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佩服的民国“船王”卢作孚会最终选择自杀!


卢作孚:佩服的民国“船王”卢作孚会最终选择自杀!


“一代船王”

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是上前线去了。我尽了我的责任。

——卢作孚


作者|半陌


01

光绪十九年,四川省合川县一个小商贩家生了个男孩,取名卢作孚。

父亲靠着贩卖布匹维持生计,虽然不识字,但为让孩子有出息,都送他们去读书了。

6岁的卢作孚从《三字经》《百家姓》背到四书五经,只用了短短的两年时间。

他是私塾班最机灵的小子,后来私塾先生亲自到家里说:“你这孩子太聪明,我已经教不了他了。”

古往今来,多是调皮捣蛋被退学,因为太聪慧,使得老师有压力的,卢作孚是个特例。

私塾读不了就去瑞山书院吧,刻苦求学之余,因为数学好,还额外帮书院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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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采买员买菜回来,向他口报斤数与价格,他就一声不吭地心算,这边报完价格,他就跟个人型计算器似的,全算好、写好了,分毫不差。

然而好景不长,他只得离开课桌了,父亲生意失败,没钱继续供他读书了。

1908年,这一年,卢作孚刚好15岁。

刚离开书院的卢作孚,徒步前往省城成都谋生。

心心念念着学习,他还找了家收费低廉的补习学校。

两个月后,嫌教学内容浅显的卢作孚明白“学知识并非赖入校一途”,果断退学。

这一次,他把自己从学校永远的开除了,却更深地投入到了知识中。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把当时在公共图书馆内能看到的数学书籍全部通读了一遍。之后又发奋自学英文,阅读了馆藏的所有英文教材。

一年后,他开设数学补习班,收费授课,“至此,温饱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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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是温饱,他还编写了一套专供中学生使用的教材,《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几何学等最新讲义》等等。

但他只是谦逊地说:

“在教育方面我是比较有经验的。”

02

辛亥革命前夕,全国的革命形势愈演愈烈。

办补习班的卢作孚也接触到了国内外许多进步的书刊,其中就有孙文的“三民主义”的主张。

年轻人对新时代有种强烈的渴望,卢作孚更是不例外。

于是不停发文登报,“待到1910年,几个老会员(同盟会会员)找到我,主动吸纳我进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四川实现自治,都督府要给他封赏,他却说,“我不想做官,多做些对民众有益的事。”

所以,依旧教书,宣传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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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天地,一日三变,转眼袁世凯窃国,卢作孚也牵连被逮捕,批捕者看他斯斯文文,像个普通学生,竟然将他放了。

人不可貌相,这话还是很有道理。反正卢作孚大难不死,捡回来一条命。

“四川留不下去了,我就去了上海。”

他在上海结识了黄炎培,彼此成了“莫逆之交”。

然而,这里还是让他失望了, “在上海的党人同志多陷入了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生活,堕落。”

本以为这里有最先进的民主思想,没成想物欲深重,人心不纯。

他拒绝了好友炎培先生推荐的商务印书馆编辑一职,毅然回川了。

随后,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写过不少抨击时弊的文章。

“我要用我的笔,刺穿混沌与黑暗”。

那一年他26岁。

03

五四运动之后,为了挽救命途多舛的中国,一辈有识之士深感唤醒同胞,任重道远。

于是,中国的东部,一个青年自东洋学医归来,深感国人精神的麻木,毅然弃医从文,决心从思想上根治中国,他叫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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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南,一个青年,却放下笔杆,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是卢作孚。

我21岁时第一次乘“蜀通”轮去上海。长江之上,一路上看见大小轮船来来往往,所有这些轮船的桅杆上,几乎都挂着列国旗帜,有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也有意大利的、挪威的,却几乎看不到一幅中国旗。”

那时候交通运输业被称为为"各业之母"。

经过一系列考察,卢作孚最终在1925年秋天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主营轮船航运。

在开业庆典上,卢作孚说:“民生公司绝不单纯是一个经营航运的事业,发展祖国实业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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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把外国轮船从长江上赶出去”,可创立初期,他只筹得8000元,只订购了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只开辟了重庆至合川的航线。

为了同外国公司进行有效竞争,卢作孚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亲自上船接待旅客。

因为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

04

生意上的事情都不会是一番风顺的,商场上的竞争虽然用不了刀枪,却也免不了激烈。

“外轮横行川江多年,仅日本就有太古、信和、日清三家公司,还有美国的捷江凭借实力强大,排挤华轮,我们华商时常有破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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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形势,卢作孚挺身而出,明令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都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提出外轮冲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

我泱泱中华大地,岂容外人为虎作伥。

这些条令前所未有,所有人都为他暗暗担忧,暗称“只有卢作孚敢这么做。”

整治这些江上恶霸,民生公司才有出路。

到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和一个英国轮船公司在竞争中垮台,日清公司由盈转亏,太古、信和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航运。

这时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2只,经营了川江航运的61%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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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做实业不为赚钱,只为救国。

如果祖国需要,他随时都可以脱下商人的衣装,上战场。

“我们下大决心,对日作战!胜利必归于我们。”

所以,东北沦陷不久,他随即在北培成立了“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

一群青年统一佩带着“毋忘东北”臂章,晚上睡觉的毯子上印有“卧薪尝胆”四个大字,他们汇集在一起,训练军事,时刻警示不忘国耻。

1937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随着“国府”西迁,大量人员及入川物资皆屯集宜昌无法运走,形势危急。

前有三峡天险,后有战火连绵,天上又有日机不断地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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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积于此的光是战略器材就有九万多吨,这些都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这个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如果陷入敌手,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这些必须运走。这是国家的希望。”卢作孚屹立在宜昌的江边肯定地说道。

如果说军人的阵地是在军事前线,那么卢作孚的阵地则是在码头。

06

当时的宜昌,可供运输的船只只有民生公司的20几条轮船和几艘其他公司的轮船。

按照正常的运力,想要全部运走这些人流和物资差不多需要是一年的时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形势危急,哪有那么多时间呢。

四十天后,长江的枯水期就要到了。老天并没有留给卢作孚多少时间了。

一次性运输难以为继,那就分开来,一段一段运输。于是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

还要警惕日机轰炸,日机飞来时,整个码头作业区骤然灭灯,敌机刚过,马上开灯,热火朝天继续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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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天的日夜奋战,一年多的运送工作量,前有长江枯水期日日临近,后有日军在宜昌步步紧逼,在卢作孚的指挥下,人、物皆转危为安。

有人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共向四川运送了150万人,100万吨货物。

辉煌背后是惨重的代价,光是民生公司就有116人献出了生命、61人伤残,16艘船被炸残炸沉。

国家陷入危难之中,人人都有为国奉献之精神。

“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是上前线去了。我尽了我的责任。”

07

民国十一年,卢作孚在川南办教育,曾邀人演讲,那人说:“请大家认识我,我是一颗炸弹。”

对于这句话,卢作孚并不认同。

“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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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一生,他还真的无时无刻发挥着微生物的作用。

1927年春,卢作孚奉命来北培剿匪,他却把这里改造成了实业的乐园。

他因地制宜地建立起了煤矿、纺织厂、造纸厂,带动了当地就业,人人忙于生产,“街上没了闲人,社会治安也好了”。

事业,对于卢作孚来说重于泰山。他将会是一个愚公,一点一滴地改造,成果是显著的。

在一份当时国外的世界地图上,中国只有北京上海和北碚被标出。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特意来到北碚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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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行美国记者参观后,撰文“这是一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北碚领先我国其他地方近一百年,有博物馆和公园,还有公路和公共体育场,漂亮的图书馆和设施完善的学校。

卢作孚将北碚打造成了乌托邦。

如果说张謇是“南通之父”的话,将南通打造成中国近代第一城。那么北碚城市建设的奠基者的称号当之无愧是属于卢作孚的。

在上海时,卢作孚曾邀黄炎培先生为其写一幅对联,先生提笔立就,书曰:“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08

1947年,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民生公司的船只大肆被征用,公司陷入极大困境。

等到1948年,他经营一生的民生公司,已弄到“外无以偿外债,内无以供开销”,全靠借债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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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腐败官员都腐败成性,完结只是时间问题。抗战初胜时,宋子文就觊觎我民生公司,欲收入囊中。民生公司是我的生命,岂能就范?”

为了保存民生的“有生力量”,卢作孚费尽心思,将民生公司的19艘轮船集中到香港。

后来战局已经明朗,国共胜负已定。

这时候留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已经不多,他们纷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当时,国民党方面还在不断拉拢他,希望他不要投入共产党的怀抱。

“作孚呀,到台湾去看看吧”,好友张群过来游说。

并许之“交通部部长”一职时,卢作孚只淡淡回答:“香港民生公司的事太多,需要处理,走不开。”

其实卢作孚始终怀着报效国家,以“振兴中华”为奋斗目标。

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床单上,都印有卢先生的一副对联,“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

国家落后即为国家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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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卢作孚动身回国,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作为特邀委员出席。

这期间,卢作孚常常是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座上客。

“党和政府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参加者有三四百人,主席台就座的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各界代表人士约二十来人,卢作孚是工商界的唯一代表,座位安排在毛主席正对面。”

毛主席曾说:“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他们都是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有过贡献的人。”

08

卢作孚充满了建设新中国的无限热情,在致儿子的信中,他写道,“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最受人民欢迎。”

对国家民族复兴的热忱向往之心,白纸黑字,历历在目。

1952年2月,全国的“五反”运动愈演愈烈,民生公司也未能幸免。

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贴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代”的标语。

在会上张祥麟带头做了检查,检讨的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与卢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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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在会场大声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他人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矛头直指卢作孚。

卢作孚坐在第一排正中的位置,对于无端污蔑、抹黑,听得清清楚楚。

其实所谓吃饭,“不过几个烧饼、一碗豆腐脑。”可没有人愿意听事实,他们只相信自己想要的。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又岂会做苟且之事?

09

他挺过了枪林弹雨,最后在瓢泼的污水面前,百口莫辩。

他一生安贫乐道,公正无私,视人格尊严比生命还重,那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当日晚上,他在家中服用大量安眠药,不治,终年59岁,葬于长江南岸的一个山坡上。

涛涛江水见证了他的一生,死后也要魂归嘉陵江畔。

他留下四条遗嘱: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早在1949年的《民生公司股东名册》中,他家名下的股权共两千股,但是他从未领取过分文红利,全家老少一直靠他的一份工资生活。

对此他明确表示过,“多给的我不要,我只拿一份工资。”

好友晏阳初打心里敬佩他,就曾撰文《敬怀挚友作孚兄》写道:“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

他的人生风风雨雨,轰轰烈烈,说起来也很简单,不过“爱国”二字。

今天是建国69周年,喜迎国庆,缅怀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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