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举，那必然是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及的，那就是范进。说到这个人，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了，我们都知道范进中举后种种疯狂的行径。他的岳丈胡屠户由从前的对他不屑一顾迅速转变为阿谀奉承，而同县的“名流”也纷纷巴结，态度转变之快真是令人瞠目结舌。按科举制度的常规而论，中举确实是改变人生命运的一大步。中举一般代表着小富贵。
科举考试一般分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参加童试，考中了，就叫“生员”，俗称“秀才”。第二个层次省里的乡试，秀才有资格参加，中试者叫“举人”（因此叫“中举”）。第三个层次是进京会试，举人有资格参加，中试者为贡士。最后一个层次是殿试，由皇帝再考一次，通过者为进士，分出一二三甲。科举有这么多层次，但一般来说，到了第二个层次，已经相当不错了。在各种记载中，凡是中了举的人，在当地的地位一般都不差。
这样的例子有许多。1935年7月的《良友》杂志刊登过一篇《成名以后》的讽刺小说，叙述主人公桂馨机缘巧合中举以后，“在生活方面显然有了大大的改变。如今在社会上是有身份有名望的人物了，……县城里一般绅士和有功名的人们都跟他交际起来，今天拜会，明天请客，忙得不亦乐乎”。近人丰子恺写过一篇《中举人》，回忆自己的父亲丰斛泉中举人后的一些情形。当时清朝已经快日落西山，丰斛泉中举的风光比过往要黯淡许多，但仍然有着无上的荣光。
比如，因为有“举人”这个功名，很多商铺愿意举人老爷罩着他们，免受欺侮，每年付给举人家酬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出官”。丰子恺家就有两家大商店托他们庇护，每年给他们一二百元。至于像举人的亲属，沾光的当然不少，“凡是同他（举人）并辈的亲族，都称老爷奶奶，下一辈的都称少爷小姐。利用这种地位作威作福的，颇不乏人”。丰子恺当时才四岁，作为嫡派的少爷，上街去的时候，“街上的人都起敬，糕店送我糕，果店送我果，总是满载而归”。这是丰子恺对自身经历的回忆性文字，可信度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举人都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得到根本改观。与进士相比，他们进入官场的台阶还很不扎实。这里面有制度的原因。从明朝以后，一定要进士及第、进翰林院的这批人，才能当大官。举人以下就没有做大官的份。科举在此分成两层，下层是没法当大官；上层是也没有做小官的。比如说到像曾国藩的进士殿试，列三甲，只是同进士出身，然而进士散馆成绩好，获进翰林院，以后出来便做了几任学政主考，再后来就做侍郎，等于现在的副部长，一下就做大官了。至于考不上进士翰林的，无论你学问修养好，从政成绩好，总之没办法。
因此，在现实中，许多举人只能成为幕僚之类的小官，和县令、府尹一类的“朝廷命官”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即使中了举，也不见得就能有预想的那样风光。陆以湉的《冷庐杂识》记载，海宁的徐楚畹中举后，一直考不中进士，家里穷得叮当响，“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年”。试想，一个举人，靠给人算命，在江湖混世三十年，其穷困潦倒的程度可想而知。
与此类似的还有嘉庆、道光年间负有盛誉的包世臣，他经过六次艰难的考试，才成了举人，继之再屡败屡战，参加了十三次会试，不幸都名落孙山，进士这个坎始终爬不过去。直到六十一岁，进入老年，他才决意不再参加考试。包世臣中举后的岁月里，当幕僚、作师爷，长年累月在全国东西南北奔波。这段漫长的游荡岁月，展现的只是一个举人疲于奔命的辛酸和痛苦，中举后的威风是一点找寻不到的。
一旦中举，即意气风发，生活大变，是历史事实。但现实中，中举后困于尘世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群人同样不应该被历史学家、文学家所忽略，他们是历史链条中叫人叹息的一小节。又有谁会记得一个士子曾经的悲怆和心酸呢。最后，真是想为这些人反问一句，寒窗苦读十年，即使中举又如何呢？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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