏、殷家風的薰染下，通曉字學、詩文，兼善書法。
顏真卿的書法後來所以能取得大成，既得之豐厚的家學，更與其勤學善學善悟，廣泛地交遊、結識當時的名流，如高適、岑參、徐浩等，特別是拜書法大家張旭為師求教，都不無關係。從顏真卿所著《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可知，他在長安師事張旭書法兩年，得其“獎誘”“夙夜工勤，耽溺翰墨，雖四遠流揚，自未為穩”。因用功甚勤，書名已遠揚，但他仍自認為“未穩”而不足，不斷精研“筆法要訣”，再三請教老師，他的“縱橫有象”“不令邪曲”“令有異‘勢’、轉角暗過”“點畫鋒健皆有筋骨”和“字體自然雄媚”等筆法追求，都一 一得到了張旭的認可。再從唐陸羽所寫《僧懷素傳》可知，顏魯公在前輩已有筆法基礎上，通過對自然物象細察又得“屋漏痕”之法（即屋漏水沿牆壁蜿蜒而下的痕跡。喻指運筆不可簡單直行，要頓挫圓活、自然有致）。這是他在不斷結合學習時人大家書法，又遍覽參悟中原篆隸古碑和魏碑楷法後，在筆法審美上的再次昇華。他研習書法既注重筆法“不失趣”的技，更注重筆畫“不邪曲”的道；既博涉名家法書，又廣採民間書法精華，對古今正俗之體，不厚此薄彼，皆為之師法。
他通過融會古今，根據自己的性情和審美取向，一步步在筆墨上加工錘鍊，終於在其五六十歲時鑄就了自己的書法風範——“顏體”。無論是楷書，還是行草，“顏體”的共同特徵是結體寬博而內斂，點畫強健遒媚，方圓筆兼備，多存籀篆古法，轉折處往往外拓呈弧狀而圓渾，整體氣象宏大又不失虛靈。楷書字形端嚴方正，筆畫重頓挫，橫細而圓潤，豎粗而厚重，外圓內方，拙樸沉雄；行草字體大小，長扁、正側不拘，筆畫多絞轉，筋骨並備，隨其書寫的墨色濃淡、桔潤變化，隨性而天然。與魏晉人流媚飄逸為主要審美特徵的書風，有同工之妙，又有殊異，就是沉鬱勃發的氣勢。清王澍《虛舟題跋》雲：“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勁取姿，欹側取勢。獨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複，規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為其難。”所謂“不使巧”“不求媚”，其實是以平常心誠正而寫，達到了極工而大美；所謂“不簡便重複”，當是指他以籀篆古法作楷、行、草書，其筆畫多藏鋒，如裹鐵屈金運行而沉煉。“顏體”的主調是拙樸、內斂和沉雄，充滿著書者個性中的清氣和浩氣，更彰顯出了大唐嚴整而宏偉的文化氣象。這是顏真卿在書法風格創變上的卓越貢獻。故蘇東坡不無感慨地說：“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後世賢人對顏字品評者多多，由於審美觀不同，褒貶盡有，愚以為以坡公之論最切，可一言以蔽之。
顏真卿書法
顏真卿《多寶塔感應碑》
顏真卿以他深厚的學養、忠貞的人品與其創造的“顏體“，所一致形成的書法格調，是世人最為珍視而仰慕的。顏真卿自少年起，本是秉持“治學勿仕”家訓的讀書人，然而最終還是抱著“修、齊、治、平”的報國理想進入了仕途。但其仕途並不平坦，多是曲折和坎坷，使他的人生充滿了志士悲壯的色彩。顏真卿為政勤勉清廉、體恤民情，在撫州、湖州都留下了改造河田、造福一方的遺蹟。盛中唐時期，雖然國勢日益強盛，各方面都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景象，但其政局、官場也是充滿多變、動盪與險惡，顏真卿忠貞剛直的性情，決定了他一生多在貶擢、亂離中度過。也正是在這漫長而艱澀的人生路上，呈現了他令世人景仰的正直、堅毅的人格品性。
天寶十四年（755年），北方藩鎮軍閥安祿山叛亂，顏真卿與從兄顏杲卿率領數郡兵力擊潰了叛軍20萬鐵騎，然而在這次爭戰中從兄顏杲卿、侄兒顏季明被俘，並先後被害。後尋得季明首骨，顏真卿悲憤交加，作《祭侄文稿》。文稿隨情而書，其筆如蘸血淚，縱抹橫塗，狼藉滿紙，不計工拙，傾瀉著他胸中的憤懣哀傷之情。這“不計工拙”而自然寫出的書法墨跡，不僅體現了顏氏的人倫之深“情”，卻又是常人專意而不能及的大“工”。元鮮于樞雲：“太師之書，生平見真跡三本：《祭侄季明文》《馬病》及《劉中使帖》……雖體制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這看似極普通的書札，卻為後人寶之愛之而追摹，以時序排列在王羲之《蘭亭序》後，被譽為“天下第一大行書”，可見魏晉以來，此作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
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顏真卿就朝廷兩次隆重集會上安排百官就座，右僕射郭英乂為討好諂媚宦官魚朝恩，而任意抬高魚的座次問題，寫信給郭，即《與郭僕射書》，也稱《爭座位帖》。他嚴正告誡郭不可藐視破壞大唐禮儀，並慷慨直斥他的行為“何異清晝㩴金（白晝打劫）之士”。其剛正不阿、忠直粲然之氣，無不溢於書札的字裡行間。清阮元《跋爭座位帖》說：“《爭座位帖》如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為念。夫不復以姿媚為念者，其品乃高。”
永泰元年（765年），關中大旱，五穀歉收，時顏真卿被貶在此地任職，顏家也因此陷入困窘，左支右絀，數米而炊，將至斷炊時，他不得不向好友李光進（李光弼之弟，時為太保）寫信求援，說：“拙於生事，舉家食粥米已數月，今又罄竭，只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幹煩也。”這即是流傳下來的顏魯公有名的《乞米帖》。時年顏真卿57歲，作為已官至刑部尚書、知省事、晉封魯郡開國公、二品勳級，且是平定安史之亂功臣的他，按常理應衣食無憂的，但他的家境卻與一般黎民百姓的無異，大旱歉收竟會致使他這樣的官員家庭飢寒交迫以至斷炊，他不得不向友人求救。他為官清正、雖貧不失操守的坦蕩品性，在此可見一斑。正如黃裳《溪山集》中所說：“予觀魯公《乞米帖》，知其不以貧賤為愧，故能守道，雖犯難不可屈。剛正之氣，發於誠心，與其字無異也。”
大曆十年（775年），獲悉瀛州刺史吳希光獻城投降、賊將盧子期被擒的捷報，顏真卿喜不自勝，作《劉中使》。從此書可體會到，當時魯公大有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裡那種喜欲狂之情狀，其筆畫沉著凝練又神采飛揚，欣喜之中幾欲顛狂，可見他個人的憂樂與家國社稷的安危，是緊密相連的，這無疑是一個真正的志士的心胸！
自唐以來，對“顏體”略有微詞的惟五代南唐後主李煜一人而已，以其詩文看李煜確有高的藝術天賦，不然，一般的亡國之君是作不出懷舊感傷的《相見歡》《浪淘沙》《虞美人》等哀婉悽慘之詞的，他在位十五年，胸無天下大志，整日沉緬於綺麗秀膩的詩酒美人的生活。但其詞的感天動地又怎能挽回江山的敗亡！清侯仁朔說：“魯公剛方性成，作書亦方整持重，前輩謂士人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魯公書，無乃道貌畢呈。李後主謂顏書如‘叉手並腳之田舍漢’，當時以為確論，而其實不然。魯公雖盡變晉法，其用筆之活，佈置之工，嚴謹中具饒潤澤，何物田舍翁有此文明耶？”藝術的審美風格歷來是多種多樣的，雄渾拙樸之美，何以不如婉麗秀逸之美？關鍵是為藝之人，其胸懷還要有天下之大義！
宋人對唐代書法名家如歐、虞、褚、柳和旭、素等的書法常有不滿和責難，但對顏真卿的書法往往多加讚譽。歐陽修在《集古錄》中雲：“（顏）其為人尊嚴剛勁，像其筆畫。”蔡襄、蘇軾的字都師法於顏，對顏魯公的人、書膜拜有加，自不必說。黃庭堅極為推祟顏，他在《山谷題跋》中言：“回視歐、虞，褚、薛輩，皆為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而且還為自己取字“魯直”，以示其傾慕追隨之意。米芾最傲狂，也於《寶章待訪錄》中說：“顏書《爭座位帖》，有篆籀氣，字字意相聯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董逌《廣川書跋》雲：“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法度備存而端勁莊特，望之知為盛德君子也。”沈作喆《論書》又云：“餘觀顏平原書，凜凜正色，如在廊廟直言鯁論，天威不能屈；至於行草，雖縱橫超逸絕塵，猶不失正體。”等等。他們既是中肯地品評顏的書法，更是在借書喻人。
《顏氏家廟碑》
顏真卿《祭侄文稿》部分
漢末魏晉以來，書法的品鑑由筆法氣韻轉向注重書家道德情操，最為突出的是唐朝晚期，如柳公權的“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之論，至宋代更加重視了書家的為人品性，如蘇軾的“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朱長文的“魯公可謂忠烈之臣也……其發於筆翰，則剛毅雄特，體嚴法備，如忠臣義士，正色立朝，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黃庭堅的“學書須要胸中有道義”等。何以如此？是因宋朝本來就有邊關外在遼、金強敵壓境的威協和不斷侵擾的憂患，更有朝廷內部黨朋的激烈爭鬥，在黨朋派別的政治爭鬥中，往往又有小人對君子的傾軋、諂害，在此過程中不但消毀了英才，也極大地損傷了正氣，所以，顏真卿這樣忠貞剛直的志士，以及他書作中所散發出來的凜然正氣，自然為宋代士大夫們所珍視而傾慕推重了。尤其是到北宋南宋之交的政權處於大動盪的時期，當時的正直大臣如朱翌、李光、李剛等人，在庭堂懸掛顏真卿的畫像，用以自勵的現象幾成風氣。伴隨著對“顏體”書法及其道德層面的推崇、效仿，使顏真卿的形象逐步走向了神祗化，其中最具標誌性的事件，是公元1091年宋哲宗傳令在山東費縣重修廟祠祭祀顏真卿。據日本學者宮崎洋一考察，“從北宋到元代，中國各地建祠祭祀顏真卿越來越多，顏氏以書法家和忠直之士的雙重身份合而為一，被人們作為神的形象供奉祭奠”。從而可見顏真卿在後人心中的位置。
由此可知，顏真卿書品、人品的廣為播揚併為普世所敬仰、推重，始於宋代。
顏真卿的意義無疑是超越於時代的。顏真卿被叛賊李希烈所害，時年77歲。但在人們的心目中顏真卿是不死的，即使他身死其靈魂也會化仙昇天而永在。顏真卿當然不是神，也不是仙，他只是以一顆純正不偽之心，也即以赤子之心作書、處世的人。他已謝世1200多年了，雖然時移境遷，無論其間的政權如何更迭，觀念風尚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但他的人格品性與他的“顏體”書法風範，卻如閃耀在歷史時空中的恆星，一直照亮在人們的心底，熠熠生輝。自宋而元明清，直至現在，追摹“顏體”書者層出不窮，從師法顏書而融會貫通成就書法大家者也代不乏人。
對於當代書法家而言，顏真卿的意義，不僅是對筆墨技藝的埋首窮究或高談闊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書法裡安放我們的靈魂。他給予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須正視藝品與人品的關係問題，也即是要重新審視書法和書法家的身份，以及如何塑造書法家的文化人格問題。
書法是什麼？人人皆知書法是寫漢字的藝術，是最具中國人審美特色的文化。書法在世人眼裡，就是中國文化的符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故此，長期在海外生活、工作的華人無不對漢字書法有著特殊的民族血脈的認同感、親切感，旅法華人藝術家熊秉明先生曾深有體悟地說：“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
書法若僅是一種書寫技藝，就不足為道了。古人云：“書藝小技耳，君子不為也。”又云：“書，心畫也，君子小人見矣。”可見，古賢更看重的是書法中的道，即它的民族文化、道德精神。千百年來中國的書法家很多，但像顏真卿那樣將書藝與人品完美統一為一種形象一種力量，從而征服人心，受到宋人和後世歷代文人書家，以及普通大眾景仰膜拜的並不太多。
顏真卿《劉中使帖》
世界上最有徵服力的是什麼？不是武力，而是早已植根於人體血液中的文化。古往今來，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武力過後，最難征服的就是它無處不在的文化，其結果常常有兩種：一是被對方強大的文化所融化、同化；一是把自己的文字、文化強加給對方，從而滅其根，亡其種，但其難度和耗費的時間，往往要超出武力的許多倍。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如果先行自己墮落衰微了，就意味著一種民族信仰、精神的自我坍塌和消散，距其亡期也就不會太遠了。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原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巴比倫王國的消亡，除了戰爭、天災等原因外，主要還是文化的頹廢、道德的淪喪，最終導致它走向了末路。我國各朝代的晚期也都曾遭遇過類似的危境，幸運的是每當其時總有許多仁人志士捨命救護，以其凝聚人心，形成刀槍難以相敵的力量，使維繫中華民族精神的文化之根始終未斷，雖歷經危難，卻又一次又一次地復興而挺立，綿延至今。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言：“若問什麼是中國人能抵禦大難的力量？此力量即是道德力。”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魂，是一個民族的根，具體到人，就是他的文化人格。文化人格不簡單地等同於學歷、學術成果，乃是一個人的文化教養、道德素養等方面的綜合品質。古賢顏真卿自不必說，現代人徐悲鴻、齊白石、于右任、王蘧常等都不曾有什麼高文憑，他們德藝雙修，于堅守中立品，於磨礪中成藝，不僅藝術獨絕於世，在國家、民族處於危難之時，其忠貞不變的文化氣節也更加突顯出來。看我們今天的許多書法家，論學歷不可謂不高，論資歷不可謂不深，論名氣不可謂不響，論官銜不可謂不多，論架勢不可謂不大，其藝術成就暫置不談，就文化教養、道德素質和傳統美德等整體而言，與先賢前輩相較，已是令人不能不為之憂慮了。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裹挾下，書法人無論老、少，也無論名家與否，多是心浮氣躁，耐不得寂寞。雖遇友人聚會或講堂、研討會之類，大談書法之道，宏論文化之理，卻難有一份靜氣獨享讀書學問之樂，譁眾取寵者多，身體力行者少。為了名利，有些書家將書壇當作官場、商場和演藝場，或鑽營投機，爭權奪位；或錢財開道，買、造會員證；或像商家作廣告那樣對自己的書作大肆炒作、吹噓；或拉幫結派，排擠異己；或時出怪象，贏得出鏡率；或剛練幾天字、還未進門入道的就自稱書法家、大家，到處寫字奔忙；或把書法庸俗化，遊走江湖，唬人騙錢。有的書家在普通大眾面前端架子、擺大譜，在權貴金錢面前唯唯諾諾、低三下四；有的書家、評論家因為有“紅包”，不惜為不入道的書者捧場、唱讚歌……如此亂象，司空見慣，不止書法一域而已。
書法作為一種藝術，通過筆墨技法營造的意境美、韻律美，雖有不可言傳之妙，但它透出的總是人性的真、善 美。它或雄渾、或娟秀，或驚濤拍岸、或小橋流水；或端莊肅穆、或跌宕起伏，風格可多變，但總要給人一種高尚情操的陶冶和奮發向上的激勵，使作品在繼古創新中有一股催人進取的正能量，體現時代精神的主旋律。歷史上傳下來的傑出書法家的作品，儘管時代、作者和書體有所不同，但總體上呈現出的都是正大氣象。書法作為一種文化，通過對漢字的審美書寫，反映的是中華民族精神。書法家歷來之所以受到人們的欽佩與尊重，是因為他們作書的一筆一畫、處世的一言一行，都無不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君子風範，這既是書家勤學修為而應有的文化教養，也是世人對書家文化人格的殷殷期許。藝術即人，書法是人創作的，人是書法文化的主體。中國集幾千年積累的豐富燦爛文化，都是靠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在揚棄中繼承光大的。榮格說：“一切文化將最終積澱為人格。”所以書法家的文化人格的塑造，至關重要。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追求是“思以其道易天下”，思想、精神、信仰構成“道”的內涵，自古以來十分注重作書先做人，“心正則筆正”。所謂藝之道、人之道，其核心是誠正、有道義，惟如此其筆才不會為金錢、邪怪所驅使。
雖然書法藝術創作是性情化、個人化的，但書家總還是希望作品受人喜愛並能流芳百世，那就不可任筆為體而低俗，也不可使氣任性而醜陋；雖然道德高尚者不 一定有藝術之資，奸邪之徒不一定沒有藝術天分，但自在以來誰也不會推崇或懸掛蔡京、秦檜之流的書法；雖然時過境遷，當代的書家已遠離了傳統文化的土壤環境，書法也不再是實用和入仕的主要手藝或工具，其創作轉向純藝術化追求，但仍不可偏廢為藝的大道，不可丟失做人的根本。
當代書家要有所作為，就應像顏魯公那樣書品與人品的完全統一，真正達到德藝雙馨，始終保持一份靜氣、清氣和浩然的正氣，要有志向高遠的胸懷，有通古知變的學識，有秉道直言的擔當，有無欲則剛的坦然，有不屈於權錢的骨氣，有持之以恆的堅毅，也就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窮，獨善其身；達，兼濟天下，終其一生守節不變，時刻自重、自省、自勵，從而不隨波逐流，不誇誇其談。真正的書法家，應該耐下心來把書法當作學問來做，把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當作事業來做，自立自強，使書法文化藝術在我們這個時代再放光華。（原載於《解放軍美術書法》）
秦陽，筆名沁陽、祥程等， 河南沁陽人。1978年2月入伍，歷任政治部幹事、秘書等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書法作品多次參加全軍、全國重大展覽並有作品獲獎。亦注重書學研究近年來有《書法四題淺談》《多元文化成就魏晉書法輝煌》《章草在秦漢的生髮》《司馬光書法解讀》《淺談趙體楷書的臨習》《宋人書：性情的雅緻揮灑》《褚遂良與初唐楷書書風的確立》《帶核的小詩》等文章在專業報刊發表。另有專著《章草尋繹——歷代章草書法家及其作品略述》《當代軍旅書法家——秦陽書法作品集》由河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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