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当毛泽东看到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最终选上中央委员时，显得十分高兴，他对计票员们说：“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这样关心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尤其是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呢？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革命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期间，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特殊、艰辛而有趣的故事。
会议地点几度变更、礼堂呈中西合璧风格
与七大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是反复了多次，最终才落脚到了延安杨家岭。
随着各根据地的日益壮大，原有的代表名额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要求又补充选举了一些代表。这样就必须要有个大一点的礼堂。
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共中央最初考虑是在陕北安塞县举行党的七大，并打算在那里修建一座可供大会用的礼堂。
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还亲自去安塞实地考察过。通过实地察看，他们觉得那里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当时形势下召开大型会议的理想之地。可是，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交通不便，代表来往十分困难；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许多问题难以衔接；三是生活物资比较缺乏，供应难以跟上。
他们给中央汇报后，通过反复权衡利弊，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
安塞计划被排除后，有关部门就把会议地点放在延安枣园。这个地方有其明显的优势和特点：树木比较密集、高大，便于隐蔽；离中央领导人住处较近，便于有关问题的及时汇报与沟通；相对来说，延安的物资较安塞充足一些，便于与会代表生活物资的采购和供应。
于是，经中央同意后，便在后沟山坡上专门修了一座供大会用的大型礼堂，还打了一些供代表们暂住的窑洞。
然而，待一切就绪后，他们发现这里的水源严重不足，根本供应不上那么多人的饮用水；而且水质也不怎么好。加之代表们的住宿也成问题，这样，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不适宜。因此只得另找地方。
后来，经多方权衡并报中央书记处拍板同意，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延安杨家岭。
因为杨家岭的地形比较平坦，地势也相对开阔；而且已经建有不少窑洞，可作为与会代表的住处直接使用。只需建一座大会用的礼堂就可以了。
在党中央确定会址后不久，中央副秘书长兼七大副秘书长李富春请来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材设计礼堂修建方案。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施工队伍是从当地请来的一些建筑工人，驻地部队也轮流抽出人员投入施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央领导人还挤出时间参加义务劳动。由于军民通力合作，建设速度非常快，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42年就建成了。这个礼堂朴素大方、壮观美丽，并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特点——外观是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占地1056平方米，礼堂大厅长36米、宽34米、高11米，可以容纳上千人。修建这么一座礼堂，今天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宏伟建筑”了。当年，这是延安唯一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
七大会场是由鲁艺美术系教师钟敬之设计的，整体风格简朴而富有新意：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侧面头像，两边各插三面党旗，主席台前后与左右两侧的长条桌后各陈放着五把椅子，供主席团就坐。主席台前沿的石拱上书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幅标语，标语两侧挂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礼堂两边挂有六个很大的V字型旗座，旗座上插着党旗，并钉有一个标语牌，上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字，礼堂后墙上书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正厅摆放着200条长凳
千方百计筹集物资
1944年下半年，党中央组织有关人员开始了七大会议所需物资的筹措工作。粮食、蔬菜、纸张、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着人员众多、场面宏大、会期较长的七大能不能如期举行。
由于战争环境，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当时的延安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
七大需要赶印大量的会议材料，而纸张又恰恰是最奇缺的。这难不倒具有创造精神的延安人。在陕甘边区，路边旷野长着一簇簇绿色的马兰草，它的叶子又扁又长，很有韧性，是一种很好的造纸材料。于是，筹委会的成员便组织有关人员，以当时遍地都是的这种廉价的马兰草作原料，采用土法上马，制造出了一种比较适用的马兰纸，解决了纸张的供应问题。七大的会议材料包括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都是用这种马兰纸赶印的。
召开七大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取得显著成效，部分物资已可供应会议。1945年初，党中央组织的七大筹粮组从山西境内将粮食顺利运送到了延安。闻此喜讯，毛泽东立即拍板定案：“开会，七大不能再延期！”
四面八方代表冒着枪林弹雨千里迢迢赴延安
虽然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从代表赴延安的时间可以看出，七大代表早在离大会开幕还有六七年前就基本确定下来了。因此，与会人员踏上奔赴延安的路程，从这时就陆续开始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曲曲折折，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大都来自沦陷区或抗日根据地，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对党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使代表们历经艰险汇聚到了宝塔山下。
1942年1月13日，刘少奇正在主持中共华中局会议时，中共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七大。当时，华中局的同志为了挽留刘少奇，曾给中共中央回电说：“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然在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中共中央没有同意华中局的要求，于1月21日坚持要刘少奇返回延安，并让他顺道解决山东问题。
刘少奇赴延安之行牵动着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到从苏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日军和国民党的占领区，安全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极为关注和重视。
2月13日，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陈毅、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20日又来电强调：“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一口气连用了三个“须”，既可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战友情深，又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情况之复杂。
后来，毛泽东想到刘少奇要经过华北根据地，又给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发出电报，要他派人调查华中到华北沿途道路安全情形。3月21日和六七月间，毛泽东又数次给刘少奇发出电报，嘱咐：每次出行，“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毛泽东对刘少奇赴延之行，如此操心，又如此细心，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在毛泽东一生里是非常少见的。
3月19日，刘少奇等人动身，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于3月底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在山东期间，顺利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毛泽东曾在7月初又给刘少奇发电报，说：“我们很希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在敌后要以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
7月下旬，刘少奇离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向陕北进发，于12月30日到达延安。
陈毅是在1943年11月从华中抗日根据地赴延安参加七大的。当时，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为了打击和排挤陈毅，发动了“黄花塘事件”。事后，饶漱石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在电报中，饶漱石首先挑拨陈毅与毛泽东、刘少奇的关系，接着又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攻击陈毅。饶漱石在电报的结尾要求中共中央：“速决定特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为了把陈毅拱走，饶漱石还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也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力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表达了团结工作的愿望。
11月8日，毛泽东复电陈毅并告饶漱石：“此次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的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然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其它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其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1月25日一早，陈毅踏上赴延安的路程，经过3个月的跋涉，于1944年3月7日抵达延安。3月16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成立，公推陈毅和张鼎丞任正、副主任。
彭德怀和刘伯承是1943年9月一起去延安的。他们去延安是参加整风运动，之后留在延安参加了七大。刘伯承任晋冀鲁豫代表团主任。其他根据地的领导人贺龙、聂荣臻等也先后来到延安。
南方各省七大代表奔赴延安，历尽艰辛。1939年11月，香港党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广东代表团成员分别化装到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换上了八路军战士的军装后，乘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由于前面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先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后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会合。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七大代表们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来电指示，由于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要走敌后根据地到延安。这样，南方各省代表奔赴延安便更加困难。
1940年1月，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东南局让七大代表立即出发，经敌后根据地到延安。为保密起见，东南局规定这支由代表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指定古大存为团长。
1月20日，“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之后，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辗转行军，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半塔集。当时华中局也驻在江北指挥部里。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给“服务团”每个人送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他们学习的理论课本。
南方各省七大代表奔赴延安，历尽艰辛。1939年11月，香港党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广东代表团成员分别化装到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换上了八路军战士的军装后，乘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由于前面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先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后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会合。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七大代表们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来电指示，由于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要走敌后根据地到延安。这样，南方各省代表奔赴延安便更加困难。
1940年1月，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东南局让七大代表立即出发，经敌后根据地到延安。为保密起见，东南局规定这支由代表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指定古大存为团长。
1月20日，“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之后，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辗转行军，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半塔集。当时华中局也驻在江北指挥部里。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给“服务团”每个人送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他们学习的理论课本。
《历史草案》的制定曾十多次易稿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任弼时主持起草一个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由他负责向七大作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对此，任弼时深感责任重大，在他的主持下，当天就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后又增加了博古）参加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任弼时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月就以《历史草案》为蓝本起草了一万两千字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草案初稿》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和分析了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十年间党发展的历史和“左”倾错误造成的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所取得的胜利。
起草报告期间，任弼时还与王明进行了两次中肯的、推心置腹的谈话，听取王明对党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并将谈话要点进行整理，上报中央。
最终，在反复修改、集体讨论、十多次易稿的基础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定稿，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表决通过。《决议》的制定和最终通过，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为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毛泽东才很关心王明能否当选，亲自来到后台了解情况。足见，毛泽东能够如此宽宏大量，不计较过去曾经受过“左”倾路线的打击，而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体现了何等的高风亮节。虽然后来王明叛变了，但当时毛泽东采取的政策，确实起到了团结全党的作用。
中央委员的选举本来是45名，但王稼祥的票数没过半数而落选了。党中央、毛泽东对王稼祥的功过有正确的评价，在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有意将王稼祥列为第一候选人。毛泽东在给代表们做工作时说：王稼样同志犯过路线错误，但他是有功劳的。在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他提出过正确意见，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同志对共产国际的意见作了正确的传达。选举结果，在33名中央候补委员中，王稼祥名列第二。
可以看出，毛泽东知道了选举的结果，心情舒畅，便又起了较浓的谈兴。毛泽东与高扬文拉起了家常。他首先询问了高扬文的名字。高扬文回答说，名叫杨文（这是当时的名字，未加高姓）。
毛泽东微笑着说：“你的名字很好，‘杨柳、文章’。”顿一顿，他又说：“杨树、柳树都是好树种，特别是柳树，把树枝插到地下，就会生根成活。抗战胜利了，我们在延安的干部就要大批出去工作，你们要像柳树一样，不管到什么地方，就要到那里生根，和当地的干部、人民一起，把革命工作搞好。”
毛泽东的这一番教导，对高扬文启发很大，影响了他一生的信仰和工作态度。
毛泽东和大家一面交谈，一面在后台共用便餐，一起吃了一顿红烧肉。
七大始终充满民主、团结、融洽的气氛。王稼祥、关向应等同志因病不能到会，为了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亲自指派人将会议精神带给他们，请他们提意见。
保卫工作细致缜密而天衣无缝
这次会议，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长。七大前，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延安上空轰炸，军民伤亡较大。
鉴于此，为了保证七大会议的顺利召开，保证与会领导和代表们的安全，在大会开幕前夕，党中央特地调集了防空部队，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
中央警备团于1945年2月底，冬季训练结束后，就开始做迎接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警备团组织部队整修了杨家岭的防空洞，构筑了从会场通往防空洞之间的防空掩体。警备团还在严寒时节，抢时间，争速度，修理了枣园至杨家岭之间的延水桥，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每日往返顺利过河开会和活动。
在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总务处、临时警卫处。中央社会部的陈龙和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吴烈负责警卫处的工作。
警卫处下设内勤组、警卫组、防空指挥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科长杨时负责，担任会场内部的招待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随身警卫。警卫组由第一营营长刘辉山、教导员莫异明负责，担任礼堂门卫、会场周围、代表驻地、往返路线上的巡逻任务。防空指挥组由第二营营长罗滋淮负责，担任对空监视和驻地周围山上的警戒。延安城内、南区、东区代表们经过路线的巡逻警戒，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处长负责。
这次大会是公开进行的。因此，会场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进行破坏活动的重要目标。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进行破坏活动，警卫处根据大会会址杨家岭中央礼堂周围的地形和社会治安情况，采取了对外严密控制，加强对空监视和巡逻警戒，对内加强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
警卫处在礼堂各大门和沿围墙以外的各山头、高地等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同时，在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了固定的和游动的巡逻哨。担负这次大会警卫的第一连负责会场开大会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礼堂各大门的检验入场证件、检查修理防空洞和杨家岭、延水桥的警卫。第二连、三连分别担负杨家岭礼堂围墙以外的山头、后沟隐蔽地点的控制，代表驻地、往返路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警戒任务。
高射机枪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专门担负防止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
骑兵连担负中央领导和代表经常通行的路线巡逻、护送等任务。除此之外，吴烈还挑选了会游泳的战士负责涉渡延河去新华社和解放日报递送大会文件等工作。有时延河水猛涨，桥梁受到威胁，担任守桥任务的战士纪永常、李建国、杜林森等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下河与洪水搏斗，抢修和保护桥梁。战士王更臣同志在河宽、浪大、水流急的情况下，经常不分昼夜地涉渡延河，递送文件，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而愉悦身心
七大期间，代表们的业余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在戎马倥偬的抗日前线，难得有片刻的闲暇，代表们回到延安，就好像到了家一样。在七大召开的50天里，大会为代表们安排了比较丰富的文体活动，有体育活动，电影晚会、歌剧、话剧等文艺演出。会议休息时，有的代表在院子里聊天，有的则抓紧时间打乒乓球或克郎球。
七大期间的文艺活动更为丰富，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举办舞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代表都穿着布鞋或草鞋在王家坪的桃林草地上跳交谊舞。参加舞会也是要凭七大代表证才能进场。
七大召开前，延安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这是鲁迅艺术学院和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等文艺剧团为七大代表们准备的节目。还在1944年秋，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彭真就提出，要集中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排演苏联卫国战争中产生的《前线》话剧。因此，集中了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加以排演。七大期间，《前线》话剧给代表们演出，博得一致好评。剧中的戈尔洛夫、客里空，成为思想僵化、不接受新鲜事物和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编造假新闻的代名词。
除了舞会、话剧，七大期间还给代表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电影。这些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没译制的就由苏联回来的同志当场做口头翻译。七大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比预想的发展还快。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服毒自焚。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协议在柏林郊区签字。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传来，整个延安沸腾了，七大代表们深受鼓舞，也充满了抗日胜利的信心。
6月10日晚，全体七大代表观看大型歌剧《白毛女》，会场气氛极为活跃。由王昆主演的《白毛女》，由延安鲁艺根据当时流传于河北平山、阜平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集体创作。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感人的故事告诉人们，必须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才能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在七大上，进行专场演出的还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和李鹰航合作制作的《中国共产党颂——献给七大》大合唱。这台节目由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排演，并在大会期间为代表们进行了专场演出，受到代表们的好评。
闲暇的时候，代表们还在一起下象棋，打康乐球，到处呈现一派祥和、团结与愉悦的美好气氛。
珍贵纪念品寓意深刻而见证非凡
当时，为了庆祝七大的召开，有些机关和部队专门设计了一些纪念品，赠送给七大代表作为留念。
中共中央党校赠送的纪念品是：一个4.7cm×7.2cm的小本子，上面印着毛主席侧面头像，下面写着“敬祝七大代表健康”，落款为“中共中央党校赠”。
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厂赠送的礼物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笔记本，红、黑布包面，里面是延安自制的毛边纸，专门为每个七大代表制作的。扉页上方印有毛泽东手迹“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下方印有“献给七大代表”等字样。有的代表一直舍不得用，只写过几页。
中央出版发行部和新华书店两家联合制作“献给七大代表”的笔记本，扉页上方印着毛泽东的半身像，下方则是毛泽东手书的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生动阐释，被许多七大代表奉为人生的座右铭。
延安鲁艺文供社送给七大的礼物是刻着毛泽东像的纪念章。还有的单位把毛泽东、周恩来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七大代表。有的七大代表得到了一张两寸大小的毛泽东主席的正面照片，据说是专门发给七大代表的。他们一生都珍藏着。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赠送的纪念品是：一张方形的柞蚕丝手帕，上方印着“拥护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印着五角星，五星中央是镰刀、斧头，下面落款是“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全体指战员同赠”。做手帕的材料是八路军指战员们的战利品——缴获的日军飞机降落伞。
贺晋年回忆说，七大结束后，每人还发了一个纪念册。说是纪念册，其实就是延安自己出的油光纸小本子。贺晋年也得到一本，印着毛泽东为中央党校所题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回到警备第三旅后，旅政治部的宣传干事见了，爱不释手。贺晋年见他如此喜欢，便送给他了。
来自晋察冀地区的七大代表杨春华，非常珍惜七大的纪念品，一直把这些纪念品当做最宝贵的东西保存着。在1945年到1949年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在艰苦的环境里，他始终贴身携带着这些纪念品，细心保护着不让它们受损失，终于得以保存下来。
七大以后，杨春华到热河西部地委工作。1946年2月6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五，敌人包围了热西地委驻地，情况十分紧急，子弹呼啸着在耳边穿过，敌人的刺刀闪亮都望得见，可以说已经是九死一生了。杨春华和部队的同志一起突围，什么都丢掉了，只有身边的挎包没有丢失，那当中就装着党的文件和这几件七大的纪念品。
在这些伴随着他南征北战的纪念品中，杨春华最珍视的是七大代表证。这是大会秘书处为代表们专门制作的。代表证的尺寸只比火柴盒稍大。材料是用质地较硬的纸，外面用紫红色的绸布做面料，精心制作而成。封面没有文字，打开代表证，可以看到左边印有代表证的编号，右边印有代表的姓名、座位号及注意事项，中间加盖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的椭圆形的红色印章。代表证在大会召开之前必须填写妥当，并分送到代表手里。开会时，代表出入会场时须出示代表证，接受门卫的查验。这个代表证如此精致“袖珍”，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艰苦条件，又说明大会是经过非常细致而精心的准备。
同时，秘书处还用红绸布为每位代表制作了一个可以别在胸前的会标，非常鲜艳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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