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做出了他認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回到香港大學任教，從而能夠佔據跟進中國發展的最佳位置。正是在這一年，深受祖國大陸數年前開始的經濟改革進程鼓舞的張五常，做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論斷，認為中國於70年代末開啟的轉型進程，將會最終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變革，儘管這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面對經過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形成的計劃經濟體制，當時幾乎沒有人不懷疑張五常這一大膽的論斷。而僅僅四年後，張五常就主動修正了自己的這一看法，認為人們可能全都低估了中國經濟轉型的速度。
這場急劇的轉型和由此引發的高速經濟增長，讓關注中國的人們無不感到驚訝，而這一變革又是如何開啟的？家庭聯產承包制、鄉鎮企業、個體經濟和經濟特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眼中的四大邊緣力量在上世紀80年代成為了中國經濟轉型的先鋒，這些與國有企業和城市經濟相比微不足道，身處計劃經濟邊緣地帶的力量，卻最終掀起了一場邊緣革命，將中國帶向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之路。當中國的改革開放即將進入第五個十年，這些引領中國轉型的力量如鄉鎮企業已成為歷史記憶，而中國轉型的步伐不會停止，哪些新生力量又將繼續推動中國不斷髮展前行？
從2013年開始，一股改革力量方興未艾，成為新時代推動中國轉型的先行軍。如今這股變革力量不再來自邊緣地帶，而是誕生於中國經濟最發達和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區。2013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兩年之後，濱海新區也像浦東新區一樣，在轄區內迎來了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截至2018年5月，總計12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在全國範圍相繼設立。從上海自貿試驗區設立一週年起，就有觀點認為自貿區改革力度低於預期，不復當年像深圳特區設立後，打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旗號，為改革開放只爭朝夕的精神。與上海自貿區一樣，天津自貿區在設立時可謂眾望所歸，那麼三年過去，天津自貿區在濱海新區交出的成績單是否也能不負眾望？
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當下，經濟體量和增長速度的比較構成了地方競爭的主旋律，而各地自貿試驗區卻在如火如荼地開展一場以制度創新為導向的地方競爭。
如虎添翼：國家級新區借力自貿試驗區
自從上海自貿試驗區設立以來，這一模式並未成為少數地區壟斷的政策紅利，而是經由各省市依據自身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特點，向國務院申報自貿區建設方案。自貿試驗區的設立與其說是中央政府給與地方的政策紅利，不如說是在中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階段，地方省市主動承擔起以開放促改革的歷史責任。這項歷史責任對於各地自貿試驗區而言將是任重道遠。
根據鳳凰網國際智庫的統計，在目前作為國家戰略設立的19個國家級新區中，以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兩江新區、舟山群島新區等為代表的9個新區，在其轄區內設有目前全國12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組成片區。如果抓住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的機遇，將能夠讓國家級新區的發展迎來全新成就。 但是，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各片區與之前各地區設立的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園區等多種形式的功能區在功能和區域上又多有重疊和交叉，在多重政策疊加的環境下，自貿試驗區的制度創新能夠走多遠，是錦上添花的增量改變，還是成為推動中國對外開放達到新高度的領航者？
全國的12個自貿試驗區作為國家對外開放戰略的全新組成部分，共同服務於國家制度創新的總目標，在投資、貿易、金融等領域通過制度創新轉變政府職能，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與此同時，各個自貿試驗區在發展目標上又各有側重。例如，廣東自貿區圍繞打造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先行區、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和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福建自貿區聚焦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和加快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天津自貿區的重點則是構築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增創國際競爭新優勢和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示範區。
2018年5月29日，天津市副市長、天津自貿區管委會主任趙海山在自貿區掛牌三週年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天津自貿區已經基本完成初期設定的90項改革任務和兩批175項自主制度創新。區內累計新登記市場主體4.5萬戶，是自貿區設立前歷年登記市場主體戶數的兩倍，註冊資本（金）1.6萬億元人民幣。如今的天津自貿試驗區正在發揮著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僅僅用佔全市1%的面積創造了全市約12%的生產總值、近10%的預算收入、四分之一的實際利用外資和三分之一的外貿進出口額。同時，天津自貿試驗區還在源源不斷地向濱海新區、天津市乃至全國範圍輸送制度創新推廣經驗。
天津自貿試驗區用佔天津市1%的面積創造了約12%的生產總值
天津自貿試驗區成立三年以來取得的成績足以被廣泛認可。正因如此，在國際經濟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國內經濟面臨轉型發展的大背景下，它與上海和廣東等地自貿區一起，在制度創新、深化改革以及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上被賦予了更高的期待。
目前，上海、天津、廣州等先期成立的自貿區都在貿易便利化尤其是簡化貨物通關程序上實現了較大進展，但在改革難度更大的領域，如貫徹落實與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的負面清單制度，金融監管制度創新，服務業進一步開放等領域中，實現制度改革和創新發展的目標仍然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自貿區管委會作為各地區自貿試驗區的直接管理部門，作為一個協調機構，本身缺乏行政權力，而真正的行政權力歸屬於地方政府。因而容易造成自貿區管委會承擔的責任和實際權力不對等的情況，難以真正推動重大制度創新落地。根據鳳凰網國際智庫觀察，目前全國已設立的自貿試驗區中，管理體制主要分為兩種，一類是分離型，自貿區管委會與所在地政府機構相分離的體制，比如福建自貿區福州片區；一類是合署型，即自貿區管委會和所在地政府合署辦公，一體化運營，比如上海自貿區。比較而言，合署型的管理方式將會大幅提高自貿試驗區的行政效率，以及落實重大制度創新的執行力。
天津自貿試驗區在發展過程中能夠充分利用三大功能片區完全位於濱海新區轄區內的優勢，大幅提升在統一管理、協同發展上的效率。在天津自貿區三週年新聞發佈會上，濱海新區區長、天津自貿試驗區管委會副主任楊茂榮表示，天津市委、市政府已經著手對天津自貿試驗區管理體制進行了調整，天津自貿區管委會與濱海新區政府將實現合署辦公，實現制度創新和經濟發展的統一，政策措施與市場需求的緊密結合。
應對國際經濟挑戰，接軌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
中國自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積極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步伐一直伴隨著中國轉型的進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國際經濟再次迎來了快速的轉型期。在國際貿易領域，世界貿易組織（WTO）推動的多邊貿易進程幾乎停滯，多哈回合談判徹底陷入僵局。在此背景下，區域性貿易協議的締約數量開始迅速上升，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儘管特朗普政府上臺後，美國的退出讓TPP的影響力大幅下降，但其所代表的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仍將成為未來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的導向。2018年7月17日，歐盟與日本就簽署了一項涵蓋廣泛、涉及眾多領域的高標準自貿協定，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雙邊貿易協議。 作為WTO多邊貿易體制下的受惠國，中國應當如何應對國際經濟的挑戰，積極主動地採取改革措施，為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做好準備？
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經濟環境，堅定地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就是中國轉型過程中，應對國際經濟挑戰的有力回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參加2016年全國人大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就曾指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核心任務是制度創新，要對照國際最高標準、最高水平的自貿區，聚焦商事制度、貿易監管制度、金融開放創新制度，加快建立同國際投資和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
通過對比TPP等近年來相關國家簽署的高標準自貿協議，與中國國內推進建設的自貿試驗區發展規劃，鳳凰網國際智庫發現，儘管自貿協議（FTA）是主權國家（地區）間簽署的經貿合作協議，而自貿試驗區（FTZ）是一國內部建設自由貿易區，但對中國的發展而言，兩者間具有緊密的內在聯繫。國內自貿試驗區的建設，是為了在部分有條件的地區先行先試與國際接軌的高標準經貿規則，隨著自貿試驗區經驗在全國範圍進行推廣，也為中國繼續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參與高標準國際經貿合作營造了有利的國內製度環境。
顯然天津自貿試驗區已經充分意識到了今後發展面臨的挑戰和使命。2018年5月底，國務院正式批覆發佈《進一步深化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深改方案》），天津自貿試驗區開始進入全新發展階段。2018年6月8日，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區委書記、天津自貿試驗區管委會主任張玉卓在濱海新區區委常委會議上指出，國務院印發的《深改方案》，將是對自貿區建設的升級加力，需要深刻認識到今後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不再是原有基礎上的修修補補而是根本性的制度創新，需要更多的運用國際視野和顛覆性思維，對標國際高標準貿易規則，積極進行國際化升級，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
截至2017年底，天津自貿試驗區累計進口平行車10.3萬輛，佔比超過全國的75%
《深改方案》是對《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繼承和發展，將是未來兩到三年時間中深化天津自貿試驗區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深改方案》對天津自貿試驗區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主要體現在哪些領域？通過對照《總體方案》，鳳凰網國際智庫分析發現《深改方案》主要有三方面的新發展。首先，在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目標下，對標國際標準更高。天津自貿試驗區將參照世界銀行營商標準評價體系，推動政府服務全鏈條和企業經營全生命週期的便利化，以此進一步鞏固濱海新區作為全國先進製造研發基地的優勢。其次，以產業金融結合示範區建設為重點，增創國際競爭新優勢，培育發展新動能，重點發展融資租賃、國際保理、境外基金股權投資等領域。第三，明確將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示範區作為天津自貿試驗區的特色發展方向，以天津自貿試驗區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雄安新區建設的國家戰略。
從2015年到2018年，通過設立天津自貿試驗區，在濱海新區原有制度環境基礎上，容易進行的改革幾乎已經全部完成。制度創新促進改革開放的真正考驗可以說剛剛來臨，濱海新區需要如何在改革的深水區探索出濱海方案，是天津自貿試驗區的發展在全國乃至國際上脫穎而出的關鍵。天津港東疆片區、天津機場片區和中心商務片區，是天津自貿試驗區迎接挑戰，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三大制度創新試驗場。相比於通過充分發揮天津港區位優勢，以建設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的東疆片區，以及延伸濱海新區先進製造研發基地優勢的機場片區，力圖激發濱海新區現代金融服務業發展潛力的中心商務片區，在實現《深改方案》目標的過程中無疑面臨更大的挑戰。
天津自貿試驗區中心商務片區是天津金融改革創新聚集區，位於濱海新區核心區，以重點發展金融創新為主的現代服務業為目標，是國內少數幾個擁有金融“全牌照”的區域。從濱海新區于家堡高鐵站出站後，正對的建築便是中心商務片區大樓，周圍的高層建築更是鱗次櫛比，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讓人僅從外觀很難看出這裡與浦東新區陸家嘴的區別。
然而，于家堡金融中心的發展顯然難以一蹴而就。面對國內金融監管機構、大型商業銀行、大型券商和投資銀行以及基金集中分佈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的格局，濱海新區發展現代金融服務業的挑戰可想而知。儘管自貿試驗區被賦予金融改革試驗田的任務，但從上海自貿試驗區取得的經驗來看，在沒有獲得監管機構相應授權的情況下，想要在金融領域的改革中取得重大突破，難度將會非常大。
濱海新區融資租賃行業的領先地位，正是在結合本地港口與製造業優勢的基礎上，獲得中央政府政策支持後實現快速的典範。在當前情況下，濱海新區既要爭取相應權限的金融業改革授權，獲得中央政府金融監管機構的協同支持，也需結合發展融資租賃業務的先進經驗，通過自貿試驗區開展創新性金融業務，尋求金融領域的差異發展，才有可能實現在金融中心建設上的後來居上乃至彎道超車。
從自貿試驗區到自由貿易港的濱海暢想
2018年4月1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週年會議上發表講話，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雖然是最年輕的一個自貿區，但海南自貿試驗區在誕生之初，就被明確賦予了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的目標，使其一時間成為關注中國自貿試驗區發展的焦點，而自由貿易港的概念也廣受追捧，尤其是已經設立了自貿試驗區的沿海地區早已躍躍欲試。那麼，自由貿易港的含義是什麼，如何才能符合自由貿易港的標準？自貿試驗區的建設與發展自由貿易港之間有怎樣的關係呢？
商務部原部長、鳳凰網國際智庫首席顧問魏建國認為，自貿試驗區與自由貿易港有著不同的戰略定位。自貿試驗區的定位是“試驗田”，在特定地區探索試驗可複製推廣到全國各地的經驗。而自由貿易港的定位是全面開放的新高地，作為全球開放水平最高的區域，需要在市場準入、金融制度和稅收方面做出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安排。因此，不能將自由貿易港看作是與自貿試驗區相銜接的簡單升級版。
儘管如此，考慮到當前國家設立的12個自貿試驗區的發展水平和條件，中國大陸未來首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港極有可能在其中產生。鳳凰網國際智庫發現，儘管被明確賦予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任務的海南，在12個自貿試驗區中經濟發展水平處於較落後的位置，但海南在建設自由貿易港上依然有值得關注的優勢。首先，海南的自由貿易試驗區範圍覆蓋全省，而其他自貿試驗區則是在各省市中劃出特定區域。其次，自由貿易港需要有現代化的製造業和服務業作為支撐。雖然海南經濟並不發達，但在大健康、醫藥、旅遊、新能源和文化這些中國最具成長性的行業中，海南在近年來取得了公認的突破性發展。再者，中央賦予海南“三區一中心”的戰略定位，能夠讓海南作為深化改革試驗區、生態文明試驗區、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和國家總體戰略保障服務區，在建設自由貿易港的過程中充分發揮政策協同作用。
濱海新區在2018年6月初召開的區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全力打造自由貿易試驗區升級版，努力推動自由貿易試驗區向自由貿易港推進”。儘管海南是目前12個自貿試驗區中唯一被中央政府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任務的地區，但面對中國新一輪全面開放的歷史機遇，濱海新區做出推動自由貿易港建設的決定無疑非常及時和必要。自由貿易港的概念無疑為濱海新區和天津自貿試驗區未來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遠大的目標和美好的暢想。
天津自貿試驗區將繼續發揮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中的試驗田作用
自由貿易港的概念歷史悠久，伴隨著大航海時代和全球貿易的興起而產生。自從1547年意大利在熱那亞設立了第一個現代意義的自由貿易港以來，全世界目前有600多個自由貿易港，其中只有香港、新加坡、鹿特丹和迪拜是真正成功的全球範圍內的自由貿易港，依靠便捷的管理和低廉的稅負成為所在地區的經濟中心。商務部研究院前院長霍建國告訴鳳凰網國際智庫記者，
比照國際領先的自由貿易港，目前有意建設自由貿易港的中國城市，不論是在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開放程度、交通便利化程度，還是在法治建設以及營商環境上都有較大的差距。在全球最成功的自由貿易港中，新加坡在推進自由貿易港建設過程中，逐步成為國際領先的製造業生產和研發基地，以及國際金融中心的經驗，對於懷有相似發展願景的濱海新區而言頗具借鑑意義。儘管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位於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貿易港，但新加坡全球領先的製造業生產和研發優勢，卻是香港所不具備的。在降低和減免各類稅收的過程中，新加坡並沒有像有些自由貿易港一樣一蹴而就地免徵所有進出口商品關稅，而是兼顧促進本地製造業發展保持競爭力的需要，有計劃的對稅收政策加以調整。如果說區位優勢是建設自由貿易港所需的先天稟賦，那麼發達的基礎設施體系則是可以後天實現的。對物流港口相關的基礎設施體系進行持續性的投資，並廣泛在這些領域中引進先進技術，使新加坡港得以始終保持競爭力。新加坡通過其先進的人才制度和優越的人居環境，以彈丸之地成為全球高科技、高素質人才的聚集地，亦是其保持持續競爭力的關鍵。
濱海新區探索自由貿易港建設的過程中，能夠立足於本地區製造業的優勢，正在走出一條與上海、海南等地以服務業為抓手，探索自由貿易港建設不同的路徑。雖然距離國際上成功的自由貿易港還有較大差距，但是自由貿易港作為中國大陸範圍內的舶來品，各地在探索自由貿易港的建設上正處於同一起跑線，濱海新區的比較優勢不容忽視。
坐擁天津港的濱海新區是中國北方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區內鐵路、道路、航空交通網絡發達，便利化水平也在不斷提高。自由貿易港的成功需要依託和輻射龐大的經濟腹地，以往在與上海港和深圳港的競爭中，天津港總會因為背靠的經濟腹地不夠強大而略顯下風。但如今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推進，以及河北雄安新區的設立，天津港的腹地未來將迎來跨越式的大發展。任何地區的發展都離不開人才的作用，建設自由貿易港更是如此。本地區不斷髮展的高等教育，以及臨近首都北京的區位優勢，加上產城融合的創新發展，為濱海新區吸納人才創造了巨大潛能。
國際經濟法專家、上海交通大學凱源法學院教授胡加祥認為，未來中國在自由貿易港建設上，需要結合當年經濟特區和現在的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雙重優勢，不僅僅是降低稅收，更需要簡化市場準入流程，進一步放寬現行自貿試驗區投資負面清單的限制。自由貿易港是自由貿易區發展到更高階段的產物，同時涉及到專門立法的問題，因此仍然需要較長時間的探索才有機會最終實現。對於濱海新區而言，做好當下自貿試驗區建設目標，完成制度創新改革重任，等待產業升級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紅利不斷釋放，加快完成從產業園區向智慧新城的轉變，在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的進程中佔據先機將是水到渠成。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承襲了天津近代以來對外開放基因的濱海新區，在改革開放推動中國轉型的進程中，始終敢為人先，勇立潮頭。濱海新區所轄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是1984年建立的，最早一批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濱海新區是繼上海浦東新區之後，第二個正式成為國家戰略的國家級新區；天津自貿試驗區更是在新時代率先承擔起為國家改革開放充當制度創新試驗田的重擔。如今，從自貿試驗區到自由貿易港是濱海新區未來的美好暢想，一大批熱血沸騰的實幹家們正懷揣著中國夢在濱海新區的熱土上創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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