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在30年的政治生涯中，曾参加过一次出国观光活动，这就是1915年10月，受奉天督军兼巡按使段芝贵的派遣，应日本驻奉总领事的邀请，赴朝鲜参观日木在汉城举办的物产共进会。这是张作霖第一次，也是惟一次出国。
1912年9月，张作霖因镇压辛亥革命有功，在奉天都督赵尔巽的极力保荐下，被袁世凯政府任命为中华民国陆军二十七师师长。之后，他凭借与新任奉天巡按使张锡銮故旧“亲情”的特殊关系，先后在张锡銮那里得到100多万元的拨款，积极扩充实力。他设立军校，培养军官，训练士兵，添枪购炮，采买战马，增加装备，羽翼逐渐丰满，成为奉省炙手可热的人物。于是，他开始凯觑奉省军政大权。他把自己凌驾于张锡銮之上，俨然以奉省最高长官自居，经常干顶与其无关的军政事务，甚至不顾张锡銮的恩情，经常给这位“义父”点气受。在他眼里，这位“义父”己失去了利用价值，成了自己的绊脚石。这时，有职无权的张锡銮己无法忍受张作霖的骄横，加之年近八旬，便向袁份凯探出辞职，离开了奉天。
接替张锡銮的是段芝贵，段芝贵的父亲段有恒曾在张作霖作为土匪被招抚时作过他的保人，也算是对张作霖有恩。凭借这段感情，段芝贵自认为辖制张作霖、统治奉天是没有问题的，至少不致于落得张锡銮的下场。但他深知，奉天掌握兵权的是张作霖，最有实力的也是张作霖，此人十分不好驾驭。要想在奉省立足，必须对其恩威井施。恰逢此时，日木驻奉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致函奉天交涉署，邀请奉天派员参观“朝鲜物产共进会”。为了笼络张作霖，段芝贵把这次出国的机会给了他，井仟命他为“特使”，带团前往。
这次“朝鲜物产共进会”，是为纪念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始政五周年而举办的（日木己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以展览朝鲜13道200余郡的名特产品为主要形式，对殖产兴业给予奖励，以此宣扬朝鲜总督的政绩，歌颂其“功德浩浩洋洋彼汉江水一泻千里之广”，“彼南山与天高无极”，从而证实日木对朝鲜统治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达到长久占据朝鲜的目的。
共进会是由以吉原三郎为首的“始政五年纪念朝鲜物产共进会京城协赞会”组织的。会场设于汉城景福宫内。从9月11日至10月31日，历时50天，共接待各国来宾及内宾1164386人。共进会不但举办展览，而且组织了游览、会议以及种类繁多的娱乐活动，有文艺演出、飞行表演、竟走、自行车比赛、游行等等，其盛况空前。
张作霖的随行人员有督军署派出的日木顾问菊池武夫、于冲汉、肖奇斌、副馆长汪树璧、军务课员吉兴、二十七师参谋官阚朝玺，巡按使署派出的外交部驻奉天特派员马廷亮、东边道尹方大英、工商业学校校长孙其昌、孙祖昌、交涉员署科员杨殿德，其他还有奉天商务总会理事鲁宗煦、钱业公所所长张宗禹、商业赞校教员三田村源次，共15员。
张作霖等人是16日到达汉城的，中午参加了大会在景福宫交泰殿内为其专门举行的欢迎宴会。在汉城逗留期间，张作霖与日本、朝鲜军政商学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井同许多日本军政要员建立了关系，特别是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寺内正毅后任陆军大臣，1916年10月又出任日本内阁首相。张作霖上台之后，得到寺内政府很多支持和帮助。寺内政府帮助张作霖以鲍贵卿替代许兰洲，夺取黑龙江军政大权;制造“宽城子事件”，驱逐孟恩远，使张作霖实现统一东三省的意愿。这一切均得益于与寺内正毅的相识，归根结底还是得益于这次朝鲜之行。
另外，他们还参观了昌得宫秘苑、李王职美术品制作所、龙山总督府印刷所、朝鲜总督府医院、华裔学堂、济生院等处，井向华裔学堂捐款650元，向济生院捐款250元，另外，在参观仁川华裔学堂时又捐款150元。
10月21日，张作霖率菊池武夫等九人先行回国，“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孙其昌等五员则留住汉城，井往仁川调查，嗣于23日回奉”。
此行，张作霖等人共携带旅费及交际费日金5000元，由巡按使署批准，奉天财政厅先行核发。结果，张作霖等人的旅费、交际费、捐款以及零用钱仅花销2790元，余2210元，由财政厅查收。12月15日财政部将张作霖等人的花销“列入四年下半年外交部所管辖临时费决算案内办理”，予以核销。
从张作霖朝鲜之行我们可以看出，他把这次观光活动，变成了一次广结好友、扩大影响，进一步壮大自己势力的政治活动，是其向政界迈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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