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在和未來很長的時期內，“減排”會是各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圖/視覺中國
氣候變化經濟學：諾貝爾獎來得恰逢其時
本刊記者/霍思伊
本文首發於總第875期《中國新聞週刊》
10月8日，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
耶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是獲獎人之一，其獲獎理由是：“將氣候變化整合進了長期的宏觀經濟分析中。”
從1969年算起，在49次將該獎頒給79人之後，這一經濟學界的至高榮譽，首次被授予了一個充滿爭議和不確定性、伴隨著大國間的政治博弈而不斷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分支——氣候變化經濟學。
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和公共政策教授賈斯丁·沃爾弗斯在頒獎典禮後以微妙的口吻感慨，在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剛剛警告人們必須要採取行動之後，諾德豪斯即獲諾獎，“這個時機，堪稱完美。”
對特朗普的抗議
就在同一天，IPCC發佈了《全球升溫1.5℃特別報告》，在《巴黎協定》明確了各國應將升溫控制在2℃以內的目標後，特別報告專門比較了升溫2℃與升溫1.5℃所帶來的風險差異。
報告得出結論，與1.5℃相比，溫升到達2℃度時將帶來更具破壞性的後果。一組令人心驚的對比數據顯示：在升溫1.5℃的情況下，每一百年可能會出現一個北極無冰之夏；而溫度達到2℃，這一頻率會上升到至少每十年一次。
威廉·諾德豪斯。圖/視覺中國
報告中還專門引用了諾德豪斯的研究成果。
一直聲稱氣候變化是一場“騙局”的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10月14日接受採訪時首次改口，稱“我不認為它是一個騙局，但我覺得可能會有所不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人為導致的”。
他在另一個採訪中仍然強調，“不想為此耗費數萬億美元、導致數百萬人失業”，“我不否認氣候變化，但它可能會再變回來。”
特朗普上臺後，全面否定了奧巴馬政府較為積極的氣候政策。
2017年3 月28 日，在他入主白宮僅僅兩個月後，就簽署了《能源獨立行政令》，撤銷了奧巴馬時期一系列的能源和環保政策法規，尤其廢除了奧巴馬政府氣候政策的關鍵成果——被稱為美國有史以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最為嚴格的《清潔電力計劃》，該計劃要求美國發電廠到2030年要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32％。
在宣佈廢除《清潔電力計劃》的現場，特朗普聲稱：“對於我們的礦工、能源工作者和企業而言，沒有一項法規造成的威脅會超過這份對美國工業造成嚴重衝擊的計劃。”
作為中西部化石能源利益代表的共和黨，其在美國氣候政策上的保守並非一朝一夕。即便如此，當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佈美國退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氣候協定》時，還是引起了美國政界、知識界乃至普通民眾的憤怒。
特朗普的理由，與16年前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時的理由相似。他指出，《巴黎協定》“是一項對美國企業不利的協定”，“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使美國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18財年聯邦政府預算，也提議停止向一些聯合國應對氣候變化項目撥款，並大幅削減美國環保署的預算。
隨後，包括諾德豪斯在內的美國近百名經濟學家聯合發表聲明，譴責特朗普政府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倒退”。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
在諾德豪斯理論框架下得出的結論，與特朗普的觀點存在明顯差異，其更靠近歐洲的立場，即認同必須為應對當前的氣候變化而採取行動。據他觀察，諾德豪斯作為美國經濟學界的泰斗人物，門生遍佈政策界和經濟界，其理論在美國乃至國際上影響較大。而且每當一個新的國際氣候協定公佈後，他都會根據其中的關鍵政策條款，用自己的模型進行測算，並對社會公佈其政策評估結果。
李志青認為，奧巴馬政府對氣候變化應對的政策基礎，總體上和諾德豪斯的政策觀點相契合，例如制定碳社會成本，碳價和碳交易，甚至奧巴馬還考慮過實行每噸12美元的碳稅，其設計的價格也與諾德豪斯的建議一致。但這些政策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大多被否定。
諾德豪斯在獲獎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專門批評了特朗普政府的氣候政策，直言“現在的政策非常、非常落後，距離應該做的事情，還有數英里遠”。
模型的政策導向
在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潘家華看來，此次諾德豪斯獲獎實至名歸。
1992年，諾德豪斯創建了DICE模型，全稱是動態整合的氣候變化經濟（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Change Economy）模型，首次將自然系統與經濟系統耦合在一起，試圖尋求一個整合和綜合的解決方案。
美國能源基金會中國區總裁鄒驥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發達國家在戰後重建過程中產生了很多環境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由此產生。在這個背景下，經濟學家開始關注更細化的環境領域，比如漁業、森林、土壤或水資源。諾德豪斯的貢獻在於，首次把專門的氣候問題綜合納入到傳統的經濟學增長模型中。
潘家華指出，在諾德豪斯之前，經濟學研究只是從單純的成本—收益視角來分析，沒有考慮到排放的外部性問題。例如，一個工廠排放汙染氣體會對全社會造成負面影響，即負外部性，但工廠卻沒有承擔這部分成本。
諾德豪斯模型在常規的經濟分析以外，加入了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尤其是二氧化碳濃度升高後對自然系統的影響，由此構建出一個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IAM）。
潘家華表示，諾德豪斯構建的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是氣候變化經濟學領域真正意義上的起始點。此後的IAM模型大多以Dice為模板，在同樣的框架和理念之下，進行拓展和深化。“從這個意義上講，諾德豪斯開創了一個先河”。
鄒驥也指出，此後的模型在概念上沒有太大的突破，但由於現實的政策需要，在應用上飛速發展。
轉折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
1997年，《京都議定書》簽署。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具體而言，各發達國家從2008年到2012年必須完成的削減目標是：與1990年相比，歐盟削減8％、美國削減7％、日本削減6％、加拿大削減6％、東歐各國削減5％至8％。
曾參與第三、四、五次IPCC評估報告編寫工作的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國務院能源研究會理事姜克雋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以《京都議定書》的簽訂為標誌，國際上對於是否應該減排至少在公開層面已經沒有太大的爭議，焦點開始轉向如何實現減排，因此對具體如何減排的政策需求漸漸增多，客觀上給模型的擴展提出了要求。
他指出，早期一代模型仍然是一個簡化模型，將自然和社會經濟活動之間的關聯過分簡化。第一代綜合評估模型的主要歷史作用，是回答了“究竟要不要響應氣候變化”這個問題。因為在90年代中期，國際上對氣候變化的認知，還存在較大爭議。以諾德豪斯為代表的氣候變化經濟學家，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政府之間必須要合作，共同對氣候變化做出有效反應，控制碳排放。
“這一思想主導了IPCC從1995年開始編寫的歷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和此後每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COP）。”姜克雋說道。
而拓展後的模型與政策制定的結合更加緊密，涉及的領域也更加全面。以第五次評估報告的章節佈局為例，包括了能源、工業、建築、交通和農業土地利用等多種領域，每個領域都對應具體的政策。
據潘家華觀察，在2007年IPCC編寫第四次評估報告時，採納的模型大部分是“目標導向”的綜合評估模型。
姜克雋則認為，更早在2000年，《京都議定書》簽署後不久，以IPCC發佈的《排放情景特別報告》為基點，其評估報告使用的模型逐漸大型化、政策和目標傾向愈發明顯，諾德豪斯模型漸漸退出IPCC的舞臺。
在這個意義上，與一般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軌跡不同，氣候變化經濟學的發展，尤其到後期，緊緊圍繞著現實世界，其政策導向特徵明顯，政策的背後離不開利益博弈。而當這個問題上升到國家與國家之間時，變得更加複雜。
激進與保守之爭
發達國家內部，美歐陣營之間一直存在分歧。
2006年，英國著名的氣候變化研究專家、時任英國政府氣候變化與發展經濟學顧問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H.Stern），在英國首相布萊爾的邀請下，經過一年調研後，發佈了一份長達700頁的《斯特恩氣候變化經濟學評論》（簡稱《斯特恩評論》）。
斯特恩根據自己的估算得出結論：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在今後的200年內，全球可能因氣候變暖損失的成本，佔GDP的5％～20％。他用一個相當直觀形象的表述總結了上述數字：相當於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損失的總和。
他認為，氣候變化的風險與成本被大大低估了。
《斯特恩評論》在當時引起了大規模的討論和爭議，對其的看法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兩派。以諾德豪斯為首的反對派，認為斯特恩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個最大的缺陷，即在其模型中使用了只有0.1％的極低貼現率。
時間貼現率是一個度量未來福利相對於當前價值的參數。簡而言之，反映了對未來的重視程度。貼現率越低，意味著越關注未來，零貼現率則相當於同等地對待後代與當代。而對於很多迫切需要發展的國家，比如美國，當下的經濟發展更為關鍵。歸根結底，還是指向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核心問題：經濟可持續發展與減排的矛盾。
諾德豪斯一派認為，常見的貼現率應該是3％～5％，而斯特恩從不同年代的人應該平等的倫理視角出發，將貼現率降低了近30倍，過度強化了人們對未來的重視程度，從而為了抵消未來的風險，當前所要付出的代價就要大很多。
“斯特恩更重視未來。”潘家華在總結斯特恩和諾德豪斯兩派的差異時說。
斯特恩將此稱為是一種“對子孫後代所肩負的倫理責任”。他指出，之前大部分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沒能合理測評必要的減排規模和減排時機，原因在於沒有同時考慮風險和倫理的重要性。一旦將兩者同時納入模型中，得出的結論就是：應該立即採取大幅度的減排，他因此被稱為“激進派”。
與之相對，諾德豪斯一派則建議“漸進式的氣候政策”，即最優減排模式應該是初期小幅削減，中、後期待經濟和技術進一步發展後再較大幅度削減，被稱為“保守派”。
他們批評該研究報告是一個政治報告，而非學術報告。暫且不論其對參數的選擇背後是否有政治考量，這份報告的誕生，確實是英國政府的行為。
作為這份報告中國部分的課題負責人，鄒驥對《中國新聞週刊》強調，這個評論又被稱為小IPCC報告，是時任英國政府氣候變化與發展經濟學顧問的斯特恩，在英國政府的牽頭下進行的項目。而報告誕生後，英國政府利用自己在全球的傳播能力，將其廣泛推廣，試圖將其變成一種社會共識。
“它在政策界的影響非常大，氣候談判的代表都知道斯特恩報告。”鄒驥說。
並且，英國國內不少學術研究機構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斯特恩評論》的編寫工作，對研究報告多持積極態度。
從整個歐洲來看，歐洲背景學者雖然對報告的方法論和具體數據提出質疑，但並不否定氣候變化問題的嚴峻性和應對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以耶魯大學諾德豪斯教授為首的美國學者，大多贊同“漸進式”的減排方案。
這種歐美的分歧一直持續至今。
縱觀數次國際氣候談判，歐盟在減排問題上一直表現得非常積極，處於主導地位，而美國自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後，一直遊離於國際氣候合作之外，直到奧巴馬時期才邁出一步，改變了此前孤立的做法。奧巴馬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首次承諾，到2020 年，美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17％。2014 年11月，奧巴馬在訪華期間進一步宣佈，2025年美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會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26％～28％。
但總體而言，奧巴馬政府仍然秉承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曆屆政府的主流立場，具有一定的延續性，與歐洲相比，在減排的路徑選擇上偏向保守。
潘家華分析，歐洲大多數國家已經處於超飽和狀態，人口穩中有降，消費水平幾乎少有增長，基礎設施的建設也趨於穩定，達到飽和。而美國仍處於經濟持續發展的擴張階段，與歐洲相比，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也因此對當下的經濟發展有更強烈的需求。另外，歐洲以地中海為基礎的海洋氣候特徵，也使得他們在氣候問題上更具有憂患意識。
幾十年來，圍繞著減排目標，各國的義務與責任，國際社會在氣候問題上經歷了各種爭論與波折。2015年12月簽訂的《巴黎協定》取代了《京都議定書》，在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國際減排框架的同時，明確了各國“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各國實行“自主貢獻”，一定程度上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雙方在博弈數年後的一種妥協，也可以看成是在現實層面，唯一可能在全球範圍內普遍形成“共識”的策略。
“共識”達成後，更關鍵的問題在於：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合作能夠深入到什麼程度。
《1.5℃特別報告》顯然對此提出了更高要求。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博主大衛·瓦爾許說，在聯合國對氣候變化問題發出更強烈的警報之時，諾獎被授予了一個氣候變化經濟學家，這不是一個巧合。“他們（諾獎評審）在傳達一個信號。”
瑞典皇家科學院秘書長戈蘭·K·漢森說：“這個信號就是，各國需要進行國際合作，去解決這些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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