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到了完美，我曾是完美。”妮娜说。
妮娜是一位住在纽约的芭蕾舞演员，与母亲住在一起，尽管她很优秀，有着雄心勃勃的演艺目标，但是始终没有大红大紫，这让她有些壮志未酬的失落。
现在，好机会终于降临了。在即将推出的全新的《天鹅湖》芭蕾舞演出中，导演托马斯看中了她。妮娜成了饰演主角的第一候选人。
不过，妮娜暂时还不能高枕无忧地庆贺，因为她面临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莉莉，更重要的是，导演托马斯要求演员在饰演主角时不仅要能演出白天鹅的纯洁和优雅，更要诠释出黑天鹅的黑暗和狡黠。但是，妮娜太过端庄与正统了，她饰演白天鹅时毫不费力，但饰演黑天鹅时却缺乏光彩，因此导演托马斯还没有下定决心让她出演主角。
妮娜对得到这个角色非常重视，她为了成功饰演这个角色而甘愿付出一切。因为对她来说，这个角色，这场演出，将决定她以后的演艺事业。
她开始鲁莽的、甚至自毁的挖掘自己身上黑暗的一面，借此让自己找到饰演黑天鹅的状态。她成功了，如愿以偿成为了主角。
在《天鹅湖》芭蕾舞演出中，她把这个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尤其是最后一场戏，当白天鹅转变成了黑天鹅时，黑白相生相融，准确地传达出了黑天鹅堕落扭曲的气质，成了整部舞剧的最大亮点，引起了满堂喝彩。
不过代价也是惊人的，妮娜在探索自身黑暗面的同时，也堕入了人性的深渊。她分不清现实生活和舞蹈角色，沉浸在偏执与幻象中，最后精神崩溃了。
上面的故事情节来自于2010年由达伦·阿伦诺夫斯基执导的电影《黑天鹅》，它讲述了一个芭蕾舞演员为了得到角色，人性渐渐扭曲，最后自我毁灭的惊悚故事。
不过，与其说这是一部惊悚剧，不如说这是一部心理剧。
在电影中只有排练厅的长廊，黑暗的地铁，晃动的镜头，惊恐不安的表情，没有广阔明亮的场景，犹如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的绘画作品，从开头到结尾始终透着一股阴郁的气息，让人坐立不安，在狭小的空间内把人性的多重面向表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通过女主角饰演的黑白天鹅，来探讨人性的幽微，白天鹅对应的是人性光明的、纯洁的、美好的、向上的一面，而黑天鹅对应的是人性邪恶的、堕落的、阴暗的、沉沦的一面。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白天鹅与黑天鹅的合体，内心深处是暗流涌动的欲望与挣扎。
《黑天鹅》中还有另外一句台词：“挡在你面前的人，只有你自己。”
妮娜盲目追求完美，她太渴望成功了，不愿意正视不完美的自己，任由黑暗所吞噬，在心中杀死了自己“白天鹅”的一面，化身成“黑天鹅”，最终迷失了自己。
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道：“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一个人像是电影中的妮娜，为了自己得到想要的东西而苦苦挣扎，这些东西，可能是权力，是荣誉，是财富，是公司的业绩，是个人的事业，是温柔的伴侣，是房子与车子，或者只是新上市的苹果手机。
我们希望得到更多，但正如法国著名作家加缪所言：“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这种渴望不断的攫取与占有，必然导致我们陷入焦虑中，心中充满了危机感和恐慌感。
“焦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关键词，每个人都惶恐被高速前行的时代列车所抛下，都渴望去抓住些什么，很多人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负重前行。想到这里，忽然就想到了卡伦·霍妮，还有她的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在这本书中，卡伦·霍妮发现了文化环境和外界反馈对个人的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时刻处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之中，而最主要的冲突就是我们都具有“亲近人”、“对抗人”、“逃避人”的冲动，这些冲动若协调不好，就会使我们陷入各种各样的焦虑，最终形成了一种充满忧虑与不安的异常性格，即神经质人格。
“神经症病人有一种永不知足的性格特征，表现得贪得无厌，疯狂抢购，狼吞虎咽，以及迫不及待。多数情况下，这种贪婪会被压抑，但是也可能随时爆发出来。”卡伦·霍妮说。
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社会心理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卡伦·霍妮剖析了神经症人格体现出来的各种症候：焦虑、敌意、压抑、嫉妒、社交恐惧、爱慕虚荣、对权力的病态需要、内疚与犯罪感等等，同时她也极力关注神经症人格群体的痛苦与努力，认为人的成长就是要摆脱“假我”的束缚，让“真我”显现出来，获得自由。
在这个焦虑蔓延扩散的时代，我们既是病人，同时也是自己的医生。如何与自己和谐相处？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卡伦·霍妮没有给出详细的答案，她只是深刻剖析了病因，分析了病情，但这，本身就给我们指出了解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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