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路軍胡浩
西晉亡於“永嘉之亂”， 永嘉之亂後， 西晉的皇室支系司馬睿在丞相王導的保護下，帶著一班西晉舊臣，衣冠南渡，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了東晉，司馬睿就是晉元帝。當時林祿就是其中的一員，司馬睿在王導、王敦兄弟和林祿的輔佐下，很快在江東佔穩了腳跟，這時林祿奉命開進閩（今福建）擴大東晉地盤。 祿公第一次入閩是公元325年，當時37歲的祿公奉晉元帝之命，由江蘇下坯鎮守調任閩晉安鎮守。所以說林祿是閩林的開基祖，這是歷史真實存在的，沒有異議。
林祿（公元274—357年），東晉將領。出身顯赫豪門，祖、父皆西晉重臣。祿公曆任招遠將軍、散騎常侍，給事中以及黃門侍郎官職。先後輔佐晉元帝、晉明帝、晉成帝、晉康帝、晉穆帝五位皇帝，故稱“五朝元老”。
公元311年至315年，林祿參加了王敦討伐杜弢（tao）的戰爭。杜弢原本在西晉時期擔任過醴陵令，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流民叛亂，巴蜀流民四、五萬人起義，共推他為首領，杜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長官），平難湘州刺史。流民義軍佔據了長沙和湘州大部。
建興三年（公元315年），司馬睿派王敦、陶侃等討伐杜弢，林祿也成為了討伐軍的一員，後來杜弢失敗。只不過，後來史書在這場戰爭的描述中，似乎只提到了主帥王敦以及在戰爭中屢力戰功的將領陶侃，完全忽略了林祿的存在，這也許跟其參謀身份不無關係，參謀都是做幕後工作的。但是從戰後他被司馬睿封賞為將軍來看，應該是立下了大功。
公元327年，也就是祿公入閩兩年後，東晉再次發生了蘇峻、祖約叛亂，此時已是東晉第三任皇帝晉成帝統治時期，已在晉安任職的林祿再次奉命討伐。
咸和三年（公元328年）正月，蘇峻當時既是西晉官員，又是流民首領，當初司馬睿用他壓制王敦，到司馬睿死後，蘇峻有了反叛之心。
公元329年，蘇峻親率流民數萬大軍，橫渡長江，進逼東晉首都建康，試圖一舉推翻東晉政權。當時遠在壽春的祖約蠢蠢欲動，試圖策應蘇峻，共同推翻東晉。林祿臨危受命，與晉軍將領陶侃密切配合，切斷蘇峻軍隊糧草，而後突然向其發動攻勢，致使蘇峻大驚失色墜馬身亡，大軍不戰自亂。而後晉軍回師進逼祖約，祖約無奈北逃後為石勒所殺。至此，平定蘇峻、祖約叛亂順利結束，林祿在這場平叛戰中立下了不世之功，受到了晉成帝的厚賞。平息叛亂後。祿公再次回到晉安時年45歲。此後將近30年再沒離開過閩（福建）晉安郡。
公元357年，林祿在晉安郡辭世，死後被追封為晉安郡王，葬於溫陵九龍之崗。（今泉港區塗嶺九龍崗下）。晉安郡王林祿之墓，也稱閩林始祖陵。
秉燭讀春秋
自明朝官方不再嚴控族譜的管理以來，福建各姓氏族譜修編進入大規模狀態，三十年一大修，十年一小修是族譜修訂的節點。各大姓族譜修訂時都有不同程度的修飾。這當中，莆林族譜的裝飾層度無疑是最高的。族譜修訂還衍生了一個稱為“譜匠”的專業偽造家譜的職業，這些人術業專攻，脈絡熟悉，但是隨著生意的拓展，也會相互抄襲。比如有陳、林、鄭三姓皆把自己的始祖列為永嘉初年與林祿一樣時期的晉安太守，在現代被發現，也是一樁笑話。一族之史載在內，是非常有遠見，其意義之深遠，面世後，大部分被書香門第及租場收藏，也是因有裝飾，擔心被他姓質疑揭露，是以本族定為內部刊物，傳世為林氏家族機密之物，秘而不宣之侷限。
據第六章的材料推論過程：先找到附近規模宏偉的無主陵墓，再把族譜記載已昭穆失序的無名始祖偽造成晉安太守。但因古墓等級過高，規模、位置都不適合尋常宦豪，又不得不把族譜自封到所謂的晉朝異姓郡王。後被自查晉隋唐不封異姓王，後輩又不斷找出更多荒唐可笑的理由來圓前面的謊言，所以這樣的造假隨著不斷的質疑也只能不斷地延伸到信息資料極易獲取的現代。在文化普及率極低的封建社會，能獲知晉安太守名錄有缺漏的唯有幾個大姓望族。明朝已經有了以偽造譜牒為生的“譜匠”，於是《福建族譜》和《福建史稿》記載，林陳鄭三姓族譜皆稱始祖在永嘉南遷時任晉安太守，這都不是偶然的事。
莆林把林祿粉飾成晉安郡王,層次為全國最高，也可能是全世界最高。就當林祿真實存在，功勞能高過琅琊王氏王導嗎?東晉時期的琅琊王氏家族與當時皇室勢力相比有過之無不及，可謂功高蓋世，甚至有“王與馬共天下”一說。司馬睿在登基時懇邀王導同升御床，與他一同接受群臣朝賀，乃中國史僅一案。林祿的主公王導生前死後都未被封王，莆林族譜記載的琅琊王府參將林祿後任晉安郡守被封晉安郡王更絕不可能。莆人歷史名家朱維幹在《福建史稿》中直言不諱的表示，所謂的晉安郡王林祿記載極其荒唐可笑，無名之輩豈能凌駕於王謝之上。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正如《福建族譜》說到：“一般族譜，其遠祖部分無不‘附會名賢，侈談德業’……不當官則已，要當官就是當高官……(近世部分)情況就大不同，高官顯爵少，布衣平民多，甚至連名字都平凡。這是比較符合族譜的一般情景的。因為到了明清時期，各種文獻比較齊備，中進士或為高宦官者多為有案可查，而明清以前，文獻記錄缺漏不少，案查困難，幫撰寫族譜者深知這一點，對宋元以前的祖先儘可著意塑造粉飾一番，名公巨卿，五子登科，似是而非，模模糊糊。而對於明清以來的祖先，則不可隨意加塑，裝扮過甚容易露出馬腳。”
本文第六章梳理了最具可信的蔡襄、柯潛、葉向高、曾棨、楊榮等異姓名家均未提及林祿。林俊前後時期的莆林族譜也都未曾有過始祖林祿的記載。林俊看過的，記載始祖林祿且為晉安郡王的那本特別的《莆林族譜》到底是否真實存在?哪怕此族譜真的存在過，也絕對孤本無疑。
《元和姓纂》無疑是記載莆林真正歷史最重要官方文獻，林景僅是一個與現代社會鄉鎮幹部的級別通直郎被破例列入，本就是家族之榮耀。但是篡改成癮的部分莆林人非得再創造貽笑大方的林祿出世。自封的郡王、自封的南平候及各種候、沒有後代的五馬南馳、完整無缺的以及林林總總的造假可以串成一張全林山河一片紅。
天空之鏡1986
在中國的歷史典籍中，再沒有比族譜更令人感到興趣又困惑的。它豐博多姿，卻又魚龍混雜；敦信真實卻又詭偽百出。這種相互矛盾而又和諧統一的二重性格，形成中國人的族譜所特有的學術研究價值和跨越時代的社會文化功能，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重視。
在當前的譜學研究中，優秀的成果固然不少，但有兩種傾向值得注意：一是隨意誇大族譜的史料價值。二是借研究族譜為名，行擴大鄉族勢力及其影響之實。這兩種傾向對於譜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開展是不利的。
中國的譜牒之學淵源流長，據學者研究可追溯至殷商時代。而周代殷商後，建立了嚴密而系統的世襲宗法制度，設有春官小吏“奠世系，辯昭穆”，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史官修譜制度。隨後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期的譜牒多為皇室、諸侯世家之作，民間所撰的族譜，必須上呈政府，以備核稽，故其編撰，極其嚴格，非一般庶民之家能所為。趙宋之後的譜牒無須核稽，除皇家玉牒之外，政府不再組織撰修譜牒，家譜均私家編撰。
而福建的族譜雖然源於唐、宋時期，但宋、元以前修纂的族譜，今已不可得，能看到的基本為明以後的。
民間修撰族譜的目的是，一是敬宗收族，二是標榜本族的榮耀歷史，增強族人的自豪感，從而促進家族內部團結和提高家族的社會地位。因此在族譜修撰時，都有不同程度修飾自身形象，讓自家的族譜更具有家門的輝煌和政治的光華。
為了提高家族的榮譽，福建民間各家族譜對都十分重視對入閩始祖的記述。一是大部分姓氏的入閩始祖皆官宦人家，二是許多家族的先祖都是子孫滿堂，蘭桂齊芳的。
其中以福建林氏為甚。閩林均稱殷比干後裔，入閩始祖林祿被族譜記載任長達32年的晉安郡守(325年～356年)，娶兩夫人生七子，其中五子，皆大將軍並任州剌史，死後被追封為晉安郡王，葬惠安縣塗嶺龍頭嶺下(今泉港區塗嶺鎮龍頭嶺)，然查閱史書方誌，林祿僅在《惠安縣誌》的丘墓卷首次出現過，此後的方誌對林祿任郡守的描述也是與林俊有關，而被追封為晉安郡王更是一片浮雲。
對林祿的記載基本限於族譜，連墓地也是先描述為宋趙將軍墓，而筆鋒一轉寫此墓被林俊(明刑部尚書，致仕在家)在1525年由族譜發現確認的，後以“未知是否?”的春秋筆法結尾，這不僅讓人生疑，難道這1100多年間沒後裔子孫去認，而撰寫族譜之人也交代子孫去認，非要等林俊來確認。
正如《福建族譜》中稱：“晉朝時，有黃門侍郎林穎，隨元帝南遷，生二懋、祿。林祿於明帝太寧三年(325年)任福建晉安太守，始居侯官都西里，封晉安郡王，死後葬惠安塗嶺九龍崗，是為閩粵林氏大始祖。林祿任晉安太守或許還有可能，但被封為郡王卻絕對是偽造，因為當時的制度根本不會封朝廷任命的太守為郡王。要是果真存在著林祿這樣特例，也不會不載入《晉書》等史書。”
又如《福建史稿》中說的：“尤其荒唐無稽的，莫如《九牧林氏譜》，說其入閩始祖林祿，封晉安郡王。自漢初分封，非劉氏者不王。相沿到唐初，異姓文武勳臣封爵，都僅至國公而止。肅宗封郭子儀為汾陽王，實為破天荒之舉。晉代名臣如王導、謝安，都未聞封王。林祿名不見於《晉書》，豈能駕王謝而上之?”
連林氏內所編撰的《比干後裔：林氏家族三千年統譜(續集)》也確定其為虛構帝王追封神職。
而族譜記載的林祿五子所任職的五州(台州、衢州、鎮州、常州、汝州)均為隋唐以後才設置的，族譜造假水平也明顯了，而且還會替先人玩穿越的鬧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