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鵬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埃及學家，中國埃及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高校從事世界古代史和埃及學研究達半個世紀之久。他孜孜以求，筆耕不輟，對埃及學領域很多備受關注的問題提出獨創見解，為我國埃及學的建立與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先生1931年生於大連市，1955年東北師大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工作，1972年調入吉林省通遼師院(後來的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和內蒙古民族大學)終生從教。
先生最初主要從事古代東方史的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以《試論古埃及國家形成的若干問題》為起點，義無反顧地在中國埃及學這塊荒地上墾耕播種，潛心鑽研，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埃及學論文40餘篇，出版論著、編著和譯著等十餘部，其成果和觀點引起了廣泛關注，並獲得了國際學界的認可。先生的埃及學研究是在兩大方面展開的:古埃及通史研究和專題討論。
一
先生集數十年研究成果於一體，用五載時光寫就一部通史著作《古代埃及史》。此著作參考了大量國外權威論著和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文獻學等方面的資料，引證翔實可靠，論述精當，並在幾大方面有所突破，包括歷史分期、國家起源、社會經濟形態、生態環境、宗教信仰、王朝體系的詳細敘述等。現舉其要者述之。
首先，就歷史分期而言，《古代埃及史》認為，“從公元前305年以後，馬其頓·希臘人的托勒密王朝又繼續下來。公元前30年，羅馬人又代替了希臘人，接著還有拜占庭人成為埃及的主人，一直到公元7世紀。儘管希臘人和羅馬人征服了古埃及人，但是埃及仍然是埃及人的埃及，埃及的傳統仍然保存下來。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埃及的古代文明最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阿拉伯的伊斯蘭文明。”從而打破了把古代埃及史的下限定位在公元前332年的傳統觀點，把古埃及歷史的下限延長了一千多年。
其次，此著作非常重視生態環境對古埃及文明的形成、發展及特性的影響。第一章第二節對古埃及的地貌和生態環境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再現了古埃及文明形成和發展的自然環境，強調了特殊的自然環境對古埃及文明特性的形成有著重要作用。此著作還把自然環境對文明發展的影響運用到具體歷史現象的分析上，指出古埃及第一中間期大饑饉的盛行與自然環境的惡化和尼羅河低水位有直接關係。
再者，古埃及人的宗教意識非常濃厚。《古代埃及史》對不同時期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感情和儀式進行詳細評述，明確了宗教在古埃及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尤其敘述了法老埃及王權與神權之間利用與鬥爭關係的發展演變，對這種關係的突出表現———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進行了深入論述，對學界有關這一問題的不同觀點進行了辨析，並就其性質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認為“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既有主觀上的一神教的意義，又有客觀上的單一神教的流行”。
最後，《古代埃及史》以馬涅託的王朝體系為基礎，參考各類相關的新史料和論著，對古代埃及31個王朝的世系進行全新梳理，對每個國王的統治時間進行深入考察，把國王世系和統治事蹟的論述寓於各章的寫作之中，不僅給人以時間線索清晰明確之感，更能使我們全面認識古代埃及王朝世系的更迭與演變。這種詳細考究地介紹古埃及王朝世系的方法為本書增添了一筆濃濃的色彩。
就篇幅而言，《古代埃及史》是迄今為止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篇幅最大、內容最為豐富的埃及史專著。學界對此著作的學術價值有如是評價：“劉文鵬……發表了許多有關古代埃及史的論文…… 2000年，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他的專著《古代埃及史》。他的論文和專著反映了我國埃及學的最新研究成就，也是我國埃及學到目前為止的最高成就。”
二
先生在專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樣代表著當前我國埃及學研究的最高水平，集中體現在對下面幾個問題的探究上。
首先是國家起源問題。古代早期國家起源問題是國內外學者非常關注的並有一定難度的課題。先生的第一篇埃及學論文《試論古埃及國家形成的若干問題》，就分別對埃及國家的形成時間、國家形式和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形成等問題進行了初步論述，指出“古代埃及是在銅石並用時代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從涅伽達文化Ⅱ開始出現國家的”，最初是以“州”的形式出現的，“最初都是各自分立的小邦，經過前王朝幾百年的各州之間的聯盟與爭霸、兼併的過程，到第一王朝時開始趨向於統一，在第二王朝末期才最後實現了上下埃及的統一局面”，“從古王國以後，埃及開始形成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國家”。隨後他又發表一系列探討埃及早期國家相關問題的文章，深化和完善了上述觀點。
《希拉康坡裡王朝及其霸權考》運用最新考古學和文獻學研究成果，對古代埃及早期希拉康坡裡王朝幾個國王的真實性及其功績進行考察，認為所謂的“卡王”的歷史真實性尚不能確定，蠍子王是希拉康坡裡王朝的重要國王，其遠征為早王朝埃及的統一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傳統上所說的美尼斯是否存在同樣不能確定，但他肯定不是完成埃及統一的人，之後的那爾邁王也僅僅是開創了埃及統一的局面，並非最後和完全的統一。
有關埃及早期國家的產生時間、性質和統一等問題，學界有多種觀點。先生在《古代埃及的早期國家及其統一》一文中，結合大量最新考古資料對具體歷史現象進行分析，得出不同於傳統觀點的結論，認為“在前王朝時代的後期，涅伽達文化II時代，埃及出現了各自分立的諾姆。諾姆是以地域關係為基礎，以某一個城市或鄉村為中心形成起來的城市國家”;美尼斯人物的真實性值得懷疑，主張“放棄傳統上的美尼斯”，那爾邁才是“埃及統一國家的創建者”，但埃及的完全統一是經過了早王朝時代幾百年的反覆鬥爭之後逐步實現的。
古代埃及早期是否出現了城市，城市在古埃及國家的形成中佔據怎樣的地位?這是研究埃及早期國家問題必須解決的問題。先生在《古代埃及的早期城市》中就此問題展開論述，對古埃及“文字、文獻表達的`城市'及其概念”進行考析，對“歷史文獻展現的早期城市”進行探究，對“考古發現的早期城市遺址”進行解說，對“古代埃及城市產生的時間與條件”進行論證，最終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葉以前，埃及已出現了城市”，城市是埃及文明形成中的重要要素之一，這些城市是表現為城鎮的早期城市。
1995年，先生再度撰文《論埃及文明的起源》，對新發現的大量考古材料和古文字材料進行歷史地分析，通過對文字的發明與應用、王權的形象與標誌、城市與國家的產生以及城市國家的殖民與爭霸等現象的考察，進一步澄清了埃及國家的起源問題，認為“埃及的文明基本上發生於涅迦達文化I之末和涅迦達文化II時期，從絕對年代來看，大約公元前3500年以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國家之一。”此文是埃及早期國家問題的延伸與發展，更是對過去研究成果的深入反思。
其次，是關於古代埃及經濟形態問題的探討。在《〈梅騰墓銘文〉所見的埃及土地私有制》一文中，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為指導，剖析了古代埃及經濟文獻——梅騰墓壁上保留下來的傳記銘文——中體現出的土地所有關係，強調“早在古王國時代，埃及出現了土地的買賣、繼承、轉讓等現象。至少可以說，從古王國時代開始，已經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否認了傳統上認為古代東方是普遍的土地公有制的觀點。
再次，有關古埃及的專制統治，先生有自己的見解。《法老埃及的專制主義》分別從“法老的神化與神性”、“法老埃及的君主專制統治”和“法老政府的官僚主義集權化的管理”等三個方面，對法老埃及的專制主義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駁斥了國外傳統上認為埃及自第一王朝開始就是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國家的觀點，指出法老埃及專制主義並不是經常地和普遍的現象，而是有條件的，或者說具有一定的侷限性。另外，基於對法老埃及專制統治特性的認識，先生撰文對魏特夫的“治水專制主義”理論進行了批駁，通過對古代埃及尼羅河氾濫和水利工程建設、君主專制權力與政府官僚主義制度的形成和強化、專制主義集權統治與尖銳的階級鬥爭等現象和歷史問題的深入分析，證明古埃及的專制統治與治水無根本因果關係，不是治水導致的專制統治，埃及的專制統治是各種因素綜合促成的，而且有其自身的發生、發展與演化過程，這就自然而然地揭露了魏特夫理論的片面性和欺騙性。先生還在《論古埃及文明的特性》一文中，對法老埃及專制主義的特點和發展演變過程進行了深入解析。就埃及專制統治問題而言，我國尚無幾人涉獵，先生關於此問題的文章和觀點代表了我國埃及學者的最高水平，為中國埃及學同類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參照系。
此外，古代埃及文化史和埃及學其他分支學科的拓展研究，也是先生非常關注的。先生對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喪葬習俗、神學體系等都進行過生動而又深刻的解讀和闡釋。《古代埃及的年代學與歷史分期》與《1988~1998年埃及考古新發現》(《世界歷史》1996年第2期和2001年第1期)和《埃及考古學研究與展望》(《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等文章，分別從年代學和考古學的角度進行探討，前者分析了學界各種古埃及歷史年代分期法的優缺點，提出更為系統全面的綜合分期法;後兩者對近些年古埃及的重大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進行了介紹。
最後，先生特別重視埃及學在中國的建設與發展，文章《埃及學的誕生、發展及其在中國的研究》(《世界歷史》1994年第1期)、《埃及學與中國》(《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1期)和《開拓埃及學研究的新天地》(《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深入考察了埃及學產生與發展的歷史、中國埃及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預測了中國埃及學的未來發展方向，並對我國埃及學的發展寄予厚望。
先生把畢生精力和全部智慧都奉獻給了祖國的教育事業，用卓越的科研成就奠定了中國埃及學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他培養的大批人才正逐步擔當起歷史的重任。先生人雖離我們而去，但其奠基的埃及學事業必將發展壯大，其無私奉獻精神必將激勵著我們努力奮進!
原載《世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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