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 1978年，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當時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中國當時也是一個內向型發展的國家，出口佔GDP的比重只有4.1%，進口只佔GDP的5.6%，在出口產品結構中，75%以上是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在這樣薄弱的基礎上，中國40年來保持了年均9.5%的GDP增長和14.5%的貿易增長率。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
2017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成為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上宣佈中國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有很多層面，我想強調其中的四個方面：
第一，改革永遠在路上。
第二，中國仍然擁有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
第三，中美之間的經濟結構互補，美中經貿關係是雙贏的。
第四，中國需要為世界的發展承擔更多的責任。
改革永遠在路上
過去40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所以能夠避免像前蘇聯、東歐等其他轉型中國家的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是因為中國採取了一個務實、漸進的雙軌制轉型方式。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對於傳統的大規模的資本密集型國有企業提供了轉型期的保護補貼，以維持經濟的穩定。同時，對新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放開了准入，並以經濟特區、工業園、出口加工區等解決了軟硬基礎設施的限制，迅速變成競爭優勢，經濟快速增長。
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也為漸進雙軌的改革付出了一些代價，包括收入差距擴大和腐敗現象的出現。在改革的初期，中國是一個收入水平低、資本短缺的國家，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企業由缺乏自生能力變為具有自生能力。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必須把雙軌制遺留下來的保護補貼以及市場干預扭曲消除掉，才能根除腐敗和收入分配擴大的難題。正因如此，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決定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各種對市場的干預扭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自2013年以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經推出了數百項改革舉措，以求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這些舉措的落實當然需要時間，但是，即使這些舉措都落實到位，隨著中國的發展，各種新的問題仍然會不斷湧現，結構性問題會是一個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問題。正因如此，中國必須有改革永遠在路上的態度和思想準備。
林毅夫在2018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言
中國仍然擁有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
即使過去40年來中國取得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長，中國仍然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因為中國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還大有可為。發達國家技術和產業已經處於世界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僅能靠自己發明，投入大風險高，百多年來年均增長維持在3%-3.5%之間。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上具有後來者優勢。在未來，中國是否還有潛力維持快速增長？答案在於中國還存在多少後來者優勢，這取決於中國和高收入國家總體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差距，這個差距可以由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來反映。根據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2008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人均GDP是美國人均GDP的21%，這是1951年日本、1967年新加坡、1971年中國臺灣、1977年韓國和美國差距的水平。這些東亞經濟體恰恰是利用了和美國收入水平差距所代表的後來者優勢，實現了連續20年的8%-9%的年均GDP增長率。他們能實現就代表中國有可能，因此，從2008年開始中國還有20年以年均8%的速度增長的潛力。
另外，這些年出現的工業革命4.0的新產業部門，其產品和技術的研發一般週期比較短，12個月、18個月就有新一代的產品和技術，這些產品技術的開發以人力資本的投入為主，中國作為一個13.9億人口的大國，擁有巨大的人力資本供給，同時，中國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和完整的產業配套能力，在新經濟上具有比較優勢。
從上述兩個角度來說，我認為中國未來仍然還具有巨大的高速增長潛力，對此我是有信心的。但是，這種潛力反映的僅僅是供給側的技術可能性，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夠得到實現？這取決於國際經濟的外部需求形勢，也取決於中國是不是能夠進一步深化國內改革，同時，還取決於中國政府是否能夠克服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時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協調相應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市場失靈問題。中國政府制定“中國製造2025”就是為了克服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所存在的市場失靈所做的一項努力，這和德國的“工業4.0”、印度的“印度製造”，以及美國克林頓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和美國現政府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作用相同。
中國充分利用增長潛力，固然不會是過去接近二位數那麼高的經濟增長，但應該有可能在未來幾年保持6%以上的速度。這樣的增長速度有利於中國實現其發展目標，目前，國際經濟尚未完全從2008年的危機中復甦，中國保持穩定和快速增長對全球其它國家也是一個利好消息。
中美經濟相互補，兩國之間的貿易是雙贏的
2017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美國的人均GDP則高達6萬美元。根據市場價格來衡量，中國的人均GDP只是美國人均GDP的15%。用PPP來衡量，中國的人均GDP也只有美國的25%。中國的產業生產的主要是中低端、低附加值的產品，美國的產業則在高附加值的部門。貿易意味著中國可以向美國的消費者提供廉價的商品以及向生產者提供較低成本的中間品。中國也可以為美國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提供巨大的市場。所以，中美貿易應是雙贏。
即使未來中國的收入水平達到了日本、韓國、德國的水平，中國和美國的貿易仍然是雙贏的。這是因為貿易取決於比較優勢，在收入水平差距大時，比較優勢取決於要素稟賦結構不同所造成的要素價格的差異，收入較低的國家在勞動力較為密集的產業有比較優勢，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有比較優勢。當兩個國家的發展水平相當時，比較優勢則轉為專業化生產所形成的規模經濟，不同的國家會在不同的產業形成專業化，各自形成比較優勢。只要各自擁有比較優勢，貿易就會有共贏。不管是中國人民或是美國人民，大家希望的都是有更好的生活，公司、企業希望的都是有更高的利潤。中美之間不管現在或是未來都會各有比較優勢，兩國的貿易往來都會是互利雙贏。希望能夠經由交流溝通，消除誤解和不信任，使得有利於兩國人民的經濟理性成為兩國互動貿易往來的基礎。
中國需要為全球發展承擔更多的責任
目前中國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跨過人均GDP12700美元的門檻，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像其他高收入國家一樣，中國需要向全世界做出貢獻，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增長、消除貧困。
二戰以後，OECD（經合組織）的高收入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超過3萬億美元的發展援助。援助的金額不可謂不多，但是，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仍然深陷貧困之中。當中國加入援助國的俱樂部時，中國需要思考能不能更好地幫助其它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增長，減少貧困。根據我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任上開始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來看，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變遷的過程。從低附加值的農業轉型到製造業，不斷向上攀登製造業的階梯，最後邁向高附加值的服務業，這樣一個經濟結構轉型過程。在這樣一個發展的過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少數幾個成功實現從低收入向高收入轉型的經濟體，都抓住了國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實現了現代化和工業化。比如，二戰後的日本、20世紀6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以及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中等偏高收入國家，不遠的將來也會成為高收入的國家，現在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將會失去比較優勢，給其它尚未成功轉型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窗口機遇期。中國現有製造業的僱傭人數為1.24億人，其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僱傭的人數達8500萬人。這8500萬個就業機會的釋放幾乎可以讓南亞、中亞、非洲收入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要抓住這個機遇，則這些國家需要克服基礎設施的瓶頸，才能使其勞動力多的比較優勢變成在國內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目前他們發展的最主要瓶頸就是基礎設施的嚴重不足。有這樣的認識以後，就能夠了解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國際發展合作主要內容的精神實質，它的“五通”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為抓手，在剛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中國也強調了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中非合作的重點工程。
把基礎設施建設作為中國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一個主要合作方式要發揮良好的作用，需要在項目設計、實施、管理上有良政，透明度、高標準，還要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發展機構通力合作。當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對世界承當起更多責任時，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可能像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一樣迎來一個快速發展，消除貧困的時代。中國新的時代不僅僅意味著中國的復興，也會意味著所有國家的共同繁榮。
* 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本文是作者在2018年9月24日至26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發言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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