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麗
本文刊發於《語文教學通訊 高中刊》2013年第4期（郵發代號：22—46）
2012年11月，初冬的南京非常寒冷，但在下關區39中大禮堂，場面卻是異常的火爆。下關區300多名小學語文教師齊聚於此，共同聆聽北京大學中文系溫儒敏教授的精彩報告。“一線教師要尊重語文教學規律，注意教學梯度，力求每課一得”，“我們的課堂教學不能太瑣碎，太技術化，要多默讀，多涵泳”，“寫作教學要避免把‘文筆’當作第一要求，不教或者少教‘套路作文’”，當這樣的話從一位大學教授口中講出，很多一線老師的感覺是“非常驚奇”——大學教授對中小學的教學能如此瞭解？
這樣的質疑不是第一次，溫儒敏的回答照例非常簡單：“如果說我的意見符合實際，那主要是按照‘常理’來討論的。”他所說的“常理”不是高高在上的宏大敘事，而是直接深入語文教學中的一些“老問題”、“舊問題”，體察語文教學的現狀、語文教師的內心，從而給出建設性的“溫式”答案。
在基礎教育界，溫儒敏“出名”了：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委員，人教版新課標《高中語文》教材執行主編。曾經，他的名字是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連接在一起，而今，語文教育似乎也成了他的“正業”。
“怎麼關注起中小學課改了？老溫，你也開始‘跨界’了。”老友們見面戲稱。畢竟，作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原系主任、曾出版《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與錢理群、吳福輝合著）等著作，曾擔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前社會文學生活調研》首席專家。一個著名文學史家，怎麼會半路出家，“介入”語文教育這樣深？
但在溫儒敏看來，這不是什麼“跨界”，而是題中應有之義，且早有淵源。大學教育與中小學語文教育之間的距離其實並沒有人們想的那麼遠。
介入語文教育是一種責任
“對語文教育的關注，其實是‘五四’的傳統，也是北大的傳統。”溫儒敏說。
事實是，從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章“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話”、“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這樣一場文學革命運動從發端之日起，其所倡導的文化啟蒙就與文學啟蒙、文字啟蒙是無法分開的，也正是基於此，很多“五四”時期的大家異常關注國文教育，從魯迅到胡適，從蔡元培到梁漱溟，從葉聖陶到朱自清，他們或親去中小學宣講授課，或編寫國文教材，或參與中學語文教學的討論，在這個領域有過不可替代的貢獻。
“這些老先生自然不用靠這些來提高‘學術分量’，主要就是出於一種責任心。”因此，也就無所謂大學與中小學的隔閡，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的鴻溝。
讓溫儒敏感到慶幸的是，自己進入北大，感受到的就是這種濃濃的教育情懷。
“我是1978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的，那是一個學科自覺的時期，是富於理想、自信和激情的時期。時代突變帶來的那種‘精神鬆綁’的快感，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事業心，以及對久違了的學術的嚮往與尊崇，都在現代文學學科的重建上得於痛快淋漓的表現。”
更重要的是，從考上研究生、留校任教，攻讀博士，溫儒敏和他的同輩人不僅僅看重自身作為研究者的角色，還尤為看重作為教師所承擔的“教書育人”的使命。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溫儒敏從來沒有遠離過講臺，即便在擔任北大出版社總編輯、北大中文系主任時，他也依然堅持給本科生上基礎課，他的很多種著作，比如《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也都是在講義的基礎上修繕完成的，與教學關係緊密。
“教師的主要職責是教學，不能為了研究忽略了教學。”溫儒敏不止一次這樣說，而讓他近年來極為憂心的是，“現在幾乎多數學校都奔著‘研究型’方向發展，老師晉升和考評都主要看發表文章，很少有精力放在教學上了。這是很大的問題”。
更大的問題在於，學生越來越不會寫文章了。溫儒敏發現，一些學生讀了幾年中文系，知道一些文學史知識，也學會用一些理論套式分析文學，但沒有文學的感悟力，沒有文學的愛好，甚至連寫作都不過關。
不僅中文系學生如此，其他系的學生情況更是可想而知。最明顯的證明是，《大學語文》這門公共課程在大學裡面臨的尷尬境遇。教師不太願意教，學生也沒有興趣學。再看看畢業生們語無倫次的習作，滿篇的錯別字，只能說明中國的語文教育已經到了不能不改的境地。
語文教育萎縮，根子在哪裡？還是在中小學。為此，溫儒敏提出，在大學教中文的老師應當關注中學與大學的語文教學，中文系在整個社會的語文生活方面應當承擔重要的責任。
1999年，溫儒敏接掌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這讓他有了更大的空間、更多的機會去為語文教育做一點事情。他就任系主任之後召開的第一個學術會議，就是有關語文教育的。當時，他邀請了北京市的許多語文特級教師，和北大的教授一起討論如何改進語文教學。當時有些人不太理解，說這是不務正業，語文的事情還是交給師範大學做更好。但溫儒敏卻認為，師範大學現在都一窩蜂奔著“研究型”大學跑了，可能沒法在語文教育方面多花力氣，那綜合大學就來敲敲邊鼓吧，這樣可能會反過來促進師範大學更用心做“師範”。
“我們就是‘敲邊鼓’。如同觀看比賽，看運動員競跑，旁邊來些鼓譟，以為可助一臂之力。這是責任使然，也是北大傳統使然。可能在別人看來，很多時候‘說了也白說’，但‘白說還要說’，一點一點推進，相信終究會有些效果。”溫儒敏說。
改革要“守正出新”
關注語文教育，溫儒敏始終是身體力行的。
2001年，第八次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啟動，語文作為改革的重中之重，自然受到各方的高度關注。尤其是教育部於2003年頒佈“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之後，語文教材的編寫成為頭等大事。當時，有些地方已經組織編寫和出版了幾套新的高中語文教材，並在部分省區試驗，推動了中學語文教學的改革，但也碰到一些新的問題。
就在此時，人民教育出版社要編寫新課程《高中語文》教材，找到了溫儒敏。他不僅答應下來，還專程邀請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袁行霈擔任主編，同時動員16位北大教授（涉及中文、哲學、新聞等院系）包括曹文軒、何懷宏、陳平原、何九盈、周先慎、蘇培成等投入教材編寫。
這件事不管在教育界還是在文學研究界，在當時都引起了震動。這套教材編寫歷時3年，反覆修改，成為新課程《高中語文》6套教材中影響最大的一套。
當然，人教版《高中語文》之所以比較受歡迎，不僅因為前期準備工作充分，專家教授介入，更因為包括溫儒敏（執行主編）在內的骨幹編寫人員的指導思想明確，並非一味逐新，而是尊重國情，重視繼承語文教育優秀的傳統及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再大膽創新。比如，這套教材的必修部分編寫還是強調閱讀、寫作以及口語交際能力的基本訓練，保證學生共同的語文基礎。而選修課則比較開放，包括中外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等各種文體的名作欣賞、中外文化名著選讀、新聞與傳媒素養、影視文化，傳記選讀，漢語知識，以及寫作，等等。在保證大多數學生達到基本的語文能力的前提下，為老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拓展了更大的空間，卻又始終不脫離語文素養這個指向。
“改革不是完全推倒重來，不是完全顛覆，而是改進和更新。當初我們給這套新的教材定位，就是‘守正出新’。這本來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個口號，即在堅持過去好的經驗基礎上進行改革。”溫儒敏介紹說。
何謂守正創新，還有一個例子最能說明問題，在當時很多教材為了“創新”，大幅拋棄傳統選文，並在習題設計等方面“掏空語文”的情況下，人教版教材卻相對比較沉穩，並沒有做顛覆性的大變動，既選收一些文質兼美的新的課文，又保留了較多傳統的經典選文，習題設計也仍然往語文素養上靠。
理性和務實是溫儒敏一貫堅持的態度。在他看來，教材編寫要考慮如何與長期形成的好的教學傳統銜接，考慮如何有利於喚起廣大教員的主動性與創新思維，努力尋求達到最好教學效果的途徑。
“有些新出的教材，現在都往人文素質教育靠攏，有的靠攏並沒有脫離語文教學規律，有的可能就走得過遠，多少就把語文的含量稀釋了，甚至把語文教學秩序打亂了。這反而不利於課改，不利於學生的發展。”
這樣的做法，在當時也引起了一些質疑，有的人認為這樣過於保守，不夠革新，甚至認為溫儒敏對課改持反對態度。但實踐證明，在高中語文新課改遇到質疑和反對的聲音之時，溫儒敏卻是眾多的專家學者中第一時間站出來支持的。2005年9月23日，在寧夏“中學語文新課程討論會”上，溫儒敏特別強調，課改的大方向沒有錯，是大趨勢，應當積極推進。但步子不妨穩一些為好。與教材編寫一樣，語文新課改同樣要“守正創新”。
“那種鼓吹要‘對抗語文’的顛覆一切的思路，以及‘翻燒餅’的做法，是不可行的，也不能解決問題。我們能做的，就是面對現實，務實一點，回到樸素的立場，因為改革畢竟不是目標，而只是手段和過程。”溫儒敏說。
為語文課改搭建研究平臺
2003年12月25日，在溫儒敏的努力下，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正式掛牌成立，林燾、袁行霈、徐中玉、陸儉明、劉中樹、巢宗祺、蔣紹愚、王寧、錢理群等一批著名語文教育專家加盟研究所。
這個研究所要做什麼？作為所長的溫儒敏非常懇切地說，建立一個平臺，打破大學與中學、教育界的隔絕狀態，推進一線教師和語文專業研究學者在語文教育改革方面多學科的通力合作。
面對社會上對語文新課改的“高度關注”，溫儒敏呼籲道：“重要的不是再去爭論，而是讓一部分學者和一線的教師專家坐下來，認真做一些調查研究，真正是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而不只是在印象的、情緒的層面提出批評與設想。”
之所以發出這樣的呼聲，這位資深文學教授深深地感受到這樣一種傾向：在教育界、學術界，破壞性、批判性、顛覆性的思維比較流行，建設性的補臺的前瞻性的思維缺少。但事實是，痛快的批判和顛覆都容易，但如何審慎地推進改革，認真研究一些問題，卻是難而又難。
做點細緻的調查，做一些積累性的工作，出於這個目的，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成立之後的一件事，就是針對目前語文課改中最重要最實際的那些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動用社會資源，設定 10個語文教育科研課題向全國公開招標。這10個課題包括西部農村中小學語文教師生活狀況、農村中學語文課改效果、選修課實施情況、城市中學生課外閱讀狀況、高考命題與閱卷方式的改革等，要求不預設觀點，儘可能較大面積調查，取得第一手數據材料，然後做出分析。
“語文課有很強的社會性，人人都可以對語文教育提出各種批評意見。這就需要專家通過嚴謹、科學、細緻的研究，去引導大家理解。”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課程處調研員沈白榆如此評價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的“語文課改調查研究”。
曾經主編過多種語文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語室編審顧之川也認為，需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分析目前中學語文教學的現狀，找出問題，確定中學語文課程教材改革的主要方向。為此，他專門承擔了這10個課題中的“中學語文教材編寫研究”課題。
“我們應該深入研究一系列問題：中學語文要不要知識？需要什麼樣的知識？現代文和古詩文作品在不同的學段應各自佔多大的比例？如何將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引入語文教學？雖然一些教材已經編寫出版並投入使用，但對這些具體問題應該說還是比較模糊的。”顧之川說。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糾正”和“迴歸”。正如溫儒敏所說：“語文教學其實是學術性很強的學科，需要的是紮實的調查和科學細緻的跟蹤研究，而不止是經驗性的印象式的東西。語文課改應當有一些很實在的東西，讓老師和學生知道哪些是‘基本口糧’。做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溫儒敏說。
在這種理性、務實的態度影響之下，語文教育界的浮躁之風稍稍得到遏制，與此同時，在北大的影響下，全國多所師範大學也相繼成立類似機構，重新重視語文教育研究。
我們能做些什麼
2007年，溫儒敏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受命擔任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修訂組的召集人。那是社會上對課改的評價有很吵雜的聲音，而他和巢宗祺等同事們組成的修訂組十餘人，有官員、教授、專家、作家和一線老師，彼此對課改的觀點也不見的一致。怎麼開展工作？怎麼求的相對一致的看法？要做的第一件事，也還是調查研究：在試行課改的29個省市區對7000多名教師和教研員作了問卷調查，尤其是徵詢西部和鄉鎮教師對課標的內容及試驗結果的各種意見。然後修訂組用了近4年的時間，開過數十次討論會，反覆調研、學習、修改，數易其稿，最終形成定稿。
正是因為有了紮實的調研，這次課標修訂比較正視新課程實驗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格外注重實事求是、科學求證的態度，增加了新課程實施的可操作性，在很多方面受到了一線教師的好評。比如在聽說讀寫中格外突出“讀”；適當降低難度，特別是小學的識字量規定有所減少；提出閱讀教學中應當防止“以教師的分析代替學生的閱讀實踐”等。
有了科學的、可行的課標，怎麼樣讓更多的教師瞭解課標，認識課標，溫儒敏不僅僅是課標修訂組的召集人，更成為新課標的宣講人和推廣人。
2010年，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與北大繼續教育部（網絡學院）承擔起“國培”項目，溫儒敏任首席專家。幾年的時間，他的腳步從城市到農村，從重點學校到一般學校，目的只有一個，讓新課標的執行者——教師真正從內心接受課標，實施課標，從而真正改變教育。
教師面對著高考的巨大壓力，他提出，教師應當在“應試”與“興趣”培養之間找平衡。語文高考就是戴著鐐銬跳舞。課改舉步維艱，一線教師對課改冷暖自知，從長計議，還是要堅持改革的大方向，不要拆臺，要補臺。
教師在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間徘徊猶豫，他提出，要為語文課“減負”，減輕語文老師和學生的“心理負擔”，不要把什麼東西都交給語文課來承擔。如果把人文性搞得很玄乎，工具性又不明確，不敢理直氣壯抓基本訓練，那麼情況會很糟。
教師出現了職業倦怠，他建議，教師不妨保留一塊 “自己的園地”，最好有某一方面的專業愛好，同時也可以不斷接觸學科前沿，讓自己保持思想活力，或許可以克服職業性疲倦。
教師們普遍對作文教學感到頭痛，他卻說，高考作文應側重考文字表達能力，文筆、文采並不是主要的，不應當側重考這些。現在的語文教學過於偏重文學性，很在意文筆，所培養的學生思考力、分析力可能偏弱。以為文筆好就是語文好，這是誤解。
在他的理解中，語文課不等於文學課，人文精神不等於文人精神。語文教學不能以培養文人、培養作家為目標，連大學中文系都不能以此為目標。學語文主要是要學會表達，學會熟練、準確、得體地使用漢語。而語文就是母語學習的課程。語文課要解決讀寫能力，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同時，不能把語文功能無限制地擴大，這樣看似重視語文了，到頭來卻可能“掏空”了語文。
在學風空泛的當下，這些真話、實話不矯飾，不虛偽，不繞彎，真正讓一線教師感受到一種同行的溫暖和前進的力量。
“所謂大道至簡至樸，就是如此。”一位普通中學語文教師如此評價。
當然，也有教師發出這樣的懷疑：“好話誰不會說，課改是看著好，做著難，體制不改，我們沒法辦。”
這樣的話溫儒敏不知聽過多少次，但他並不指責，只是這樣反問：“老師們很辛苦，但我希望，每一位老師也最好問問自己，如果一時間‘體制’未改，大局未動，我們是否就隨波逐流，或束手待斃？面對當下應試教育的巨大壓力，我們能做些什麼？”
“我們能做些什麼？”，這個反問不僅針對普通一線教師，也是溫儒敏在問著自己。不過，在許多認識他的人看來，他為語文教育做了很多。
遼寧師範大學教授王衛平目睹溫儒敏從現代文學專家到語文教育研究者的“華麗轉身”，很有感觸地說，“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領域駕車就熟,成就斐然。可是，近些年來他卻拿出相當的時間和精力從事起語文教育研究來，這讓人敬佩。面對體制變革的艱難，從自己做起，這才是一種積極的建構。”
作為溫儒敏的同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甚至將溫儒敏不盲動、不冷漠，穩健務實的語文教育理念，稱之為“恆溫”主義。“他為語文教育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搞調研、抓課題、編教材、促教學，全方位地參與了中國語文的改革事業。這是一個艱苦而漫長的工作。”
但，溫儒敏似乎對這個艱苦而漫長的工作甘之若飴。年逾花甲的他又開始寫博客，發微博，為的是與更多普通教師進行交流，瞭解他們在語文課改中的真實想法。
年紀大了，該歇歇了。但溫儒敏淡然一笑，依然忙得不亦樂乎。
精神動力在哪裡，答案或許就在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我深感在中國喊喊口號或者寫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推進改革就比想象難得多，在教育領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們這些讀書人受惠於社會，現在有些地位，有些發言權，更應當回饋社會。光是批評抱怨不行，還是要了解社會，多做建設性工作。”
而語文教育，就是他為自己定義的“那點建設性工作”。
人物名片
溫儒敏，1946年生，籍貫廣東紫金。現任山東大學特聘文科一級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國家級精品課“中國現代文學”主持人，教育部授予國家級“教學名師”。現兼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組成員，北京大學“國培”計劃首席專家。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人教版新課標《高中語文》教材執行主編，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修訂專家組召集人。完成4項國家級研究課題。獲得過7項國家級與省部級獎項，現為國家社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
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比較文學和語文教育的研究與教學。主要著作有《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合著）、《文學課堂：溫儒敏文學史論集》、《文學史的視野》、《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語文課改與文學教育》、《現代文學“新傳統”及其當代闡釋》、《溫儒敏論語文教育》（一、二集）、《書香五院》、《北大中文系百年圖史》等十多種，編著有《比較文學論文集》、《高等語文》（合作）、《中國語文》、新課程《高中語文》（人教版，執行主編）等多種，發表論文約20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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