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線”的記憶
聶作平\文
我的老家四川省富順縣，80年代以前，它是宜賓行署轄地，1983年劃歸自貢市。這是一個人口眾多、土地珍貴的農業縣，在紫色丘陵的沃土上，一代代人通過辛勤的汗水精耕細作，艱難地生存繁衍。
漫長的歲月裡，富順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為本地人服務的作坊式企業，如醬園廠、麵粉廠、製衣廠、酒廠和幾家產能低下的小煤窯、小磚瓦窯外，沒有一家成規模上檔次的現代企業。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業大縣。
這個地地道道的農業大縣因三線建設而得以改變。少年時代，我偶爾隨父親去富順縣城，破舊的公共汽車如同一隻不堪重負的甲蟲沿著灰色長繩般的公路踽踽而行，不到50公里的路途，竟然要花上整整兩個小時。
當汽車喘息著抵達石夾口至鄧關鎮一帶時，我開始變得激動不安：之前，公路兩側都是連綿起伏的田野和點綴在田野上的零星農舍，而現在，綠油油的莊稼地裡，漸漸出現了三四層的小樓房，小樓房背後的山坡上，煙囪林立，噴吐出一股股粗大的黑煙或白煙，一些我不知道名字和用途的高大機器佇立在煙囪之下，冰涼，堅硬，笨重，陌生，顯露出與溫暖柔和的農業文明完全不同的工業文明的雄壯和霸氣。
我所看到的這些工廠，它們幾乎都是60年代興建起來的三線企業或是為之服務的配套工廠。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為富順人津津樂道的無疑是當時看來體量極為龐大的晨光化工研究院，人們總是親切地把它稱晨光或晨光院。
眾所周知，三線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靠山，分散，隱蔽”。這一原則決定了兩點：一是大量重要企業千里迢迢地從上海、北京和東北等沿海沿邊地區搬遷到大山深處；二是大量三線建設所需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背井離鄉，從遙遠的北方或東南沿海，深入到西部腹地。
從鄧關鎮到富順縣城的十來公里地段上，沱江河曲折奔流，山丘起伏如卵，道路蜿蜒似蛇，晨光化工研究院所轄的四個分廠以及眾多的生產車間，就星星點點地佈局在這裡。現代化的廠房，整潔的廠區環境，高於本地平均水平的工資，比本地縣城居民更舒適的居住條件（其實也就是一些三四層的紅磚小樓房，人均不過數平方米，但在物質維艱的30多年前，這已經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標準了），以及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從食堂、商店到俱樂部的後勤配套，當然還有國營大企業職工的身份，這一切無不讓富順人大為豔羨。斯時，富順有句民謠，叫作：“富順么妹快快長，長大嫁到晨光廠，又吃雞來又吃膀”。
1989年，當我還在富順縣城上高中補習班時，有幸參加了縣文協組織的一次筆會。筆會的舉辦之地便是晨光院。晨光三廠附設有一家招待所，我們的筆會便在那裡舉行。一週裡，我出沒於名聲在外卻從未近距離接觸過的晨光，用少年人的好奇打量著與我20年生活迥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上下班熙熙攘攘的人流，操著普通話的員工（那時候富順幾乎無人說普通話），定時響起的廣播，食堂裡排隊打飯的長龍，偶爾響起的汽笛，曲曲折折的林蔭道，林蔭道上穿著連衣裙的女子和花襯衣的男青年……
對一個從小在農村長大，然後在小鎮讀書，最遠只去過自貢的農家少年來說，這一切都無比新奇鮮活，讓我對這家三線企業無比神往。那時候，我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進晨光院這樣的單位，哪怕是做一個最微不足道的工人。
那次筆會我在晨光結識了幾位文友，其中一位把我們請到了他家裡。用今天的標準看，那樣的房子無疑又狹窄又簡陋，非常突兀地矗立在荒山野嶺上，推開窗就能聞到從菜地裡瀰漫過來的大糞味兒。但它畢竟是成排的樓房，畢竟帶有衛生間，衛生間裡還有那時我不曾使用過的熱水器，以及擺滿了花盆的陽臺。那時候我忍不住想，如果有一天我能住進這樣的房子，能在這樣的環境裡靜靜地讀書寫字，人生一定幸福無比。
世事難料，三年之後，大學畢業，我竟分配到了一家比晨光更龐大、更知名的三線企業，那就是東方鍋爐廠。那時候的自貢城區遠比今天狹小，估計不到現在的一半。因此，如今已處於市區的東鍋廠，那時還是典型的城鄉結合部。不過，一萬多名職工的體量和散佈在幾座山幾道溝裡的廠區使它自成體系，儼然一座城中之城：這裡有從幼兒園到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的教育系統，有從澡堂食堂到招待所賓館以及醫院的後勤配套，甚至還有公安局、武裝部這種似乎與企業無關的常設機構。高大茂密的梧桐樹下，縱機交錯的鐵路專用線，套用如今的網絡語言來說，更是霸氣側漏。那是一個企業辦社會的年代，尤其是這種規模宏大的大型三線企業，幾乎就是一個應有盡有的獨立王國。
所以，那時候像晨光院或東鍋廠這種企業的員工常有一種優越感，他們愛說的一句話是：“除了了火葬場，廠裡什麼都有。”
這裡的食堂每天都供應各種麵食，因為職工中有很多人來自小麥文化哺育的北方；這裡有大量的人說標準的普通話或者我們完全聽不懂的上海話，這些工業移民，他們固執地保留著家鄉的口音，當家鄉已遠，他們已經在這座陌生的城市成了“本地人”，母語便是他們與故鄉之間最堅固的聯繫；這裡有遠比其它工廠更為優厚的待遇，我在那裡服務的幾年間，所有員工每一年都無一例外地漲工資。
這裡也有另一些似曾相識的東西：厂部大樓前，經常會掛出大紅色的標語，提出一些朗朗上口卻又讓外人不明所以的口號；工廠的大喇叭定時廣播，除了音樂，有時會有領導講話；甚至，為了均衡用電，工廠職工的休息日也只能錯開；從工廠的大門走到最遠的車間，步行大概需要五十分鐘；高大的廠房的陰影裡，還有一些沒有搬遷的原住民的古老房屋；焊花飛濺的車間門外幾十米遠的山坡上，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一片酥黃……
我在東鍋廠服務了四年。這時候三線建設早已結束了十多個年頭，因此在我眾多的同事中，早年因三線建設而來到自貢的已經比較少了，更多的，是當年那些開拓者的第二代，也就是三線建設者們常愛說的“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
三線建設之初，晨光院也好，東鍋廠也罷，最初的開拓者們都是外來者。對他們來說，自貢是不折不扣的異地他鄉。許多年過去了，雖然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已經習慣了自貢的生活，但作為外來者的那種異鄉人意識似乎並沒有完全消散。並且，由於企業辦社會，由於企業體量巨大，由於企業對員工從吃喝拉撒到生老病死幾乎無所不管，單位認同和單位歸屬感便體現得非常強烈。換言之，就是這些三線建設者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們的生活與自貢本地人幾乎是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錄用新員工時，職工家屬肯定優先；成年子女婚配時，一般都是廠內自我消化。因此，一家兩代人三代人在同一工廠乃至同一車間的情況屢見不鮮，幹部的“近親繁殖”和錯綜複雜的親戚網比比皆是。這些現象，在非三線企業裡是很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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