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你的學問不一定能讓你更有錢？
為什麼高科技行業的增長速度反而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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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高成長
近幾十年，我們耳熟能詳的高速成長公司幾乎都是高科技企業，比如亞馬遜、谷歌、微軟，兩輪全球科技股大牛市給我們的感覺是高科技就代表高增長。
但《投資策略實戰分析》一書的作者選擇了1963年到2009年13000家美國上市公司的數據，發現從所有的十個大行業的排名上看，IT行業的長期投資回報率是最差的。
這說明，這個行業的少數科技帝國，是建立在大部分失敗者的屍骨之上的，而且最重要的失敗原因是研發成本和研發失敗的概率都太高了。所以巴菲特不喜歡那些高研發費用的企業，老奸巨滑的他，硬是把蘋果從高科技巨頭等成了消費品企業，核心競爭力從技術變成了品牌，才大舉買入蘋果股票。
應該說，正是整個高科技行業的科技研發，改變了這個世界，但為什麼無法變成企業自身的高速增長呢？
說到知識經濟，很容易想到中美“毛衣”摩擦中，處處看到知識產權的影子，到底這只是爭端的藉口，還是爭議的核心呢？
知識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正是今年剛剛獲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者之一保羅▪羅默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希望去解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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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是怎麼變成力量的？
在羅默之前，解釋“經濟增長”最著名的理論包括“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索洛增長模型”，這些理論核心是把“資本”和“勞動力”視為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因素，把“儲蓄率”“生產效率”作為主要變量。
這些增長理論都是從投入的角度分析的，必然面臨著一個資源投入的“邊際效益遞減”的問題。
一家工廠僱傭100個工人是賺錢的，但僱傭1000個工人卻發生虧損；從10臺機器增加到100臺機器，單位產出是增長的，但再加大投入，增長的速度就開始下降。
事實上，很多國家經歷了一段高速發展期後，都會面臨增長放緩甚至停滯的現象。
關鍵在於，無論是“資本”還是“勞動力”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數量的疊加，資本有“投資轉化效率”的高低，勞動力有素質的不同，關鍵的變量是“知識和技術”。
過去的增長理論僅僅把技術進步視為一個外生變量，而以保羅▪羅默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研究的正是“技術進步”與資本、勞動力之間的關係。
100個工人的工廠要擴充到1000個工人，有兩個辦法，一個是讓工人在工作中提高勞動熟練度和配合度，另一個是僱傭更有能力的管理者，前者代表“知識創新”，後者代表“人力資本”，這兩者都會出現“知識溢出”的現象。
什麼是“知識溢出”呢？一個工人掌握了一項新的勞動技能創新後，如果只有他一個人用，仍然無法改變“邊際效益遞減”，但如果其他工人看到了，模仿他的方法，此時就產生了羅默所謂的“知識溢出”。
由於知識的複製是無成本的，人人都可以沒有代價地享受新方法帶來的效率提高，“知識溢出”就抵消了“邊際效益遞減”。
羅默利用這個模型把“知識”和“資本”“勞動力”聯繫在一起，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長期持續甚至越來越快。
有人可能會說，這些不都是常識嗎？不就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嗎？憑什麼他能拿諾貝爾經濟學獎？
因為知識並非只有“溢出效應”。如果把前面工廠的例子擴展到一個行業，當一家公司採用新技術時，其他公司並不能像同一個工廠的員工一樣相互學習，創新者一定會想出各種辦法去防止“知識溢出”，這就是形形色色的知識產權壟斷。
即使是同一家工廠同樣存在反“知識溢出”的力量：員工願意創新，是因為可以給自己帶來更高的收入，但如果一個創新可以很容易地被其他員工模仿的話，他就無法得到超額收益，也就失去了創新的動力。
經濟學應該儘量再現現實世界，羅默是如何將“知識溢出”和“市場競爭壁壘”統一在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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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出在狗身上
有一個地方，知識是公共品，任何創新都可以免費地、迅速地傳播，羅默把這個地方稱為“非競爭環境”，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學。
但現實經濟生活中大部分都是“競爭性環境”，創新者會想盡辦法防止“知識溢出”，所以知識產權保護幾乎是和資本同步出現的。
不過利益的天平往往很難傾向於“創新者”，因為“知識外溢”是知識的天然屬性，一家工廠的新技術很容易被離職的員工帶到競爭對手那裡，一個軟件的代碼很容易破解，更不用說方法論、技術理念等等偏思維方法層面的知識了。
而且，“知識外溢”具有天然的正義性，公眾更願意原諒那些教育、醫療領域的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
資本和知識的區別就來了。
資本有產權保護，產生的每一分錢收益都歸自己，但“知識外溢”使得知識的擁有者在變現時，會遭遇到大量“搭便車”的行為，只能繞著彎子找到變現的途徑。就像我，變現效率最高的方法不是收費專欄，而是免費給大家寫文章，再通過廣告變現。
高科技代表高成長，這在整個宏觀經濟的層面是成立的，但在微觀的企業層面並非如此，市場給創新者的回報永遠低於他們應得的。
“知識外溢”使得高科技企業技術上的優勢非常短暫，無法在經營上獲得足夠的安全邊際，不得不加大研發力度，損害了利潤，拖累了增長。而一旦研發方向錯了，很可能墜入萬劫不復之地，還真是“冒著賣白粉的風險，賺賣麵粉的利潤”。
資本的投入，無論賺賠都是自己的，但知識經濟的投入，由於“知識外溢”的存在，卻往往是“羊毛出在狗身上”。
從1980年代到現在，計算機的計算能力提高了1萬倍，成本下降了一百倍，每個人都從技術進步中得到了好處——除了那些倒閉的高科技企業，還有那些因高價買入高科技公司股票而虧損的投資者。
“知識溢出”對整個社會有益，但損害了創新者的利益，怎麼解決這個矛盾呢？
羅默的觀點可以總結成三點：
第一、放棄讓“知識無阻礙地溢出”的最優增長方式；
第二、選擇次優增長，承認創新者擁有一定程度上的“知識壟斷權”；
第三、最重要的，政府應當對市場進行干預，以重新達至最優增長。
所以，在羅默的模型中，在知識經濟時代，政府既要保護知識產權和創新者的利益，又要保證“知識外溢”對整個經濟的積極效應。
政府不再是傳統經濟學中的“守夜人”角色，而是要跳到前臺，主導投資的方向，加大沒有直接效益的基礎公共研究，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利用稅收手段幫助受知識產權影響的弱勢群體，還要對危害本國知識創新的國際貿易、國際金融活動進行行政干預……
是不是看到了“毛衣戰”的影子？所以羅默認為，大國的發展會比小國更有力，因為大國有足夠大的統一市場，既能保護知識產權，又能讓“知識外溢”效應更強。
不過，大國之間一旦發生知識產權方面的衝突，其談判空間也比正常的貿易糾紛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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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的經濟學家
大部分發展經濟學家都是謹慎悲觀者，羅默是個例外，因為他看到了知識的力量，對全球經濟發展的潛力非常樂觀。
羅默的文章常常提到的兩個概念“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非競爭性Non-rivalry”，前者是指一樣東西人人都能用，後者是指一樣東西你的使用並不會影響其他人的使用。最典型例子的通信網絡。
知識也是少數同時具有這兩種屬性的物品，而且成本極低，這才成為經濟增長中最關鍵的因素——但前提是要做好“保護知識產權”和促進知識外溢的平衡。
羅默因為多年諾貝爾獎“陪跑”，被戲稱為 “經濟學界的村上春樹”，今年終於得償所願。但村上春樹屬於那種“誰讓你是文學界的搖滾明星就不給你獎”的作家，而羅默的研究領域卻是越來越主流，因為“知識經濟”早已走出了經濟學家的書齋，已經成為大國競爭舞臺上真正的制高點。
（來源：人神共奮 版權聲明：“職場”所推送文章，除非確實無法確認，我們都會註明作者和來源。部分文章推送時未能與原作者取得聯繫。若涉及版權問題，煩請原作者聯繫我們，與您共同協商解決。聯繫方式：1851088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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