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首次開展到落地生根，人大監督工作的一項重大創新——
專題詢問：增強監督“指向性”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首次對“兩高”專項工作報告開展專題詢問。 本報記者程丁/攝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10月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聯組會議，審議“兩高”專項工作報告，並圍繞人民法院解決“執行難”工作、人民檢察院加強對民事訴訟和執行活動法律監督工作開展專題詢問。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慄戰書在講話中指出，對“兩高”工作開展專題詢問，這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全國人大常委會
開展專題詢問創新實踐
2010年6月24日
★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在審議2009年中央決算報告時首次進行專題詢問，財政部多位負責人到會回答詢問
2014年12月28日
★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結合審議關於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進行專題詢問，首次由國務院副總理（時任副總理馬凱）到會應詢
2015年4月
★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制定併發布《關於改進完善專題詢問工作的若干意見》
2018年10月25日
★ 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對“兩高”工作開展專題詢問，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到會應詢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10月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聯組會議，對“兩高”專項報告開展專題詢問。 本報記者程丁/攝
回眸
8年前的6月24日
2010年6月24日中國新聞網刊發了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進行專題詢問 氣氛民主熱烈》的報道。報道稱，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於當日上午分組審議國務院關於2009年中央決算報告時進行了專題詢問。受國務院委託，財政部多位負責人到會回答詢問。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專題詢問的“第一次”。
安排首場專題詢問源於當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將選擇代表普遍關心的問題聽取國務院有關部門專題彙報，請國務院有關部門主要負責同志到會聽取意見、回答詢問、答覆問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年度監督工作安排，每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都要審議國務院關於上一年度中央決算的報告。為了督促國務院有關方面加強和改進預決算管理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當年6月審議中央決算報告時安排了首場專題詢問。
“全國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到底有多大？嚴重程度如何？造成政府債務的原因是什麼？有何解決思路？”“我問一個數十年如一日都在提，卻始終沒有改好的問題，財政預算支出的進度不均衡問題究竟怎麼改？”“省直管縣的財政試點改革步伐能不能加快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是不是可以進一步加大？”……在首場專題詢問會場，提問者開宗明義、直擊要害。
這場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詢問讓到會的政府部門負責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您提的問題非常好，切中要害，‘杵到我們的腰眼子了’！”對於常委會委員的提問，時任財政部副部長廖曉軍這樣說道。
記者瞭解到，按照法律規定，詢問是人大監督的法定形式之一，是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法定權利。在多年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實踐中，常委會組成人員圍繞各項議案、報告提出詢問已經成為一種常態。那麼，作為升級版的專題詢問，有哪些特點和進步呢？長期在地方人大工作的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息宣傳處處長席盤林詳解道，專題詢問與詢問的區別在於，詢問相對隨意，專題詢問則組織性、指向性、正式性、剛性更強，通過有針對性、有重點地提問，不僅促進人大代表、常委會組成人員釋疑解惑、知情知政，而且通過聚焦問題、促進解決問題，使監督重點進一步突出、監督方式進一步改進、監督實效進一步增強，從而豐富和拓展了詢問這種法定監督方式的內涵和外延，是監督工作的重大創新。
“從地方人大監督實踐看，專題詢問的問題集中於特定的一個議題，詢問主體為常委會全體組成人員和部分列席代表，應詢者為‘一府兩院’負責人和相關職能部門主要負責人，專題詢問的主題既重點突出、又全面深入，社會關注度高，直接助力形成高質量的審議意見，通過審議意見督辦促進國家機關工作向縱深開展。”席盤林表示。
提升
高規格應詢成為常態
10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聯組會議，圍繞人民法院解決“執行難”工作、人民檢察院加強對民事訴訟和執行活動法律監督工作開展專題詢問。對“兩高”工作開展專題詢問，這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自2010年6月首次開展專題詢問以來，專題詢問日漸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進行正確監督、有效監督的重要方式。特別是2014年12月28日，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關於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併到會實事求是、坦誠客觀地回答詢問，展現了責任政府的良好形象。這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展專題詢問以來，首次由國務院副總理到會應詢。
五年實踐，積累了經驗、見到了成效。2015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制定了《關於改進完善專題詢問工作的若干意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秘書局巡視員傅文傑表示，根據這次出臺的意見，每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協調，安排1至2位國務院副總理或國務委員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專項工作報告，到會聽取審議意見、回答詢問，今後可以視情況適當增加。最高法、最高檢到會應詢，參照上述辦法組織和落實。
與此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圍繞著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多次開展詢問，應詢對象也逐步擴大，從最初的財政部、審計署發展到發改委、衛生部、水利部等部門。
專題詢問的組織形式也日益豐富嫻熟，運用了分組審議、聯組審議以及大聯組審議三種形式。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地方人大常委會負責人開始融入到專題詢問中。2015年6月30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舉行聯組會議，結合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職業教育法實施情況的報告進行專題詢問。主持會議的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特意留出時間，讓來自基層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地方人大常委會負責人進行提問。“我是民辦大學湖南長沙醫學院的院長。請問教育部，能否破除中高等職業院校設置的限制條件，鼓勵民間投資主辦中高等職業教育；能否把民辦職業教育納入生均撥款範圍；能否取消招生計劃對中高等職業教育的限制等支持職業學校發展？”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何彬生問。更加互動的交流方式，使專題詢問更加靈活，氣氛更加民主熱烈，讓問答雙方能夠更加充分地交換意見，達成推動解決問題的共識。
拓展
地方各級人大行動起來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示範帶動作用下，專題詢問“自上而下”推進，很快輻射至地方人大，激活了地方人大監督的活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開展專題詢問後不到兩個月，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就針對世博會後城市管理長效機制建設情況進行了專題詢問，隨後，又有湖北、安徽兩個省級人大常委會分別針對農村飲水安全、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工作進行專題詢問。市級和縣級人大常委會開展專題詢問也已經成為常態。今年9月，山東省青州市譚坊鎮人大圍繞群眾關心的基層教育工作熱點、難點問題舉行了一場專題詢問，這是山東省鎮級人大開展專題詢問的首次探索。
雲南、河北等省人大常委會，杭州、太原等市人大常委會出臺了專題詢問辦法，對專題詢問制定了地方性法規或者規範性文件。2016年6月，淄博市人大常委會出臺《淄博市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辦法》規定，專題詢問前由市人大組織成立三個調研組，每個調研組圍繞詢問議題分別針對兩個部門進行前期調研，瞭解實際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寫出客觀詳實的調研報告；詢問過程中，常委會主任會議可以就詢問議題進行滿意度測評，或者由常委會作出決議、決定；詢問結束後，由人大常委會形成審議意見，要求應詢部門兩個月內將辦理情況書面反饋市人大常委會，並由人大專門委員會對反饋效果作出評價，視情況提出是否提交常委會會議審議的建議。
“有的地方人大常委會把書面辦理情況報告作為議題來聽取和審議，並進行滿意度測評，監督效果顯著。”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淄博市原山林場黨委書記孫建博表示，各地專題詢問的做法不同，效果都不錯。萬變不離其宗，注重專題詢問的計劃性和充分發揚民主，注重專題詢問的程序性和剛性，向深入、全面、顯效三個方面拓展。目前人代會尚未開展專題詢問，孫建博認為，在法律上沒有障礙，希望地方人大特別是基層人大可以在這個方面作些嘗試，形成經驗，發揮專題詢問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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