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赵跃飞

“日升昌”票号旧址

道光二十六年日升昌的汇票

日升昌票号给存户的“取利折”

流水账

光绪十四年的流水账

01·西部大开发，把山西人排除在外

道光二年，清末大儒龚自珍以“我劝天公重抖擞”的诗人气魄，勾勒出一个极具超前意识的“西部大开发”计划来。他将他的惊天计划撰成《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上奏道光皇帝，提出把东部、中部和南部城市中的无业人员向大西北迁徙创业，凭借国家的政策倾斜，让这些城镇“待业青年”到大西北去变成有屋有业的成功人士。

不过在龚老先生的设想中，有两个地方的人是不用考虑西迁问题的:一是江浙一带的人，理由是江浙人筋骨柔软，耐不住长途跋涉之苦；再就是山西人，理由是“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涉，毋庸议。”

道光二年是1822年。我不知道当时的江浙人是不是像龚老先生所说的那样生就的细皮嫩肉筋骨柔软经不住折腾，但山西人富甲海内确是实实在在的真事儿。

何以见得?从清政府的摊派勒捐上就能看出几分。──大清帝国有个灾啊有个难的，国库存银不足或者干脆舍不得自家的银两，皇帝老子便会变着法儿地去敲民间富豪的竹杠。当时有个特文雅的词儿，叫“捐输”，大概是指向国库“输氧”或“输血”吧，说白了也就是乱摊派。

02·山西人被敲了多少“竹杠”

清政府捐输的名堂很多，数量也巨大，山西商人富名在外，“出血”自然也是哗哗的，所以山西一直是全国捐输最多的一个省。如

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山西盐商捐输20万两，以备屯饷；

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110万两；

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山西盐商捐输50万两；

嘉庆年间，川楚用兵，山西盐商捐输110万两；

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白银150万两。

《清仁宗实录》卷十一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两千多两。”

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至三年五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一史馆“军机处录副奏折”），这次捐输山西商人占了全国捐输总数的37.65%，独占鳌头。

咸丰二年、三年朝廷到底弄这么多银子干吗呢?白莲教起义，镇压是要花钱的。有钱的出钱，晋商就这样赶上了。

再往后数，同治三年（1864），又是新疆用兵，筹饷银，解运难，山西商人又在新疆兑充大量军饷，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松龛全集》文集卷三）

祁隽藻、徐继畲都是山西人，又是清廷高官，对山西商人的捐输之事，应该是门儿清的，断不敢胡说。

03·明清两代的“财富排行榜”，山西人啥位次？

如果你认为捐输数额多寡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干脆去看明代的“财富排行榜”。

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与人纵论民间财富，“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数来数去全国只有17家，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然而到了清朝中叶，山西资产逾百万、千万银两的豪商大贾比比皆是，仅据《清裨类钞》中的统计就有数十家。

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合族资约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一史馆“军机处录副奏折”）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难怪白莲教一起义，咸丰帝就磨刀霍霍先宰了山西商户一刀。

假如咸丰年间有人再弄出个“福布斯财富排行榜”来，前50名的豪富中大概山西会占去一半以上，绝不会像明嘉靖年间那样温良恭俭让地只占17席中的三席。

从民国元年算起，前推三百年，晋商在整个清王朝的商业舞台上一直扮演着一号角色，能够与其相抗衡的商帮只有一个，那就是徽商。——晋商和徽商不仅把持着大清帝国的商业命门，也为清代历史增添了一道相映成趣的文化风景。

04·文献留存比较，晋商与徽商为何差距那么大？

解析晋商和徽商的不同文化理念，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徽商多为官商，大多与高官权势“有一腿”，先以垄断两淮盐业漕运而发迹，继而在江南形成“无徽不成镇”的大气象，诠释的是垄断出暴利的商业真理。徽商给今天的安徽，留下了几所精致独特的千金古宅之外，还有遗落民间不计其数的徽州文书。

笼统地讲，中国的乡土社会是靠温情脉脉的人情来维系的，几乎跟契约无涉。但是，徽州却是个例外，在皖南的低山丘陵之间，理性的契约精神才是支撑这片乡土社会的基本力量。

从明万历年间起，到清道光年间终，徽州商人“摇起那乌篷船顺水又顺风”，风水占尽三百年，他们在商务经营和生活社交活动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如经济账目、合同协议、来往书信、商规商德、商路旅书、讼词辩状等文字，是研究徽商历史最直接的原生态资料。

尽管从太平天国义军与清军征战的拉锯式交锋中徽州文书就开始了遭劫和流散的命运，但徽州文书的日后大规模发现依然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献史上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

遗存的徽州文书究竟有多少?有徽学家估测，国内组织机构收藏、民间个人收藏及流散到海外的徽州文书，总数量约在38万至40万件。

晋商则是另一番模样。晋商多为民商，以货物贸易起家，原始积累至清代中叶完成之后，以遍设钱庄开设金融汇兑而全线飘红，诠释的是钱多善贾的朴素道理。晋商给今天的山西，留下了多处大气磅礴的深宅大院之外，留下的原始文献却少之又少。

05·平遥票号文献面世的欣幸与悲怆

笔者见到的最大一宗晋商原始文献是在平遥县西大街“日升昌 票号旧址”的陈列室里。这座大院的大门外还挂着一块“中国票号博物馆”的招牌，因为中国历史上首家票号的总部就设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庭院里。

提起平遥票号原始文献的发现经过，当地人大多会告诉你那一小段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1949年平遥城解放，“日升昌”大院换了主人──平遥县供销合作社下属的一个“工业品公司批发部”住了进来，而这一住就住了差不多半个世纪。1995年随着平遥古城旅游热的急剧升温，平遥县政府决定在“日升昌票号旧址”成立“中国票号博物馆”。就在筹备处张罗着对大院修缮开发整旧如旧的当口，一个当地的文化人偶然发现几间屋内的顶棚和门窗糊贴的纸张竟然是“日升昌”当年留下的商务账册和往来信札!

于是，此后三个月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地剥揭，便成了“日升昌”大院的主要工作。最后将剥揭下来的原始文献排序整理，装订出经营账册17本，总店与各分号及其他钱庄的往来信札43本，尤其是后者，已成为今天晋商研究最珍贵的原始档案。

1995年10月18日，“中国票号博物馆”在“日升昌票号旧址”隆重开馆。平遥县政府以此为契机，利用当地的报纸、电视等媒体向社会发出征集晋商档案资料的通告。这次征集活动收获不小，在不长的时间内从民间收拢回400多件（册）晋商原始文献，连同从顶棚和门窗上揭下的60本账册信札，票号博物馆的陈列室里可展出的晋商档案达到了500余件（册）。

在我看来，“日升昌”大院的文献“发现”，幸也不幸。

幸运的是幸亏有个“明眼人”偶然看见了顶棚和门窗上的带字麻纸具有文物和档案的双重价值，从而使这60本档案文献在“日升昌”大院修缮时幸免于难；

幸运的是占住大院近半个世纪的“平遥县工业品公司批发部”生意始终不算红火，倘若生意能像旧时“日升昌”那样日进斗金，顶棚和门窗也大概会年年都着新嫁衣，60本账册信札也就早已进了垃圾场沤肥去也；

幸运的是商业头脑发达的平遥人在1995年尚未领悟出晋商档案的文物价值，使得400多件（册）原始文献顺利回笼，未能流入文物贩子的手中─

─要知道，此时远在皖南的徽州文书已大受文物贩子之青睐，走私活动正如火如荼。

从另个角度去看，晋商文献也甚为不幸。不幸的是，“日升昌”在中国金融史上呼风唤雨百余年，票号分店遍设大江南北，往来商务账册和信札当是汗牛充栋才对，大院更换新主人时，当废纸烧掉、扔掉、毁掉的原始文献有多少?是为谜；

不幸的是，“平遥县工业品公司批发部”的职工及往来客人中，哪怕有一个人能有点文物和档案观念，也断不至于将这些珍贵文献“请”上顶棚和窗棂；

不幸的是，“日升昌”从民国初年开始下坡路一路小跑走了二三十年，紧接着又赶上建国后破旧立新之风潮，人们忙着纷纷向旧世界告别，大量的晋商原始文献也只好在“破四旧”中向世人“挥一挥衣袖”，不知带走了多少片历史的云彩。

06·雍正皇帝心中的晋商是啥模样？

还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还能零星地找到一些晋商史料，主要留存在各地官员的奏折、函电及皇帝的朱批中，也有部分皇帝实录中述及晋商内容。

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光景过不下去的河南人只好卖地度荒，“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也就是打折买走了好地。没地的穷人咋办?硬着头皮顶高利贷度日，“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卷1255）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

再如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刘于义向雍正帝上疏，尽说山西人社会定位序列倒置，轻仕重商，像告晋商的黑状，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于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

就是说，青年才俊大多外出做买卖去了，留下的生瓜蛋子才去读经应试走科举之途。雍正皇帝在此奏疏上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方令读书，朕所悉知。”（《雍正批谕旨》四十七册）

山右即山西，指太行山之右。就连远在深宫的雍正皇帝也早已知晓山西人独特的社会定位序列: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才是读书。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山西才俊不读四书五经并不等于不懂得学习的重要，他们学的是数学、地理、交通和“外语”等“知识经济”，许多走西口的山西商人完全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

200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票号博物馆就所存晋商原始文献联合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获得成功。这组档案文献是现存晋商史料之精华所在。

另外，笔者在榆次常家庄园内还见过个体收藏者所收存的一些晋商文献，账册和信函均有，只是数量不多，几十册而已。

07·纪晓岚笔下的晋商

晋商作为明清最大的商贸群体，自然在明清盛行的文人笔记里也会有所反映。

清人纪晓岚就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记有晋商以“信”求财的典故，卷十三载:“崔崇，汾阳人，以卖丝为业。往来于上谷、云中有年矣。一岁，折阅十余金，其曹偶有怨言。崇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与其妻至，问:‘有冤耶?'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自愧，故不欲生，与人无预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为人累。”

文中提及的这个山西商人，只因不善经营赔了东家的钱资，就觉得没脸见人了，竟然剖腹自杀，断气前还不忘厚道地叮嘱不要命案连累他人。

08·晋祠鲈香馆老板为什么被山西巡抚砍了脑袋

明清文人的笔下，晋商的形象大多厚道、勤奋、诚信、俭朴、木讷，甚至愚钝得可笑可爱。但也有例外，如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卷十七就录有三则残忍实例，第二例便涉及晋商在吃食方面的一大怪癖。此段记述极为精彩生动，不妨照录于后:

山西省城外有晋祠，地方人烟辐辏，商贾云集。其地有酒馆所烹驴肉最香荚，远近闻名。来饮者日以千计，群呼曰“鲈香馆”，盖借“鲈”为“驴”也。其法以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得不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背，将毛刮尽，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后腿，或肚裆，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死绝也。此馆相延已十余年。至乾隆辛丑岁，长白巴公延山为山西方伯，闻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业事者十余人。送按司治其狱，引谋财害命例将首者论斩，其余俱边远充军，勒石永禁。

文中提及的晋祠在太原城南20公里处，历史上曾是晋中等地路入太原城的必经之所。在此黄金地段开设驴肉馆，客商云集，商贾辐辏，有钱人为尝个“鲜”，竟然活生生看着一头草驴被“凌迟”成一盘盘桌上餐，而这样一刀一刀竟然活剐了十来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太原这地界来了一位满族人巴延山，到山西做巡抚，一怒之下将驴肉馆的老板捉走砍了脑袋才断掉晋商的口福。在外人的印象中，山西人也就是吃个刀削面老陈醋什么的，哪里会想到历史上的晋商还吃得如此生猛如此血腥。看来，暴发户的口味终归要与众不同、惊世骇俗的。

当然，晋商麇集的山西各县，如平遥、太谷、祁县、介休、榆次、平阳（今临汾）、潞州（今长治）、盂县、汾阳、河东（今运城）、忻州等地的清版县志中，也都或多或少地记载有晋商活动的内容。晋商外出经商之地，如北京、天津、福建、两广、两湖及西北各地，也留存有部分晋商商务史料及碑刻等，有的地方已将这些史料编纂成册，如清末民初编纂的系列《天津商会档案》、《汉口山陕西会馆志》，1980年文物出版社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等。

09·余秋雨凭什么《抱愧山西》

1990年10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山西票号史料》，16开本，800多页，120余万字，是一部严格按照档案编纂体例选编的晋商史料汇集，只印了2300册。

1991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太原某单位的地下室仓库里找到这本书时，卖主竟然开口索去了我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此书征引档案文献和近现代资料约500种，是目前晋商研究中最具史料价值的一部书。1990年代初余秋雨先生到山西“行走”，撰写《抱愧山西》，山西的朋友为他寻觅和馈赠的最具权威的晋商史料书也是此书。

10·大盛魁有多富？

笔者听到的最新晋商史料“发现”，是2004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首次组团赴蒙古国征集相关历史档案，其中就有内蒙古大盛魁商号的商品名册、经济纠纷、收据、债务处理等商业档案196册。

大盛魁商号是山西太谷和祁县人合伙开设的一家著名商号，创业初期总部设在清朝统治下的外蒙古的一个军事政治中心──乌力雅苏台，到雍正时大盛魁已是晋商中的规模较大的商号了。

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号下员工六七千人，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是它的债务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大盛魁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自己商号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知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随老员工学习业务。可以说，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征集回的196册商务档案，又为大盛魁商号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最新史料。

11·晋商学徒有哪些规矩？

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晋商史料是至今仍然流传在民间的口碑史料。比如晋中的老人中今天依然有人能背诵出晋商学徒工的职业规矩:

“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笤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

还有大量的商业民谚，如“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忙时心不乱，闲时心不散”;“快在柜前，忙在柜台”;“人有站相，货有摆样”等等。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专门采集坊间口述史料，让晋商的后人们讲述他们祖辈的商业经历和生活点滴，眼下较为风行的晋商文化纪录片中所记载的许多有趣的故事，大多来源于民间口述，这些当然都能从一个侧面，留住晋商远去的背影，但是，从文献的角度却极少找得见踪迹。

总的来说，晋商和徽商堪称明清商界之双璧。徽州文书的大量留存，成就了一门新兴学科——徽学，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同样叱咤风云的晋商，留下的史料却不及徽州文书的百分之一。这使晋商的历史身影在我们的视线中变得越发模糊。

晋商的挽歌，多少有些凄迷。

12·何谓“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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