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系统的特务机构，是国民党内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特工组织。20世纪30年代，其活动十分频繁。
1929年冬，在陈立夫的安排下，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时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但他万没想到，钱壮飞是一名1925年就参加了中共组织的秘密党员。
钱壮飞
钱壮飞，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原籍浙江吴兴，1895年出生。早年曾就读湖州中学。徐恩曾亦是浙江吴兴人，且上过湖州中学，这样，钱与徐恩曾算得上是同乡加同学。钱壮飞后来考入北京医专，毕业后在北京挂牌行医，不久后转到京绥铁路医院附属医院当医生。
1927年4月，李大钊等著名共产党人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杀害，钱壮飞见北京不能容身，只好避到上海。1928年7月，他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中共法南区法租界街道支部(该支部书记是张沈川，后成为中共首位电讯报务人员)。1928年8月间，钱壮飞出于寻找掩护职业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奉党组织指示，考进由徐恩曾幕后主持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有意向国民党的秘密机构靠拢。不久，徐恩曾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台长身份兼任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依靠同乡加同学的面子，凭借超人的才华，渐得徐恩曾器重，很快成为他的私人秘书。他才华横溢，不仅懂得医道，还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尤其是写得一手好文章。
1929年春天，陈立夫指派徐恩曾去杭州筹办西湖博览会。徐恩曾携带钱壮飞前往，并为钱壮飞在浙江省教育厅挂了一个秘书的头衔。钱壮飞工作勤恳，把这次博览会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孔祥熙闻讯后，亦特地赶到杭州西湖参观，赞不绝口。由此，钱壮飞进一步取得了徐恩曾的赏识和信任。
徐恩曾之所以选中钱壮飞做自己的秘书笔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本人有在人前羞于启齿的“两怕”：一怕写字，二怕写文章。一次，中国工程师学会刊用他的一篇文章，出版时竟将徐恩曾三字错印成了“徐思予”，这是因为徐的书法太蹩脚被人认错字所致，徐恩曾为掩饰此事，索性将错就错，将“徐思予”当做了自己的笔名。徐恩曾既然出掌党务调查科，写字和作文肯定是难免的，有钱壮飞代劳，省了他不少气力，这也是他器重和信任钱壮飞的一个原因。当时，为便于指挥派驻各地的特务活动，徐恩曾特意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的名义，在南京设立了无线电秘密电台。钱壮飞遂借此机会，首先将中共党员胡底安插进来。胡底，又名胡北风，安徽舒城人。他早年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即与钱壮飞相识，毕业后就住在钱家。胡底于1925年加入中共，翌年进入北京光华影片公司当演员。1927年他与钱壮飞一起由北京避至上海。1928年夏，又一起加入中共法南区法租界支部，后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当演员。不久，被敌人侦知，遂于1929年夏逃往南京钱壮飞处隐居。
钱壮飞先是在南京丹凤街，以社会人士的名义创办了一家“民智通讯社”，由他本人挂名负责，实际由胡底主持全部工作。不久，他又将胡底调往天津，在日租界秋山街5号创办了“长城通讯社”。1931年秋，胡底又在天津开设了通讯分台。与此同时，钱壮飞又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设立“长江通讯社”，作为整套无线电情报机构(包括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指挥机关。
为便于通讯，徐恩曾亲自动手研制了一种便于携带的小型发报机，并投入使用。此后，由调查科派到武汉、南昌、广州等地的特派员，都使用这种小型发报机，直接同"长江通讯社"的秘密电台进行联络。当时，在党务调查科，大凡送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要先经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之后，调查科的特务所搜集到的有关共产党方面的文件，也都汇总到钱壮飞手里，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个戳，就列入收藏完毕。这样，钱壮飞既掌握了调查科的许多机密，又避免了党的信息被敌人利用。接着，钱壮飞又要胡底推荐地下党同志相机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胡底推荐了他的安徽老乡，早在芜湖进行革命斗争时就相识的李克农。李克农时任中共沪东区宣传委员，常进出上海文化机关，与胡底熟悉。
不久，胡底专程到上海找到了李克农，说明了钱壮飞的意思。当时，李克农已进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胡底尚不知道。李克农随即向中共特科负责人陈赓汇报了这一情况。本来，中共中央已极为重视钱壮飞在敌人内部所取得的地位，听取陈赓的报告后，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立即批准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加强党在敌人情报系统内的工作。陈赓当即指示李克农前往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报名应考。
当时应考科目共有三门，分别为三民主义、科学常识、命题作文。大革命失败后，李克农曾到上海找党组织，在喝葱花、酱油兑开水的“三鲜汤”度日的时期，他与进步作家阿英等人从事文艺工作，写过小说和剧本，故其文史知识底子厚，加之才思敏捷，这三门科目，李克农均考得很好。特别是命题作文字迹清秀，颇有文采，得到考官赏识。张榜时，他顺利地被录取了。
李克农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后，经钱壮飞鼎力推荐，很快就担任了电务股长，同时兼广播新闻编辑。李克农在上海东方旅社常年包了一个房间，名义上是为便于搜集“新闻”材料，实际上却成了钱壮飞从南京送递情报到上海党中央的联络点。此后，南京送来的情报都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再由陈赓转交中央。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央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按照党的组织纪律，他们当时都直接接受陈赓的领导。因此在中共党史上，他们三人被誉为中共早期潜伏在敌营内部的“龙潭三杰”。
胡底、李克农、钱壮飞
1930年4月，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急于搞到东北军张学良立场动态的情报，以防他加入阎锡山、冯玉祥的反蒋阵营。过去蒋介石也曾派人到东北去搜集情报，但都被日本人破获了。钱壮飞经秘密请示陈赓同意后，主动向徐恩曾请缨赴命。
徐恩曾知道这个任务很艰巨，搞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既然钱壮飞主动要求，他立即批准。钱壮飞遂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谍报小组去沈阳活动。陈赓向上级作了汇报后，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决定派陈赓与他们一同前往。于是，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照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顺便巡视了中共地下党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并带回了许多机密情报。为了应付蒋介石，钱壮飞回到上海后，同李克农一起，搜集报纸上的消息，再加上一些听闻情报，写成一份四万余字的调查材料。徐恩曾看后，连声称道。
陈立夫重用徐恩曾掌管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徐恩曾对其内部组织及其活动进行了改革，他依靠采访股张冲与机要秘书钱壮飞，系统地引用了苏联秘密组织“契卡”的一整套训练与工作方法，并参考了日本特工“特高科”的经验，对手下特务们进行了比较专业的训练，在组织系统上则按科组实行科长与总干事负责制，基层人员分为干事与助理干事，分别外派各地区工作。为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徐恩曾又批准张冲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特工特派员制度，向国内各大城市派出常驻人员，工作重点是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自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以后，国民党在南京、武汉等地先后发动反共清党，并在全国范围内以暴力对付共产党，残杀了大量的中共党员，而中共也被迫还击，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及广州起义。但国共实力的差距，使中共不得不在国民党统治区转入地下，中共中央在上海隐蔽下来，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上的地下斗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主持下，建立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开展对付国民党的秘密工作。在中央特科内，设立了四科。
一科为总务科，负责总务、财政、交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1931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其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他负责安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其工作性质就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二科为情报科，其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六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并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系，主持情报、侦察、反间谍等工作。
三科为行动科，顾顺章任科长，由曾在苏联学习过政治保卫特工技术的专门人才和上海工会的骨干力量，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地下行动武装，称为“红队”(俗称“打狗队”)，专门从事刺杀敌方要人及惩办中共叛徒的工作，是中共中央的武装利器。
四科为交通科，负责交通电讯联络工作，并培训党中央的报务人员。
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特别重视中央特科的工作，于1928年4月前后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从事秘密工作的专门人员。训练班每期二十天，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向学员们作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作了仔细讲解。由此，中共中央的保卫组织初具规模。
1930年3月17日，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等五十七人联名通电全国公开反蒋，并拥戴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国民党内最大的一次反蒋战争开始。5月间，历时七个月的中原大战打响，作战双方都全力以赴，投入前方作战的兵力共达一百万人以上。南京政府后方顿显空虚。这种形势为中共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中共中央决定于该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研究新阶段的革命工作。但在会议前夕，此事却被国民党上海当局侦知，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下达了“蒋主席至为关切，奖赏现金五十万元破案”的旨意。中共中央特科陈赓将此事向顾顺章作了通报，并同顾顺章商量了三点应对措施，力保会议顺利召开。5月中旬，中央特科将会场选在英租界赫德路卡尔登戏院后面的一幢四层楼房里，伪装成医院。为防万一，又在英租界爱文义路卡德路口另租了一幢洋房，以备必要时与会代表可以从"医院"楼顶转到该房顶上，再由大门撤走。
各苏区的代表抵达上海以后，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经过初步审查，再作为“病人”，逐个住进医院，即与外界隔绝。这次会议，因敌人对各苏区封锁严密，代表未能到齐，遂临时改为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会议由中央军委代书记关向应同志主持，着重讨论了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及军队中党的组织、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和政治工作等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建立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这次会议的召开，对全国苏维埃区域及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中央特科的周密布置，会议开得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两天后散会的时候，与会代表又被逐个送出了"医院"，分散住进各家旅馆。在与会代表安全撤离后，顾顺章一声令下，整幢大楼的全部人员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后，国民党特务才到这家"医院”肆意搜查一番，当然一无所得。熊式辉知道后，除了慨叹共产党办事“棋高一着”外，也无可奈何。（马振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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