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内陆省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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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格局促进内陆地区发展全面融入了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战略。通过扩大开放把内陆地区的内需激发出来，可以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巨大的能量。当前，内陆省份既面临着学习和追赶沿海发达地区的任务，同时又面临着内陆地区之间对市场、资源、技术的拥有、掌控和转化能力的竞争。开放是内陆省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张大卫为本报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与阐释。

原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张大卫接受本报专访——内陆省份要有所作为关键在“开放”》

本报记者 潘圳

图片 |网络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了中国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请问，我国开放格局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

张大卫：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总结四十年来开放格局的形成，有一个由点到线再到面和由沿海逐渐向内陆地区推进的过程。

1979年4月，小平同志首先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当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央决定四个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

1984年，根据小平同志创议，中央提出新的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座城市（后又追加了营口市和威海市）确定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初步形成了我国沿海开放带。党中央、国务院强调，沿海开放地带应当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的出口，积极吸引外资，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引进来，加以消化、吸收、创新，向内地转移，成为对内对外辐射的两个扇面的枢纽。

1988年4月，国家又将

同时，中央又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范围，将珠三角、闽南和长三角、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的大部分市县区都划定为经济开放开发区。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讲到“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他在南巡讲话中深刻反思了对上海开放重视不够的问题，1992年国家正式批准设立上海浦东国家级新区。至此，沿海成为我国实施开放战略的前沿地带。

1992年8月，中央决定开放重庆、武汉、九江、芜湖、岳阳5个沿江城市，昆明、乌鲁木齐、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7个沿边和沿海地区省会（首府），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个内陆省会（首府）。至此，我国开放格局覆盖东、中、西和东北的全部地区。2010年5月，中央又批准了设立新疆霍尔果斯、喀什经济特区，我国区域全面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

记者：应该讲，到此时为止，我们的开放措施主要还是在制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上面。您认为，此后，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格局是怎样的？

张大卫：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沿海结构调整升级步伐加快、商务成本的提高以及内陆地区的逐步开放，一些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梯次转移。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入世”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开放格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不少企业逐步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内外市场的对接、要素的共享、供应链的优化、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使我国包括中西部在内的广大地区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了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进一步明确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全面开放，这种密织的经络构成了我国全面开放的新体系。随着在内陆地区布局“自贸区”、“服务贸易”、“服务外包”、“跨境电商”、“自主创新”、“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或试点城市，过去让内陆地区艳羡不已、沿海地区独享的政策先机，变得平衡而普惠。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将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表述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看起来，不管是沿海还是内陆或边陲，只要知而后行、“知行合一”，就能搭上开放的顺风车。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全面扩大开放的战略、格局、领域、政策做了深刻的阐述，新一轮开放的大潮扑面而来，内陆地区和沿海正处于同一风口上。

记者：新一轮对外开放,不沿海、不沿边的内陆省份,正以其前所未有的政策力度、反应速度,成为中国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大亮点。您认为，新开放格局对内陆地区具有怎样的意义？

张大卫：目前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大逻辑有两句话可以概括，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二是构建外向型经济新体制。在这两个支点上，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站在共同的起点上。我国倡导的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把着力点放在了建设制度高地上，放在了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上，放在了降低准入、放宽领域上，那种区域开放吃偏饭的情景已不复存在。

另外，内陆地区巨大的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完善的产业体系、较低的商务成本、良好的交通等基础设施都在对外开放的竞争中成为突出的优势。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先进交通技术及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都使内陆地区打破了空间障碍，直接对接了国际市场和全球供应链。抓住这些有利的机遇和条件，内陆地区就可以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迎风而上。郑州、重庆、武汉、成都、合肥、西安、贵阳等内陆城市近年来在开放上的靓丽表现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记者：针对中西部地区开放设施和环境普遍相对薄弱的现状，要转向高质量发展，提升开放效率，内陆省份开放应注重从哪些方面入手？

张大卫：实现对外开放要注重基础性平台等“硬”件的建设，以降低开放成本、提升开放效率。针对中西部地区开放设施和环境普遍相对薄弱的现状，当前应着力搭建好以下四个平台：

综合交通枢纽。交通和物流集散的便利性是现代产业与都市发展的基本条件。从历史的经纬看，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推动着交通和贸易方式不断演进，发达的交通往往会使资源要素高效地向枢纽城市汇聚，推动城市经济形态、空间结构的不断改善，形成以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为中心的经济圈。沿海地区有海港之利，内陆城市就要在内河航运、高速铁路和公路以及航空运输上下功夫。德国的法兰克福、美国的芝加哥和亚特兰大、孟菲斯、达拉斯等内陆型城市，为我们提供了发展枢纽型经济的成功范例。

建设综合交通枢纽的要义在于使各种快速交通方式互联互通、高效衔接，使它具有强大的转换和集疏功能。内陆地区很多中心城市具有建设综合交通枢纽的良好条件，如能形成高效的中转和物流集散功能，促进市场的要素资源在此配置、流动，就必定会提高自己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从而促进各种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各类知识资源向其汇集，吸引相关制造业、服务业向枢纽城市区内或周边集聚，带动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城市竞争力、辐射力的提升。假以时日，就有可能培育成为全球生产和商业活动的重要节点和推动广域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

进出口口岸。口岸是国家制定的对外往来的门户是一种特殊的国际物流结点和国际经贸枢纽。在全球化和我国不断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口岸的作用不再仅仅是“关卡”，它更重要的作用是为通商和人文交流提供服务。内陆地区扩大开放要高度重视口岸的设立和建设。没有高效的通关服务，没有种类齐全的口岸体系，没有便捷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通道和配套协调的监管体系，开放的程度，特别是人和物的跨国流动就会大打折扣。

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认为，如果现在能把通关条件减少一半，全球贸易将提升15%，全球GDP将会提升5%。“在开放的供应链世界，低效是最致命的敌人”。目前我国口岸管理体制正在改革，国家对口岸监管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口岸部门也正在积极推进监管模式的创新，这都为口岸建设滞后的内陆地区赢得后发优势。

产业园区。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高新区、经开区和各种的新区、试验区、保税区、示范区在促进开放，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带动当地结构调整升级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些地方还把这些区域当成产城融合发展的平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与高地。

在新一轮开放开发中，仍存在着如何有效利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资源并与全球市场对接问题。因这些园区已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管理能力，内陆省份仍要利用好这些区域，实施好创新驱动战略，使其成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沃土。同时，要大力推进区内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智能化改造，并率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使其成为带动大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

互联网平台。传统的全球市场网络是靠产业分工和交易所形成的供应链连接的。而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已将单一分散的生产商、供应商、采购商、物流商、销售商和消费者集合成统一高效的系统，形成了需求规模效应和供给规模效应，构建起以网络规模效应为基础的新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布局。这就是互联网、物联网的强大威力。它们的迅猛发展，包括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平台的搭建，使开放条件较弱的我国内陆地区，与沿海及发达国家几乎站在了一个起跑线上。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网络普惠、公平、自由、便利、共享的特征，可以打破空间障碍和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使内陆地区的市场、资源、产业等优势可以与全球供应链体系、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直接对接，使广大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及各种创业创新潜力得以发挥，获得价值确认，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并成为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目前，大的互联网平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渠道和市场信息的垄断，但数字经济、数字生活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还非常巨大。如忽视本区域互联网和其他数字化、信息化平台的构建，就很有可能在下一轮竞争中缺乏最宝贵的数据资源。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6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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