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有一部電影《妖貓傳》非常的火，這部電影講述的是盛唐時期長安城接連發生靈異事件，詩人白居易與仰慕大唐風采的空海相遇長安，兩人跟隨一隻口吐人語的妖貓意外發現三十年前有關王朝興衰的驚天之秘，白居易為此寫成他的一篇名作：《長恨歌》，在這部電影中白居易所呈現出的是一個癲狂的詩人的形象，不過確實，這也符合他在後人心中的形象，其對詩非常之癲狂，以至於被後人稱作“詩魔”。作為中唐時期名聲最大的詩人，白居易的詩歌不但受到了唐朝時期本國讀者的熱烈歡迎，並且名揚海外，在當時的新羅、日本等國家也享有盛名。白居易生前及其注重保存自己的作品，並且他對自己的作品有著一定層次上的自我認識。比如他本人曾經把自己的詩歌分為四大類，諷喻詩、閒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就今天來看，他分的還是不太合理的，因為第四種和前三種分類所依靠的標準並不是從同一層面來講的，但就其整個作品趨勢來看，它的作品大致可分為前期與後期。前期的作品充滿了兼濟天下的情懷，後期則是有一種獨善其身的思想內涵。現在，就讓我們來先看一下他前期的兼濟天下思想的體現。經歷了安史之亂的唐朝到了中期雖然整個唐朝的氣數已經在呈現往下走的趨勢，但是銳意進取的唐憲宗，其早年在政治上的積極有為，激活了一代正直士子們參政預政的熱情。基於這樣的背景，白居易滿腔激情的開始了他“助立太平基”的政治使命。白居易和其他出生在唐朝的銳意進取的詩人一樣，都渴望參與朝政建功立業，有一番作為。出生在“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的他從小就懂得充分利用自己擁有的條件，在經歷過戰亂和顛沛流離的成長路程中刻苦努力學習，終於在元和元年，罷校書郎，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縣尉，實現了自己踏入仕途從政的人生抱負。身居官位，作為人民的父母官，他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人間的疾苦，在他外出體察民情的時候，他看到勞動人民割麥和婦人撿麥粒的辛苦場面和為朝廷收取高額的賦稅壓的百姓難以生存之時，他“聞者為悲傷”、“念此私自愧”，在看到一位賣炭翁深受“宮市”之害之時，他勇於寫下：“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來直抒自己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勇於寫下“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來赤裸裸的諷刺朝廷官員的這種作為，在這一時期，他寫下了大量的諷喻詩來表達自己對百姓的同情與對統治者重稅的不滿，在這時，他的心中滿是兼濟天下的情懷。
他做的官越來越大，在官位越來越高的同時他也感受到了官場的黑暗與血腥，但是他覺得也能夠更加自由的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為民請命兼濟天下了，於是他更加積極的草擬詔書，參與國政，他更加的不畏權貴近臣，大膽的直言上書論事，在看到藩鎮割據，宦官擅權，賦稅繁重，貧富懸殊，蕃族侵擾，戰禍頻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矛盾進一步顯露出來的時候，他不斷的用自己手中所持的一杆筆與朝中權貴作鬥爭，用自己的筆記錄下自己對他們的控訴與不滿，善於求新的他參與並引導了“新樂府運動”，並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出了《秦中吟》、《長恨歌》、《賣炭翁》和《新樂府》等膾炙人口的名篇，這些作品是白居易代表不幸人民對苛政所作的控訴，字字血淚，讓勞動人民欣慰，但是這些詩卻讓權貴切齒、扼腕、變色。終於，在當朝丞相被刺殺而死之時，他面對滿朝文武的無動於衷勇於請命調查，也就是這一點，使當朝權貴忍無可忍，成開始了對白居易漫長的報復之路，他開始遭到各種排擠、貶謫，所有的毛病都被找出來，甚至於連自己在母親死之前所作的詩都被人認為是有意影射，被看做是不孝之舉……
終於，權貴們把他踢出了京都，把他貶謫到遠遠的江州。這次貶謫可以看做是他人生階段的詩風的一個轉折點，在官場中摸爬滾打了多年，其中的黑暗已經讓他心中消極漸長，佛道思想蔓延，在此貶謫之前他以“兼濟”為志，希望能做對國家人民有益的貢獻；至此之後他的行事漸漸轉向“獨善其身”，雖仍有關懷人民的心，但表現出的行動卻已經不復過去的火花了。
中國的讀書人好像都面臨過出仕與歸隱的問題，就像《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話：“生，還是死？”，而白居易做出的回應既不是出仕，也不是歸隱，而是做出了“中隱隱於市”的選擇。在經歷了朝廷權貴的打壓排擠和看到無光的前途之後，白居易開始主動請求到外地任職，遠離京城中的勾心鬥角，在遠離朝廷的一方水土默默地做一些造福百姓的工程，在擔任杭州此時期間，他力排眾議，為百姓們修築堤壩，疏通河道，解決了數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並在這一時期組織群眾開鑿水井，改善居民們的用水問題；帶領人民修繕白沙堤，捐獻自己的俸祿給當地政府作資金運轉。雖然他在貶謫期間也是不斷地在做著造福一方百姓的事情，但是這時候的他的內心已經是：“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他開始每日溯江而上、“耕於東坡”，與僧侶打交道，創作出了大量的閒適詩，詩風大多以閒適為主，並且佛道思想漸漸增多，此時已經充分的體現出了他後期詩風的“獨善其身”的思想主題。當然在他遭遇貶謫的過程中在兩種思想的糾纏之下也是有過壯志難酬之感的，比如他在遭貶謫時期的一部作品《琵琶行》中寫到，“送別友人之時忽聞琵琶聲作，便回想過去：回憶少小時歡樂事，而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這是他在轉型時期對自己無辜被貶的憤懣之情的抒發，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年與時馳，意與日去，他內心的“獨善其身”思想也就不免佔了上風，由此這一時期，他創作出的詩作的詩風基本上轉型為閒適詩，多以描寫山野風情和思念友人為主，比如在這一時期的《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在這一首小詩中，他描寫的不是壯美的山河，也沒有華麗的辭藻，這全是平凡人家的小生活。它寫的是我們不屑一顧的廚房，和糙制的小爐，它是凡俗人家中的小意境，充分的表現出詩人心中的閒適、樂天知命的情懷，這體現出後期的他已經能夠看得通透，明哲保身，保持著自己樂天知命的態度進行自己的“中隱”。他的“中隱”，不同於李白早年出於“待價而沽”的目的的刻意隱居，也不是陶淵明在看透官場黑暗之後的“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消極隱退，而是他在兼濟天下的方面已經無可作為的前提下，在晚年只能以獨善其身作為人生目標，並小範圍的力所能及的進行著他“兼濟天下”的人生理想。在人生的末端，他已經到了衰暮之年，與其終日悲慼，不如愉快度日，雖然這種人生態度還是相對有一點消極，但是也是出於無奈之舉，並不失為一種明哲保身的處事方法。
總得來說，除了白居易的個人性格特點影響，不論是白居易前期的“兼濟天下”或是後期的“獨善其身”，都是少不了他背後所處的大時代的影響，他將平凡樸質面貌示人的詩人襟懷和在不突破道德底線的前提下獲取最充分物質和精神享受的生命姿態展示給後人，並且留下了大量優秀的、影響深遠的藝術精品，為後世士大夫尤其是宋朝文人提供了可供仰慕和效法的對象，陳毅元帥曾經對白居易詩給予過高度的評價並曾作詩云：“吾讀樂天詩，曉暢有深意。一生事白描，古今誰能繼？”的確，白居易的詩以及他的人生態度引領了唐朝詩歌史上的另一個高峰，並且他的作品對我們當今政治生活中改革弊政和現實生活中處事態度提供了巨大的啟迪，所以不論他是兼濟天下也好，獨善其身也罷，他絕對可以稱得上是個偉大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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