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民生公司轮船抢运设备和人员入川。
1937年底，叶圣陶带着家眷从武汉乘船入川，船至宜昌，一时没有买到继续前行的船票，无处落脚，他和家人住进了江轮改成的旅店。夜宿江轮，叶圣陶有感而发：“对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轮作旅人家。故宫古物兵工械，并逐迁流顿水涯。”
诗中“如金字塔”的山，是与宜昌一江之隔的磨基山。磨基山下游约2公里处的十三码头，是长江中上游的分界点。以此为分界，下游是江汉平原，水面开阔，流势缓慢，上游则是三峡高山，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正因如此，从下游驶来的轮船行至宜昌码头一律要停船，人和货物必须下船，换乘能穿越长江三峡和川江（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河段）航道的轮船，方可继续西行进入四川。
这一切，都让宜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长江咽喉”。可是，1937年底，这个关键的“咽喉”部位却逐渐开始阻塞。
民国时期的宜昌港口。
1937年11月中旬，淞沪战场失利，南京形势严峻，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一时之间，上海、南京等地的机关、团体、学校纷纷向后方撤退，长江上游的四川，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人流迁移的方向。
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公路运输因为汽车少、公路少，运量有限，铁路更是被日军炸得七零八落，因此，长江航道成了向西入川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1937年底，人流、工厂物资、故宫文物，源源不断地来到宜昌。所有西迁入川的人员和物资不得不在此下船，等待换乘能够穿越三峡航道的船舶。可人多船少，像叶圣陶那样等待7天就能购得船票的，已经算是幸运，很多人等上半个月都无法上船。
幸运地买到甲板票的老舍，登上船后看到的场景是，“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我必须到厕所去，但是在夜间三点钟，厕所外边还站着一排候补员呢……”
和这些难民一起急需入川的，还有八九万吨大型设备、器材和军工物资——这些几乎是中国工业仅有的一点元气。
八九万吨，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按部就班地运输，至少要运一年多。
然而，此时的武汉已被国民政府放弃，宜昌与武汉的直线距离仅300公里，日军的飞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谁也不知道，留给宜昌的抢运时间还有多少。
位于三峡入口处的宜昌，此刻成了关乎全中国命运的“咽喉”。而最要命的是，10月下旬的川江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长江上游就要进入长达4个多月的漫长枯水期——那时，长江水位下降足有20米，水位降低后大量处于深水中的礁石会进入浅水区，甚至成为明礁，这时不仅航行更加危险，而且稍大点的轮船都无法行驶，大型设备也就根本没法入川。这就意味着，所有滞留人员和物资必须赶在40天内运完。
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到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身上。
卢作孚幼年家境贫寒，但在1938年，他白手起家创办的民生公司已经是长江上游的航运龙头，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国船王”。船王卢作孚最终完成了这次大撤退的指挥任务。当日军进入宜昌这座鄂西重镇时，看到的是一座空城。
经过宜昌大撤退转运至大后方的无数人员和物资，成了中国抗战最终胜利的坚强后盾。据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抗战期间全国械弹有三分之二是在重庆制造的。
宜昌大撤退之后一年多，法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了。这次世界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撤退行动，用9天时间把33万盟军撤至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由此，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过，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卢作孚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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