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在澳大利亞悉尼是一家奶茶店裡，顧客用支付寶結賬。圖/視覺中國
鉅額罰單的背後
本文首發於總第865期《中國新聞週刊》
時隔5個月不到，支付寶（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簡稱支付寶）再次收到央行的罰單，這一次，罰單金額超過百萬。
8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公示行政處罰信息，支付寶因違反支付業務規定，被處以人民幣412萬元罰款。
據第三方支付行業人士猜測，支付寶被罰款可能是違反了反洗錢方面的相關規定。對此，支付寶方面沒有予以回應。
據悉，最近金融監管部門對支付違規處罰力度將升級，與國際反洗錢標準趨嚴有關。
屢收罰單來自央行的公開信息顯示，這是支付寶第3次收到央行的罰單。2017年4月21日，上海分行以違反支付業務規定，要求支付寶限期改正，並罰款3萬元。
2018年3月22日，杭州中心支行開出18萬元罰單，並列出三項違法行為。一是在客戶權益方面，對金融消費者知情權和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保障不充分。二是在產品宣傳方面，在視頻宣傳中開展引人誤解的宣傳，在支付寶官方微博中開展引人誤解的宣傳，處理完畢的投訴佔比計算不實，導致對外公佈的數據與實際不符。三是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個人金融信息收集不符合最少、必需原則，同時對個人金融信息使用不當。
根據《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杭州中心支行對支付寶三項違法行為分別處以人民幣3萬元、10萬元和5萬元罰款。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兩年前的“3·15”，螞蟻金服曾聯合59家金融及互聯網金融企業聯合發出倡議，保護消費者的金融權益，提出了8項內容，第一條就是保障金融消費者權益，包括財產安全權、知情權、自主選擇權、公平交易權、依法求償權、受教育權、受尊重權、信息安全權等基本權益。此外，信息透明、保護消費者隱私、健全企業內部高效快速的消費者投訴處理機制等內容也在倡議範圍。
據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局8月13日發佈的《2017年中國普惠金融指標分析報告》顯示，2017年，非銀行支付機構發生網絡支付業務2867.47億筆，金額143.26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74.95％和44.32％。
而作為中國第一個拿到支付牌照的支付機構，歷經14年發展，支付寶已成為支付行業執牛耳者。
工商信息顯示，支付寶（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成立於2004年12月8日，是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螞蟻金服）100％控股企業。
支付寶和電商業務密切相關，最初目的是解決淘寶平臺交易當中的信任問題，隨著支付業務不斷擴張，用戶也不斷增加，2008年8月，支付寶用戶首次突破1億大關，一年後，這一數字增長了一倍，2010年3月，支付寶用戶已過3億。2011年5月，支付寶獲得中國第一張央行發放的《支付業務許可證》。
在線上消費場景的同時，支付寶也正通過餐飲、超市、出租車、醫院、公共服務多種場景的拓展。螞蟻金服官網信息顯示，目前支付寶活躍用戶已超過5.2億人次。
但與此同時，針對第三方支付的安全問題一直存在爭議，而違規套現、洗錢等指謫也反覆被提及，儘管支付寶方面多次宣稱在技術上採取措施進行監控，也通過多種方式對支付寶用戶進行身份識別和認證，但這種擔憂依然存在。
隨著支付業務日漸強大，支付寶開始向金融業務領域拓展，2012年5月，支付寶獲得基金第三方支付牌照。2015年4月27日，成立僅半年的螞蟻金服從阿里巴巴手中接過支付寶的全部股權。招商證券對螞蟻金服的研究報告顯示，僅在2016年，支付業務收入就佔螞蟻金服總收入的65％。螞蟻金服能在短短3年內完成c輪融資，市場估值超過1500億美元，成為一家超級獨角獸企業，支付寶可謂功不可沒。但在金融創新的過程中，一些金融產品也引發市場的質疑。2013年6月，支付寶推出餘額寶業務，用戶可將其支付寶賬戶餘額通過申購貨幣市場基金獲取投資收益，並可以貨幣市場基金份額進行網絡消費。這項業務一經推出，立刻引起監管部門的關注。
2013年6月21日，證監會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指出支付寶的“餘額寶”業務中，有部分基金銷售支付結算賬戶並未向監管部門進行備案，也未能向監管部門提交監督銀行的監督協議，違反了《證券投資基金銷售管理辦法》第29條、第30條和《證券投資基金銷售結算資金管理暫行規定》第9條的規定，並要求支付寶限期補充備案。
然而，在日前發佈的《中國人民銀行年報2017》中，“餘額寶”再次被監管機構提及。年報指出，支付機構推出的“餘額寶”等貨幣市場基金產品模糊了提供支付結算服務與貨幣基金產品的邊界，“更嚴重的是，利用制度性利差實現套利，抬高了利率中樞，推升了社會資金成本，加劇了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針對這一問題，中國人民銀行與證監會合作，加強對貨幣市場基金業務管理，禁止支付機構直接或變相從事基金銷售業務、提供貨幣市場基金份額支付業務以及為貨幣市場基金“T+0贖回提現業務”提供墊支。
2014年年底，支付寶又將業務範圍拓展到海外，推出了跨境支付、退稅、海外掃碼付等多項服務，在這一過程中，又面臨新的法規問題。今年7月24日，國家外匯管理局通報了今年上半年嚴厲查處外匯違規行為的工作情況，其中支付寶、財付通等5家第三方支付機構首次在列。
通報顯示，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支付寶（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超出核准範圍辦理跨境外匯支付業務，且國際收支申報錯誤，處以罰款60萬元人民幣。
第三方支付行業面臨洗牌？
近年來，監管機構對於第三方支付監管加強，就在8月6日當天，央行共開出四張鉅額罰單，涉及金額超過1億元人民幣，除支付寶外，國付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聯動優勢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和銀盛支付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分別被罰款4646.2萬元、2424.8萬元和2247.7萬元。
“這不僅僅是中國現象，全球對於非銀行支付機構的監管相對都是比較嚴格的。”社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楊濤向《中國新聞週刊》分析，一方面，第三方支付行業在發展過程當中，一開始需要快速發展，等發展到一定程度，行業的正面效應已經發揮得很大了，加上行業規模快速膨脹，一些問題開始顯現，整個支付領域，特別是零售支付的監管，慢慢就回歸到國際主流的常態，即更嚴格的標準。
另一方面，近年來整個金融監管都趨嚴，尤其是對互聯網金融的整治加強，而跟互聯網支付有關的就是第三方支付，“因此，這是兩方面監管都趨嚴的背景下，共同形成的外部作用的結果。”
除了外部監管加強，楊濤認為，內部因素還需從行業自身找問題。第三方支付最早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本世紀初開始出現一些早期的支付機構，但處於非規範發展狀態，2010年，被業內稱作2號令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出臺，引來幾年支付機構快速膨脹或發展時期，但整體監管層面還比較寬鬆，於是到2016年左右，又迎來一個整頓期。
“實際上，這些違法違規問題一直都存在，為何屢禁不止？我認為其核心一方面是市場需求倒逼，因為有需求有利益，另一方面，相對而言違規成本還是太低。”楊濤認為，為了解決行業發展當中的一些頑疾，加大罰沒額度，也是增加違規成本的一項舉措，有利於行業健康發展。
與此同時，監管層也加快了制度建設的步伐。2015年12月，央行在2號令基礎上，印發《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並於2016年7月1日起施行，根據該辦法，中國人民銀行及分支機構按照分類管理措施相應條件，動態確定支付機構適用的監管規定並持續監管。
2017年4月，針對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被挪用、佔用，以及支付機構依託客戶備付金獲取收益，偏離支付業務本源，甚至有機構基於這些收益實施低價傾銷、交叉補貼，擾亂市場秩序，造成市場兩極分化等問題，中國人民銀行建立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制度，要求支付機構將部分客戶備付金交存至指定機構專用存款賬戶，首次交存的平均比例為20％左右，最終將實現全部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截至2017年末，交存客戶備付金994.48億元，交存比例平均為20％。
在對內加強監管的同時，對外資支付機構悄悄打開大門。今年3月21日，央行發佈“7號公告”，允許外資進入中國支付市場。7月27日，英國World First公司在華設立的全資子公司越藩商務信息諮詢（上海）有限公司申請互聯網支付業務和移動電話支付業務，如獲批准，或將成為中國首家外資支付機構。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監管層似乎
正醞釀著對中國第三方支付行業進行洗牌。楊濤並不贊成此等說法，在他看來，加大處罰的著眼點是促進行業的規範發展，但他也表示，這個行業發展到今天，洗牌也是正常趨勢，原有的一些劣幣可能會退出市場，進一步引導良幣發展，與此同時，隨著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可能會再增加境外的支付服務參與者。
“最後的結果可能會是行業中比較落後的中小支付機構逐漸退出市場，而類似支付寶這樣的行業龍頭，雖然也會遭遇一些挑戰，但在整個行業洗牌過程中，其所佔的比較優勢仍然是很難在短期內超越的。”楊濤說。
至於境外的支付機構，楊濤並不認為會造成巨大的鯰魚效應，雖然在跨境支付，國際化等方面有一定的比較優勢，但在適應本土的支付服務競爭規則和定價策略等方面，也有自身的不足，所以不太可能對中國市場造成很大沖擊。
“市場正常的行為就是有進有出，出的可能是被併購，也可能是因為屢次違規，難以持續，最後被註銷，在支付行業，這種退出機制一直都有。”楊濤說。
從中長期看，監管層正在推動支付市場有進有出的動態管理機制。按照“總量控制、結構優化、提高質量、有序發展”的原則，通過續展審查實現優勝劣汰。今年7月，央行公佈第六批第三方支付機構牌照續展情況，25家參與機構中有4家機構不予續展，究其原因，除一家未提交續展申請外，其餘三家均因不符合2號令等監管制度規定。而在今年1月和去年6月的前兩批公示中，不予續展的企業數量分別是4家和9家。
閱讀更多 一葉知秋永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