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國家,讓我喝上了涼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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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國民喝開水,是毛澤東和蔣介石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

艾妮塞雖然不會說中文, 但 re shui(熱水)這兩個字卻說得驚人的標準。

“和其他遊客一個很大的區別在於,中國遊客經常會叫你倒杯 re shui,而且很少有人點酒喝。”阿聯酋航空的空乘艾妮塞說道。

就像餐叉總是有四個齒、最常見的膠帶總是透明的,越洋客機上,所有善解人意的艾妮塞都深諳一個事實:熱開水是中國人靈魂深處“怎麼也戒不掉的多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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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3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工作人員正為與會人員倒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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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日,山東濱州,小學生們在接35℃的溫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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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隨著非典疫情的逐步好轉,大批四川民工又紛紛揹著行李迴流城市。期間,旅客太多給供水帶來不便,休班的乘務員,便利用休息時間在站臺上為旅客送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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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1日,四川雅安地震第二天,一家人在臨時居所向所有人免費提供開水。

在全國各地的火車和高鐵上,白開水是供應標配;

在高層政府會議上,瓶裝水可能只是個點綴,但是茶缸子則是實實在在喝熱水用的;

會議上,工作人員會提著熱水瓶四處巡視,以確保每個人的杯子裡都裝滿熱水,不間斷的開水供應,似乎是每一個機構的“軟實力”;

回顧2017年全球保溫杯的銷量,最大的市場依然是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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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端著保溫杯的黑豹樂隊鼓手趙明義”引爆社交媒體的熱點:“用保溫杯的Rocker還能算Rocker嗎?”儘管保溫杯一舉成為中年危機的代名詞,但隨後,粉絲們舉著同款保溫杯支持偶像的舉動,更像一場線下狂歡。

然而,藏在“多喝熱水”、“中年危機保溫杯”等流行文本背後,是一個更為隱秘而殘酷的事實:

對於最早一批喝上涼白開的中國人而言,熱水並不意味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衰老,就在不遠的過去,這是一件“被貧窮限制了想象”的事情。

就如作家諶旭彬所言:“無論城鄉、無論貧富,多數中國人可以隨心所欲地喝上熱水——是在90年代中期——距今不過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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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4日,暴雨過後,為了去開水房打水,學生們動用了人力三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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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師範大學的開水房前,保溫瓶上寫著“內有炸彈勿動”的防盜標記。

喝生水是中國民間的底色

在過去那些霍亂和傳染病橫飛的年代,能夠有效消毒的辦法恐怕只有加熱。

但並非每個人都負擔得起煮水的柴火。

明代天啟年間,大臣楊漣因彈劾宦官魏忠賢而遭到迫害。在屢屢歷經拷打後,獄中的楊漣深知“璫意不可回”,難過之餘,他作出了這樣的決定:“每晨起多飲涼水,以求速死。”

楊漣尋死的邏輯,是基於中醫 “溫陽”的思想。根據這一思想,喝冷水是不健康的。而與之相反,煎滾過的“熱湯”才是上層士大夫鍾愛的養生、宴客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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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攆茶圖》,描畫的是彼時愛喝熱水、戒飲涼水的宮廷貴族。即使是冰飲,也只有高級官員和社會精英才能享用——皇室設有一個特別的公務員隊伍,專門在冬季採冰。

然而,喝得起熱水的上層貴族畢竟是少數,基層群眾才是飲水問題的底色。

農業社會,燃料寶貴。那年頭,煮沸一鍋水比做飯更費燃料,為了喝一口熱水而支起爐灶,對於民間人士來說不甚經濟。

因此,在廣大平民階層,熱水這種奢侈品,總是留給那些最需要熱水的孕婦、老人和病患。而普通人家一年四季只喝生水,在早期的《申報》中,就常常可以見到利用明礬清潔生水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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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現代,農戶仍保有一個習慣:家裡來客也不燒水,而是讓孩子拿上一把小茶壺去水鋪買開水。當時村裡一般有幾戶專賣開水的水鋪,對於只有偶爾情況下才消費開水的村民來說,一次花費一兩分錢去買,是最經濟的辦法。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中期。

1862年,上海爆發了霍亂疫情。據醫生王士雄的觀察,“時疫流行,朝發夕死”,上海居民“死者日以三千計”。其中許多人,是太平天國內亂時期逃到上海租界的流民。

隨後,疫情北上,傳到京津地區。有人提出,疫情沒有發展到中國南方,是因為南方人熱水喝得比北方勤。

很快,“喝熱水防霍亂”的傳聞,以不亞於霍亂傳播的速度在全國流傳。“喝熱水”已經不再是有益健康這麼簡單,而是一道生死攸關的命題。儘管後見之明已證實,霍亂北上的真正原因,是由往返於京滬的商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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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年間,湯姆遜為總理衙門滿大臣拍攝的合影。照片中,大臣們倚著茶几品熱茶。

第一批“非熱水不飲”的種子用戶出現

進入民國,中國的社會文化逐漸受到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影響,細菌學說傳入,“喝熱水”獲得科學支持。

政府與知識界,於是開始有意識地勸導居民不要飲用“未經煮沸的涼水”,並斷斷續續向民間推廣喝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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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臨時搭建又擁擠不堪的流民棚戶區,垃圾、糞便汙染飲用水源的事情時有發生,一半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於不講衛生而冤死的。

及至20世紀30年代,喝熱水已經上升為一個社會議題。

彼時,中國正面臨日本的威脅,蔣介石視察前線後,發現很多地方的民眾衣衫襤褸、形容頹廢。

“為了對抗敵人的威脅,就需要模仿敵人”——這是蔣介石的想法。

1934年2月,正在南昌忙於“剿共”的蔣介石,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生活運動”,要求全國群眾“從此能真正做一個現代的國民,不再有一點野蠻的落伍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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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講詞則更直白:“我們和日本人不必在槍林彈雨之下衝鋒陷陣,就只將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曉得高低強弱。”

1935年,政府對個人衛生做出了更多詳盡的規定,包括“不要隨地吐痰”、“臉要洗乾淨”。以及一些行為習慣的規定,如“不要在葬禮上發笑”,“買火車票要排隊”等。

與此同時,“水不沸不喝”成為新生活運動中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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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週刊”, 1934年,第一卷。圖左表現的是新生活運動中鼓勵人們喝開水。

1936年,在新生活運動的帶動下,在門市賣熱水的“熟水店”,逐漸成為城市一業。

光是上海地區,“熟水店”的數量就從民國初年的159家飆升至2000多家。煙氣氤氳的老虎灶遍設弄口巷尾,早晚“泡開水”成為弄堂裡一家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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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水店(滬地俗稱老虎灶),是中國城鎮一種專販熟水的微型店業。在煤氣爐和電爐還未普及之前,解決了底層民眾喝熱水和節省燃料的雙重需求。

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社會局一份關於上海工人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顯示,自從上海四大公司有熱水瓶供應後,一些商店和單身漢為減少麻煩,都不再自己生風爐,而是抱著熱水瓶到熟水店泡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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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進口熱水瓶進入上海,價格昂貴非一般平民所能享有。30年代中葉,國產熱水瓶興起,售價下降,最低廉時每隻僅售一元。圖為1986年,剛剛上市的向陽牌氣壓式熱水瓶,引發上海市民瘋搶。

在“老上海”的描述中,“老虎灶”的掌櫃一般是中年的夫妻檔。除了供應熱水之外,熟水店也兼帶賣茶。

彼時光顧熟水店的茶客,多為上海灘的人力車伕、碼頭工人、拉塌車者和走街串巷的小販,也有小癟三和鹹肉莊的低級妓女。

“在十里洋場,他們往往是被人遺忘的角色,到茶館來,亦根本喝不起碧螺春、龍井、毛峰等高檔名茶。”熟水店對於他們,與其說是飲食之所,不如說是一種苦中作樂的社交之地。

“這裡有點像歐洲的咖啡店,顧客都是周圍的鄰居。”美國學者盧漢超說。上海的冬天寒風刺骨,人們喜歡蜂擁到熟水店排隊買水。到了夏天,人們又帶著自家的椅子,在熟水店門口閒坐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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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熱水瓶社交,是上海弄堂生活裡最常見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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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弄堂老虎灶旁,打開水的人。

這場運動,讓中國人真正“愛上白開水”

雖然這場新生活運動前後持續了15年之久,但99%的進度條都是在城市推進的,在農村地區,只實行了一點點啟蒙教育。

在更廣闊的農村地區,也有類似“熟水店”一類的開水鋪子的存在,但迫於經濟壓力,普通民眾依舊拿生水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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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雲南建水保留下來的開水鋪。

對於這場曠日持久的新生活運動,日本中央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深町英夫指出:“這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至少不會像中國這樣……(這)可能是一種中國特色。”

而讓深町英夫沒有料到的是,建國後,另一場熱水推廣運動又轟轟烈烈地開始了。

正是在這一次的熱水革命中,尋常百姓得以瞭解“白開水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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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延安,用搪瓷缸子喝開水已經成為紅軍的日常。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手邊也都放著一個裝著熱水的搪瓷缸子。

為了完成國民黨未竟的KPI,早在1937年到1945年之間,毛澤東就在紅軍中大力提倡喝熱水。喝不到開水的戰士,可以向上打報告;喝生水的,則要被口頭批評。

“1952年1月28日,那天上午無風,有濃霧,氣溫零度以下。我們發現敵人於朝鮮北部使用細菌武器。”抗美援朝期間,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反細菌戰工作總結》中如此記載到。

為了應對美軍突如其來的細菌戰,從這一年起,全國性的愛國衛生運動,便在“打死一隻蒼蠅就是消滅一個美國鬼子”的口號下展。

這一次,喝開水要從娃娃抓起:“應該給孩子喝開水,保證每天喝三次,養成喝熱開水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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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喝開水”海報。下面一行小字為:“喝開水要用自己的茶杯”。

“我記得小時候,政府經常鼓勵我們喝白開水。”68歲的退休職工李振輝說:“當時,每個單位跟社區都有開水房,每天一大早,衛生員會挨家挨戶地送熱水。他們還會經常說,喝熱水不僅對身體好,而且很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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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十年的愛國衛生運動,厲行飲水消毒和改善衛生環境的做法,以杜絕傳染途徑。

一時間,“喝開水”的小廣告遍佈大街小巷,工廠車間、部隊機關、學校和居民大院紛紛設立開水房,火車上也經常免費供應開水。

免費的開水供應正是源於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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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0日,旅客正在西安火車站廣場免費流動送水車前打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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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學開水房。時至今日,中國很多地方免費供應熱水的開水房,仍是讓外國人好奇的一件所在。

而在農村,免費的開水供應只是在1958年開始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期間曇花一現。

公共食堂失敗後,因大鍊鋼鐵而導致燃料緊缺的村民,又恢復到“屁股上掛個瓢,咕咚咕咚灌生水”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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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溧陽縣橫澗公社利用山區資源編熱水瓶殼,供應城鄉市場。

儘管如此,在這場運動中,保溫瓶得到進一步的推廣。在一次下鄉走訪中,調研人員驚訝地發現,山東和河北的好幾個農業社,暖水瓶保有量都超過了手電筒。

要知道,在1962年,國內還沒有工廠能生產出它的內膽之前,保溫瓶是年輕人結婚時除手錶、自行車、縫紉機“三大件”之外最好的彩禮。

它在民間的保有量,也一度是基層幹部用來凸顯政績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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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南京市某工廠表彰先進代表時,獲得先進稱號的職工抱著保溫瓶合影。當時,保溫瓶是“比搪瓷缸子更高級”的獎品,甚至還被當作國禮贈送給外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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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北京西路的玻璃器皿門市部前,市民得排隊購買保溫瓶。

及至80年代,農村地區開始加大馬力興建自來水和推廣省柴灶。1985年,第一個強制執行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應運而生。

九十年代中期,當“大哥大”已風靡全國時,國人隨心所欲喝熱水的夙願才基本得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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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在12月參觀過中國的工廠,熱水瓶已經根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

Charlie Melvoin,一位經常到訪中國的美國企業家說,“確鑿無疑的證據是,工廠除了提供儲物櫃,還專門給幾百號工人提供放熱水瓶的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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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國人依舊保留了喝開水的慣性。2017年12月16日,四川成都的彭鎮老茶館仍在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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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9日,武漢,打開水的女孩。

而Charlie Melvoin沒有察覺的是,為數眾多的企業在改制的大潮中,已悄然把開水房隱去了。

隨著時代變更,曾經風光一時的熟水店,也被更先進的電熱水壺和飲水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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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6日,北大最後一個開水房宣告閉門謝客。粗算一下,自上世紀建成以來,估計有六位數的北大人喝過這裡的水。

如今,有的城市家庭裡甚至連一隻保溫瓶也沒有,即使有,也早就束之高閣。

唯有個別企事業單位、大學、醫院裡,保溫瓶還佔有一席之地。

在“喝熱水”成為一個笑話之前,向人們無聲地講述著還未遠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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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5日,晴。陝師大雁塔校區,兩位老人牽手走過學校的開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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