隴西黃土高原是中國黃土高原的最西部分，空曠、蒼茫、荒涼、寂寞，衝撞奔突的黃河顯得狂野而放蕩，從腳底踢踏出10個盆地，11道峽谷。本世紀60年代末，11道峽谷中的劉家峽出現了黃河上有史以來第一座百萬千瓦級的大型水電站。那嵌定在筆陡蒼黑的兩岸石壁之間的欄河主壩為整體式混凝土重力壩，高147米，頂寬16米，長840米，上方形成一個貯水57億立方米的人工湖。此壩可謂是千古黃河第一壩，顯示出我們祖國60年代電力建設的最高水平。
電，古人視之為“天火”。取天火來到人間，無論如何也離不開人類長期創造積累的知識財富。這座電站是勞動者重大力量的澆鑄，也屬於現代文明與先進學識的凝聚。難以置信的是，河水發電之日，正是中國土地上熱血沸騰、急於求成的時代，由我國各地自行設計、製造的開關、變壓器、大型機組安裝於大壩底部，高速運轉中故障迭起，工人們生氣地稱之為“關節炎”、“ 腦震盪”、“心肌梗阻”。在這病患連綿的環境裡，為數有限的知識分子便顯得尤其珍貴。
高級工程師蔣慰祖、許承度
作為新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他們二人生於南方（分別為江蘇武進人、南京人），一塊從豐滿水電站來到劉家峽水電廠， 先後於1979年、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嗜菸酒，又幾乎同時患上肺癌，病逝的日期只差一年多。 閱歷相近，工作在一起，“命運”卻大相徑庭。
個頭適中的蔣慰祖，中年謝頂，一副永遠不會煩惱、不會生氣的慈和麵孔。工餘喜好篆刻，會修理五花八門的進口手錶。有一天在家屬院遇到個看去面熟的小夥（叫不上名兒），那小夥從腕上抹下手錶讓他修理，他便帶回家去，坐在燈下拆卸洗擦。望著燈下這位“修表匠”瘦削的背影，誰能想到，這是水輪發電機組方面的一位著名專家，1956年榮獲過蘇聯電站部部長巴甫連柯授予的勳章、多次被評為先進生產者、1959年出席過全國群英會呢？這單薄的身影，更多地是出現在陰冷的水輪機渦殼裡。每當改造、整修的關鍵時刻，他所捧出的圖紙都是精緻細密，天衣無縫。倘是因了意外的原因，圖紙上注人大量心血的方案未能付諸實施，老頭兒既不難堪，也不氣惱，只是謙和地笑笑，輕輕收摺起圖紙，帶回家裡，掩上屋門，修表似的坐在燈下細細揣摸……過上半年三個月，新的設計任務下達時，他照樣會蠶兒吐絲似的，默默地伏於燈下，緊張地投入工作。
總工程師許承度則不然。他身板結實，密密的短髮似乎總是直立著，這是秉性倔犟的一個角色，也是電氣工程上的一員虎將。哪裡工作棘手他就出現在哪裡，幹在現場，吃在現場，來自任何方向的故障也打不住他的手。
豐滿水電站是舊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從日偽鐵蹄下掙扎過來，又被國民黨統治過一一個時期。在“史無前例”的年代，“左派” 們聲言：豐滿是個特務窩子，反革命黑線又粗又長，潛伏下的特務遍佈全國。黃河岸邊的許承度也在數難逃，被勒令交代日偽年月的“罪行”。他咬定牙關，死不吭聲。夜慕籠罩了劉家峽，撈不到口供的那夥人捂著大口罩進入小屋，將許承度吊在房樑上嚴刑拷打，血水滿地，仍是撬不出半句供詞。許承度知道，人格重於生命，緘口絕聲是對付毒辣厄運的唯一方式。壩底起了故障，沒有人能夠拿下，有人便鬥著膽哼唧了一聲，“只有靠許總了！”許承度立刻從“牛棚”裡被押了過來。忍著渾身傷痛、冒著莫測的政治風險投入搶修，邊上有入搖著小紅本，成著“幹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許承度黃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機組設備，眼角含淚，一顆心顫抖不已。
烏雲過去了，他終於恢復了做人的權利。正當他煥發活力、更加忘我地撲身於工作之際，他那心愛的、進入大學剛剛年的小女兒突然天折了！當時，全國的電視合正在播放日本的電視劇《血疑》，小女兒的病症正是電視片裡那個“紅瘢狼瘡”。每當黃昏時分，家家戶戶電視機開播之時，黃河邊的晚風裡便現出許承度狐獨的身影，鐵一樣剛強的漢子，這個電視劇卻看不下去……踏著西下的濤聲，他一個人遠遠地散步。踽踽於夕暉裡的許承度，萬萬沒有設想，病魔也會偷偷地朝著他那尊魁梧的身軀襲了過來。當他被癌症猝然擊倒在床上時，穿的仍舊是下廠房常穿的工作服，工人們最為眼熟的那一身工作服。
治沙專家蒲乃達
“黃河鬥水，挾泥七升”；“俟河之清，人壽幾何？”1950年，在印度舉行的國際防洪會議上，西方學者斷言：“人不可能征服黃河。”這些論點，反覆強調黃河是人世間天字一號的泥沙之王。劉家峽大壩，高水頭衝擊，挾動的泥沙對水輪機過流部件磨損極大，葉片破裂、大軸密封漏水、水導軸承燒瓦，造成檢修中最難纏的故障。這個廠假如也像別的水電行當那樣“重電輕水不管沙”，8年之前，泥沙已淤滿壩前庫區，一系列大型機組早就磨成啞巴式的鐵疙瘩了。“黃河西來決崑崙”，就在這渾水泥沙與人工大壩不捨晝夜的強大沖突裡，湧現出一位特殊人物：蒲乃達。
蒲乃達是隴右甘谷人，父輩弟兄6個，早先是當地一門挺象樣的大戶人家。他從小輾轉各地求學，解放初年考入清華大學水利系。1952年學校擬挑選幾名“尖子”赴蘇聯深造，乃達考中了，卻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刷了下來。學而優者路子寬，畢業後進入水電部北京勘測設計院工作，英年氣盛，他到過烏江、岷江，到過張家口之北的千里草原。1969年設計院撤銷，乃達自動放棄了京郊的永定河、天府之國的映秀灣、景色迷人的新安江，卻動員正讀書的兩個孩子和愛人一塊離開繁華京都，趕到荒涼冷峻的劉家峽落戶來了。“甘肅再窮， 是我的故鄉”。這位從瘠薄土地上生根發芽的知識分子，深知貧困與苦澀的滋味，而且立志要變革它、驅逐它。知識是潛在性的力量，是能夠進一步照亮理想途程的那一種神奇的力量。
劉家峽水電站是根據周恩來總理1955年的提議著手興建的。1956年，乃達就參與了工程的勘測工作。為了掌握第一-手水文數據，每年都要深入黃河上游的洮河及青海境內的循化、湟水、大通河實地調在。風寒之夜，在前無村舍、行旅滅跡的荒山裡棲過小小的山神廟，搬挪一塊石頭頂住破門扇，蹲在牆旮旯進入過夢鄉；1964年隆冬，推著破舊的自行車在凍結的黃河上勘測，冷不防跌進了牛鼻子峽的冰窟，險些兒葬身水底……一連串的遭遇，沒有嚇退他，反倒堅定了舉家西遷的信念，他那心底，老是轟鳴著發電機在黃河上轉動的音響，盪漾著大壩之內碧波粼粼的湖水！
“文革”當中，蒲乃達突然間被打成了“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加上他那個“四叔”又在臺灣，造反派便咬定這是“裡通外國”，跡近特務。平時關在“牛棚”裡反覆批鬥，一一旦變天，風雲晦冥，仍准許他與水工技術人員撐小船趕進驚濤駭浪之中。入牛棚而任人批，出牛棚則與天鬥。連續工作幾晝夜，洪水攜來的雜草樹枝包圍住小船，與廠裡失掉了聯絡，飢寒交集，兇險萬狀，有些在批鬥會上能踢能咬的人與乃達風雨同舟，這時才掏出幾句心裡話: “唉！我們在會上亂說胡攪，也是沒辦祛的辦法啊！”渾身透溼、嘴唇青紫的蒲乃達不理會這些，指揮他們按低在風雨裡照不出幾步遠的探照燈，俯身船頭，撈取洪水漂浮過來的生瓜青果胡亂充飢……也就在這個期間，甘肅會寧一個“革命”的老大娘叫出了一句響動全國的口號:“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吃閒飯。”口號所及，乃達的老母親大約是經不起這個折騰，獨個兒自甘谷縣摸到劉家峽投奔兒子來了。面對風塵僕僕、頭髮散亂的母親，乃達的心顫抖了，眼裡噙滿了淚花！他不敢公開其“地主婆”的身份，鄰舍問及，只好說“這是我的岳母。”
要說“厄運”，那是一場民族性的“厄運”。許承度、蒲乃達遭難之日，從豐滿來的一位副廠長被逼得跳進了流冰的黃河。包括1966年春上視察過劉家峽水電站的鄧小平、1971年參觀過水電站的郭沫若他們，日子也相當難熬。可以說，劉家峽大壩的強勁脊樑是從乾涸貧困的黃土地上站起身的，也是從大災大難的社會風雲裡聳立起來的，它身上烙下了很不尋常的時代印記。
不管怎麼說，浦乃達仍算一個幸運者。截止前年，大壩底共進行異重流排沙60餘次，效益相當顯著。1980年早春，乃達榮幸地出席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河流泥沙國際學術討論會”，其論文榮獲了科技成果獎。
在他的家裡，我見到了這位圍繞多泥沙大容量電站的運行周旋、抗爭了30多年的老人：方臉盤紫紅透黑，滿頭銀髮蕭疏，泥水裡得下的關節炎使他行步遲緩、笨拙，口裡鄉音無改，面額風霜成皺，這形象使我想起舊時小廟裡的“土地爺”了。12歲那年，他還是個稚氣天真的少年，六叔領著他自甘谷來到了200裡外的天郡時，正是薄暮時分，六權與他逗趣：“到街上看看去，那邊木杆子上，正有人扒上去點燈哩。”他出去了，突然又欣喜若狂地飛進屋裡，連蹦帶跳，手舞足蹈:“六權、六權，沒人點就亮啦，明晃晃的!”他這是生世來第一次見到了“電燈”。誰能設想，從這一時刻起， 他與西北黃土地上的水電事業竟結下了半個世紀的緣分。
老人好客而多情，取出臺灣那個曾任過日月潭電廠廠長的“四權”1982年暑季寫給他的一封信，讓我看：
“今由來信中獲悉詳情，深引為慰。因劉家峽水電工程，在我國為創舉，可以說是世界馳名的工程。而你的論文參加了“河流泥沙國際學術討論會”，實為我蒲家難得的光榮。沒想到你這個當年的小娃、乖孩子，今日對國家如此大的貢獻！”
“命運”以同一塊土地為底色，將人心聯在一起，將感情萬里溝通。
廠長彭學威
現任廠長彭學威，來自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學，中溜個兒，沉靜謙和，40歲那年升任廠長，一眨眼6年了，一點也看不出個廠長的風度、架勢。壩底的機組、設施一且顯示出細微的異常現象，當班的技術人員一時又找不出癥結，廠長辦公室的電話立時就響了起來。彭學威由電話裡獲悉情況，三問兩問，便從那龐大複雜、高速運轉的一系列密封的設備裡很快判斷出即將形成故障的位置、原因，而且依據緊急處理中的變動，推理出潛在的、可能萌生新毛病的部位，指示在場的師付們要在如林如網的機房裡一一“走到、聞到、摸到”。料事準確如神，處置合理得法，職工們咂嘴讚歎，十分欽佩。
廠裡有一天進行思想測試，試卷問答欄目中有一條：業餘時間你最喜歡幹什麼？彭學威填的是“最喜歡上現場。”開會、出差、從外地歸來，他第一件事就是去廠房。想到這兒，我隨便說了句：“那邊來電話， 去現場處置不是更好嗎?”彭學威說:“電這玩藝， 動作利灑，只說顯了徵兆，起火燒機子往往是幾分鐘的事。等我從辦公室趕去，早完了。”
“當年上大學，你準定是高材生了。”
他輕輕地搖頭: “書本上寫的與實地操作相距大大了。‘運行’是水電廠的前哨，1969年調到運行班，我一氣幹了10多年。那時節的學習風氣真好，大夥一起琢磨思考，與書本比照，我的學習心得密密麻麻抄了五、六本哩。”說到這裡，他笑了笑，“ 當時正逢10年動亂，這個廠設備不行，事故迭起。許承度、蔣慰祖這些老師付們藝高膽大，帶著我們苦苦摸索，使我從實地工作中對設備瞭若指掌，技術上也嚴格地鍛鍊了我。假如沒有這一場真刀實槍的“再教育’ ，目下這廠長的擔子恐怕就不好挑。 ”
這個廠前年為何能率先跨入國家二級企業的行列，彭學威去年之所以榮獲“全國五一老動獎狀”——面對眼前這對聰慧的眸子，我彷彿什麼都明白了。
身為副地級幹部，他仍住在多年前分給的普通高層樓房裡，女兒星期六學校歸來，只好蜷在沙發上過夜。前兩年燒飯的液化汽緊張，卡車進城拉汽，職工們先一天就在汽化站的院子裡抱來磚頭、石塊，捏白粉筆寫上名兒依次排隊，自搬自寫的行列裡，有彭學威的石塊。廠裡的林場裡養有雞鴨，惦記職工的生活，彭學威有一天到林場看了看，臨走時向場長建議:“咱這兒有的是水，鴨子生長快，往後去考慮多養鴨子，”彭學威去後，林場場長暗暗思量，彭廠長是嘉興人，吃慣了魚鴨，方才下這個話，八成是想吃鴨子了。天黑定了，捉下10多隻肥鴨，他悄悄去敲廠裡幾位領導的家門。彭學威開門見狀，氣憤得一下子漲紅了臉，連鴨子帶人轟下樓去。幾天以後，廠裡宣佈了撤銷場長職務的命令。
“在當今社會里，保持清廉奉公的作風，可是不容易。”
彭學威點點頭。“我任廠長時，正好與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同步。前任廠長楊大鴻比我年長10歲，現為黨委書記。從前他培養、鼓勵我，而今是支持我、點撥我。比如在幹群之間，他強調嚴格管理決不意味著主僕關係的顛倒。如果工人將幹部當成‘老闆’而不再視為公僕，那就壞事了……”
人們私下最稱道的，是彭學威對工人同志有感情。我糾纏這個題目時，他有些為難。
“這讓我怎麼說呢？ 1968年秋天來到這裡我被分在開挖一隊打洞、放炮、修房子，身上除了汗水就是泥巴，中午就在山坡上鋪一簾草墊躺下打盹，10多年裡，一直和工人泡在一起。說句不怕你見笑的話，為幾塊磚頭、為一罐液化汽，我也曾與人爭執過、吵鬧過，那時節受到欺負，對幹部特殊化從心裡反感、厭惡。現在自己當廠長了。地位變了，怎麼能忘記過去呢？例如我的住房，已經比上海人的居室寬敞多了；退一步說，假如我仍舊是個工人，而並非廠長，目下住的這個房子有調的可能嗎？人為什麼一當上“官’，相應地就要形成一種領導人的心態呢！對這一點，我怎麼也想不通。
這一座為祖國建設立下了功助的攔河大壩，在我的眼前漸漸化作了一塊神奇的“神石”，無字，無聲，巋然仁立，卻以巨大的黃河脈息，傳遞著一曲複雜多變的“命運”消息。
沒有老一輩革命家的規劃、指點，這兒不會迅即興起一座現代里程碑式的大壩， 西北土地上的光明與生力會晚至一步甚至好幾步;
大壩矗起了，由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為大壩壘石奠基的知識分子們，個人際遇為什麼這樣的艱辛、曲折呢?
有人會說，沒有那一場“浩劫”就好了。
倘無那一場“浩劫”，彭學威這樣的水鄉子弟，會成為如此深得人心的好廠長嗎? !
“浩劫”一去而不復返,黃河本身卻無法寧靜。靜夜裡，彭學威在沿河的華燈下獨自散步時，望著前方不遠處巍然聳起的大壩，他的心頭禁不住卻泛起這樣的憂慮:“目下的條件比從前是優裕了，而現在年輕人的價值觀念卻越來越往個人身上歸攏，艱苦奮鬥的心志代不如一代，對事業彷彿‘局外人’似的，主人翁意識漸漸在淡漠。這種可畏的傾向，該如何去扭轉呢？……
前方的大壩是雄壯的、也是神奇的，淡淡的星光下，似乎隱含著一個遙遠而古奧的秘密，這秘密也許就是：“命運”，它緊緊地主宰著我們的事業，左右著我們的生活，引起我們無盡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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