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公交墜江慘案，主要是由乘客劉某蔑視規則不容忤逆逞私任性造成的。
當普通公眾對劉某這樣的惡男潑女紛紛表示憤慨與譴責的時候，很多媒體人卻將矛頭對準了中國人民全體，對準了中國文明，對準了中國社會。
何鼎鼎的《我們是否需要一場文明自省？》堪稱這方面的代表，該文稱：
“面對如此慘痛的教訓，反思的重點並非事故責任如何分配，而是文明的責任如何承擔？誰來承擔？‘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也沒有人在車窗外。”
真是莫名其妙，冤有頭債有主，誰人做事誰人當，“事故責任如何分配”怎麼就不重要了呢？
作者署名為“霍老爺”的《22路公交車上，沒有一個屈死的鬼》，與何文也是異曲同工：
“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22路汽車上，有三個人，司機、劉某、其他乘客，這裡面沒有一個無辜者。而22路汽車，正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縮影。”
這是什麼邏輯？一個壞人行兇作惡，怎麼全體中國人就都不是無辜了？怎能讓我們所有人來給他背鍋？
每次有人幹了傷天害理之事，總有這樣一幫人要求我們大家來自省來反思！憑什麼這些人乾的壞事，卻搞綁架讓全體中國人來反思呢？為何不去譴責兇手，反而讓無關的人替他承擔責任呢？憑什麼讓我們全體中國人陪著兇手暴徒去挨批鬥、去受道德審判？憑什麼一個人幹了壞事，卻指責我們全體都是“醜陋的中國人”？這難道不是替壞人開脫？
要想杜絕壞人壞事，首先就要去譴責壞人、懲罰壞人，強化全社會的善惡是非觀念。可是，這幫人非但不對壞人譴責、懲辦，反而讓好人反思、自省。
真是豈有此理！
《22路公交車上，沒有一個屈死的鬼》還指責“看客們每一個都在沉默，在明哲保身，他們精準的計算著自己的利益，只要認為自己利益不受損失，那就繼續沉默下去。”
當年大學生張華倒是沒有沉默、明哲保身，沒有當看客，而是挺身而出去救掉進糞坑的老農民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可是，那時這幫人卻指責張華傻、是浪費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2014年山東招遠全能教信徒當眾殺人一案，崔永元剛坦言自己若在現場面對歹徒行兇也不會衝上去制止，然後，轉身就立即就指責此案是全體中國人的“集體恥辱”。
你們自己是看客是明哲保身，為什麼要拖上所有中國人呢？
中國的媒體人與知識分子的主流，多年來他們鼓吹要躲避崇高，要不講道德，不要搞道德綁架，等出了招遠見死不救事件之類的事件，他們又與己無關似地跳出來指責這是中國的道德危機，是“中國人集體的恥辱”，要“文明自省”。兩頭的理全被他們佔了。
當初他們教導我們要做真小人，現在出了亂子大家倒黴了，他們又指責我們不是君子不是英雄。
這些人，為壞人開脫，把責任轉嫁到全體中國人、國民性頭上；前腳宣揚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後面又指責我們明哲保身害人害己。
除了上述因素，流氓暴徒風氣之所以不絕，還與這些年來，中國知識界媒體界出於“反體制”目的，硬是把形形色色的流氓匪徒惡棍美化為反體制鬥士很有關係。如在媒體筆下，殺醫生的流氓無賴成了反抗“壟斷醫療體制”的英雄，殺警察的兇徒罪犯成了義士。
看到這個重慶女乘客，不由得想起幾年前，無數媒體曾把那個連派出所指導員、法院法官都打了的唐慧塑造成為不畏強權的鬥士的案例。
如果實在不能把這些人直接美化為（實際上是歪曲）反體制的高大全的鬥士，那就退一步，再換一個角度，換一種套路，繼續變相美化，如“某某某（兇手)背後的故事”，“誰讓某某某在公交車裡點燃汽油”，“誰讓老漢舉起了槍”、“殺人犯其實對父母很孝順”，“鄰居都說龍哥待人和氣”，等等。
既然暴徒兇手總是不能得到輿論應有的譴責，沒有淪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是得到美化或開脫，那麼，這就相當於去鼓勵人作惡。
杜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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