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之一。它以慧能南禅为主脉，首创于中唐，盛行于晚唐和五代。禅宗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所体现的佛学思想，在我国佛教史乃至文化史上影响极为深远。
禅宗“一花开五叶，三叶在宜春”。“一花”指禅宗之源，由达摩传入中国的“如来禅”；“五叶”指禅宗之流，六祖慧能门下的五个宗派。其中有三个宗派发源于宜春连绵逶迤的群山古寺之中。沩仰宗诞生于袁州仰山，曹洞宗发祥于宜丰洞山，临济宗的祖庭在宜丰黄檗山。
而在中国禅宗史上，宜春又有幸上演了两件影响禅宗走向的大事——“马祖兴丛林、百丈立清规”。在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标志性事件中，外来佛教汲取了足够多“地气”，在融入中国文化中化身“禅宗”，获得了在中国土地落地生根的持续生命力，宜春也因此成为禅宗圣地。
“丛林”即禅宗寺庙，它不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舶来品，而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并逐渐普及的。达摩祖师来中国弘扬佛法，在嵩山洞穴面壁十年，游化终身，用独隐洞穴的苦修换来中国禅宗的开篇之作；到了道信、弘忍禅师，出现了僧众共同修道的东山法门，使禅居方式由个人游化参悟向僧众定居修行演变。而禅宗寺庙的规模化兴建和规范化运转，始于马祖禅师；与个人禅悟相比，这时的中国禅宗成了集体性的宏大叙述。
马祖道一四十余年的弘化历程，也是丛林聚兴的历史阶段。这位禅师单单在江西就建立了几十座丛林，使僧众有了固定的居住场所，修行从“走读”转为“住校”。丛林把僧众的修行参悟、生活起居乃至从生到死都包办其中，使“出世入世”有了庙墙的明显分界。宜春是“马祖兴丛林”的一个兴起地，十里一寺庙，百里一祖庭，黄庭坚诗云“水边林下逢纳子，东西南北古道场”，道出了当年的盛景。
以寺庙为禅居的方式被确定下来，必然需要相应的经济收入来支撑。寺庙这么多的僧众谁来养活，不能等外来施舍，不能靠游化布施，唯一可靠而长久的是依赖僧众的自力更生。农禅相结合的方式经过几代的传承，直到怀海禅师创制了《百丈清规》，主张“学众皆入佛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终于用清规把一边参禅、一边劳作的方式固定下来，使农耕与参禅并重的优良传统成为集体劳作、共同参修的新型规定。百丈禅师对寺庙的“经济改革”，改变了和尚以乞食布施度日的印度式寄生修行，中国寺庙可以凭自己的力量从物质上自给自足，获得了长久存在的物质供养。
寺庙作为僧众的修行场所和禅宗的传播载体，与信教群众之间有着不可替代的沟通作用。人们可以不懂佛、不知禅，对寺庙的笃信和虔诚，都只需归结于简单的一个跪拜、一柱香火。不问拜的是哪位佛陀、哪个禅师，双手合十，双膝触地，就相信能够得到内心的解脱、得到佛主的庇佑。一声阿弥陀佛包容了万象：为善时“阿弥陀佛”，遇恶时“阿弥陀佛”。
因此，对很多信众而言，只拜佛不参禅，逢寺必进、逢庙必拜，他们对这些寺庙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庇佑，而很少关注每一个寺庙的名称、由来、兴衰和故事。宜春有两座闻名禅宗史的寺庙，一是宝峰寺，马祖道一圆寂后葬于此；一是百丈寺，天下清规的发源地。
↑宝峰寺↑
↑百丈寺↑
但即便是在禅宗史上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两座寺庙，除禅宗以外的人，大家对此知道的也并不多。“江南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天下寺庙遍及州郡山野，真正名扬四海的少之又少。即使闻名如少林寺，也并非因为其显赫的禅宗地位和高深奥妙的禅宗文化，而是更为花哨耐看的少林功夫，使之成为时代关注的热点，当年的电影《少林寺》就使其家喻户晓。在旅游盛行的当下，与熙熙攘攘的名山大水景区相比，散布四海的大多数寺庙也是冷清的、门可罗雀的。寺庙遭遇的冷清，也是禅宗遭遇的遗忘。但在自媒体时代，寺庙不再是传播禅宗文化的唯一载体，甚至不是传播的优势载体，禅宗文化传承期待着与时俱进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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