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崇丙 （1932---）国家图书馆文献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 2004年9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发表演说,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举例说:“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华”和“老夫得其女妻”、“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的(可以举出无数的反例加以推翻)。这种“推演”无非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的反映,或许还有一些生理上的道理,但是与逻辑推理无关。杨振宁答复记者的问题说: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聪明的人,没有萌芽出来中国近代科学?我在这方面去看了一些书,去想了一下,我看出一个别人从前不大注意的道理,就是中国没有推演法,从《易经》开始就没有推演法了,而且其方法跟推演法相反,这使得中国有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思维的方法,就是归纳法的方法,认为这是唯一的思维的方法,所以你如果要说我有什么革命性见解,就是我指出来,这是一个致命伤。刘大钧先生认为: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杨先生说《周易》只有归纳,而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刘先生的反驳,恰恰暴露了《易经》的弱点,不攻自破。既然承认是算卦,算卦的方法是逻辑推理吗?杨先生所说“中国没有推演法”,是指逻辑的推理,刘先生所说的推演就是算命,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推演。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问题恰恰就出在性质上,问题的症结是拿偶然性当成必然性,拿个别当成一般。不仅《易经》卦爻辞本身是一种偶然猜测,谁占到这一卦,也是偶然碰巧,两个偶然,却变成了一个必然。“枯杨生华”和“老夫得其女妻”、“老妇得其士夫”,从文学的角度看,还可以认为是一种象征手法,表明那时的中国人的思维,还没有完全脱离“神话传说”的性质,也就是文学和科学还没有明确分开来,带有“幻想”的成分。占卜、卜筮,对于古人来说,是一种预知欲,可以认为是一种思维的探索过程,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不能催生自然科学,还会影响到社会生活。当然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也并非都是《易经》式的,也有富于思辨的,墨子就善于用推理的方式来论证,并且涉及自然科学,如光学知识。李斯那篇《谏逐客书》,归纳演绎,逻辑严密,说得头头是道,终于迫使秦始皇改变了主意。《易经》的思维方式虽然不是主流,对它的负面影响,不宜低估,更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杨先生的演说,招来许多非议。反对者有些话说得很难听,甚至缺乏起码的礼貌,可见这一思维惰性还真积习难改。不作有理的反驳,而无理骂人,也是缺乏逻辑思维的惰性。杨先生认为: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持有他的这一观点,但他们中很多人都迫于学界压力,不敢公开宣称自己的观点。杨先生大约也感到些压力,他终于也为自己辩解:“我不是离经叛道者。”在反对声中自然也有赞赏者。2004年9月21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哲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表示支持。9月25日,深圳出版的《晶报》以《杨振宁炮轰易经称其阻碍科学启蒙》为标题作了报道,援引袁伟时先生的话说:“在这次论坛上,杨振宁先生分析《易经》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危害,显示了一个大师令人景仰的风度,可惜,这样的反思尚属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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