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东升
在笔者看来，导致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惨剧发生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公民规则意识的普遍缺失。
乘车乘过站，乘客刘某竟谩骂、用手机击打公交车司机，是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规则为何物，自然也就谈不上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结果咎由自取、丧命江底，还连累一车人陪葬。
司机冉某也不敬畏规则。如警方所言，公交车司机遇到乘客攻击，最好的应对办法是在路边停车、熄火、报警。然而，冉某为逞一时之气，竟置一车乘客安全于不顾，愚蠢地与泼妇对打，最终把一车乘客送到了江底。
其他乘客同样缺乏规则意识。
如果当时有人意识到，公交车正在行驶中，乘客刘某与司机冉某的吵架、对打已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危险，已触犯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及时加以劝解、制止，悲剧或许也可避免。
公民规则意识的普遍缺失，就这样共同酿成了这起令人痛心的人间惨剧。
公民规则意识普遍缺失，并非仅限于此事，现实生活中，几乎比比皆是，如排队插队，随地吐痰，横穿马路，公共场所高声谈笑，开车打手机、往窗外扔东西、乱鸣喇叭乱超车……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不胜其烦。
公民缺乏规则意识，始于初始教育。
从小学开始，老师便教导我们要向雷锋同志、白求恩同志、张思德同志学习，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唯独没有告诉我们人多时要排队、公共场所不能高声谈笑、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之类基本规则，唯独没有告诉我们“仁义礼智信”是中华美德，法律是世界规则，做人要学会自我保护、谦逊自律，诚实守信、遵守公德。
许多城市的公交车上贴满了“讲文明、树新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之类宏大叙事标语，唯独没有象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样，在公交车醒目处贴上“不得与驾驶员交谈”、“滋扰车长乃刑事罪刑”之类警告性提示——而后者，实际上直接关系到全体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公交车乃社会缩影。重庆那台坠江公交车上，乘客刘某无知无畏，司机冉某有权任性，其他乘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集体冷漠，实际上是社会、人心的某种隐喻。
遍观当今，发财致富，对物质利益和享受无休止的追求，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价值倾向。以精致利己为人生准则，以明哲保身为处世哲学，以规避规则而沾沾自喜，以麻木不仁而自求平安，中国式的“聪明”正大行其道。
为社会进步而敢于发声，为公共利益而挺身而出的不但凤毛麟角，而且其境遇往往远不如那些三缄其口、明哲保身的“聪明人”。
如托克维尔所言：“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人心不古，法律应该有为。
但在一些地方，法律该软时很硬，该硬时很软，比如在引导人们遵守规则、保障公交车安全行驶方面，法律本应大有作为却软软绵绵，令人扼腕感叹。
重庆坠车事故发生后，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汪勇检索中国裁判网，连夜赶写了一篇《274份公交车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裁判文书分析》，其研究结果令人惊讶。
其一是，从2014年至2018年五年间，全国法院判决的公交车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274件，29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此类案件判决，其中辽宁最多，34件，其他依次是广东、重庆和江苏，均有20多件。
汪教授统计的只是司法文书。实际上，大量殴打公交车司机案件并未报警、进入司法程序。即便如此，数据也足以说明，公交车已成为近年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高发区，犯罪危害性不容小觑。
其二是，274份司法文书中，适用刑罚大致较轻，其中适用缓刑案件143件，占52.18%。
殴打行驶中的公交车司机，一般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最严重的普通刑事犯罪，最高可判死刑。我国刑法第114条和115条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法律规定如此，法院判决却一大半以判缓刑了事。反差如此之大，令人深思。
法律对人们行为和社会风尚起着重要的规制作用。但一如汪教授研究结果，如果明显触犯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结果却只受到轻微缓刑处罚，那么，其社会效果一定是人们普遍蔑视、漠视这一法条。
近年来，乘客为一时之气殴打公交车司机、抢夺方向盘之类犯罪案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与法院对此类案件判决普遍畸轻导向应该有关。
法院轻判，其实也有隐情。
山东于欢案引发舆情后，一审法官接受调查时的一句话道出了个中奥妙：“如果依法对于欢轻判，被杀者家属闹到我家、闹到法院怎么办？”
因为怕闹事，明知于欢杀人事出有因照样违法违心重判，因为怕闹事，明知殴打公交车司机危害公共安全，但只要没出人命，能缓刑则尽量缓刑。这背后，息事宁人的维稳思维一直在主导着法官办案。
笔者多次说过，法治的主要功能是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辨是非、分清对错、弘扬正气、打击邪恶。如果执法、司法沦落到推责任、搞平衡、和稀泥、装糊涂的地步，则是法治社会的耻辱和悲哀。
总在追求案结事了，总在追求和谐稳定，总在追求莺歌燕舞。殊不知，追求和谐稳定虽然有时候也能换来表面的风平浪静，实际上，因法治不彰、是非不分、人心不古、规则不守，一些人早已戾气淤积在心，一些重大事故、刑事案件早已在某处等候着，一旦遇到合适时机便惊天动地大爆发，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即为典型案例，教训惨重，闻者足戒。
重庆公交车悲剧发生后，有人在为湖南大巴勇士飞腿猛踹肇事者的见义勇为点赞，有人振臂高呼“你不为正义站起来，你就得为邪恶陪葬！”这些见解都有见地都说对，笔者都已转发点赞。但同时认为，狭路相逢勇者胜，解气虽则解气，但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个人素质、个见义勇和制度落地是不同范畴的不同概念，比如，可怜可恶可恨之人自古有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侠举也不绝于史书，如果指望其解决时代危机，又何须法治天下？
如此说来，正道应该是，与其责备人性懦弱，不如呼唤制度落地、法律雄起。
“昆山反杀案”撤案后，我曾写道：“舆论拯救了于海明，民意激活了法律，围观改变了中国。”昆山案中，山呼海啸般的舆论曾激活了沉睡多年的刑法“无限防卫权”条款，但愿这次重庆公交车坠江案中的条条鲜活的生命，也能提醒人们在司法实践中务必将刑法第114条、115条规定落到实处，并通过广泛宣传，警告那些漠视规则、试图触碰危害公交车安全的后来者心有畏惧，行有禁忌，并明白一个基本道理：敬畏法律、遵守规则，其实就是敬畏生命、珍重自己。
（2018年11月3日中午于温州）
閱讀更多 鬆桃司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