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廷上下对洋人是既恐惧，又憎恨，还藐视。
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发生的一幕，改变了清廷对洋人这种复杂且一边倒的看法。
北京城被英法侵略军攻破，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后，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留京高官们惊异地发现，想象中的灭顶之灾并没有发生，侵略军并没有逞凶势将京城据为己有的意思，相反派兵分踞京城各处，把守城内各仓库及衙门。
很显然，这样的蛮夷强盗他们从未见过，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似乎也没有。
更让这些高官们惊异深思的是，这些蛮夷强盗在索要了五十万两现银以及其他一些求利的条款后，居然甘心言和，撤军南返了。
由此，象恭亲王这样脑袋并不迂腐，也不偏激的高官们在深思下得出了一个结论，闯进天朝的洋人并没有问鼎中原的“狼子野心”，他们只是一心牟利，并无他谋。
有了这种认识后，1861年初，恭亲王联合其他几名朝中重臣会衔向朝廷上了《统计全局折》。此折在回顾夷祸之患以及《北京条约》的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这说明了什么？
他们根本没有图谋大清社稷与百姓的歹心。
既然如此，为何不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然后借用他们的洋枪洋炮去对付心腹之害——太平天国和捻军呢？
这是恭亲王等人为内忧外患下的清廷开出的一剂战略补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剂战略补药让破败不堪的清廷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
然而，究竟该怎么具体执行“借夷助剿”这一悬崖边取利的战略？朝中很多重臣还是表示了深深地担忧。
漕运总督袁甲三就公开反对，他说，战不胜，则和不久；暂时言和，以后终究要战。现在借用洋人助剿，弄不好就是引狼入室。助剿功成后情况可能更糟，洋人不仅可能狮子大张口，更可能以此为借口重挑战端。
照传统的历史经验，袁甲三的担忧不无道理。
但在正与太平天国鏖战的另一些封疆大吏看来，袁甲三的担忧未免懦弱、无能、胆怯了些。在这帮人看来，蛮夷如虎不假，但怎敌我天朝统御万民的智慧权谋，恭亲王已经说了，用信义笼络，用手段驾驭是前提，有这个前提何愁不能给蛮夷置一个收放自如的牢笼。
况且，天朝从来不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权谋。
此种争执表面上看是能不能这么干的问题，实际上则是怎么干才能万无一失的问题。
这时候，正统帅湘军与太平军鏖战的关键人物曾国藩说话了。
一半圣贤，一半腹黑的曾国藩，拿出的办法果然老谋深算的很。他说，第一、洋人可借用，但不能滥用，限于上海一地最好；第二、借用要讲策略，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
品品曾国藩的办法，只在上海用，那就是关键处一边用，一边画地为牢；会防不会剿就更老谋深算了，守危城让洋人上，攻新地摘果子让自己人来，这么干，既把洋人当炮灰用了，完了他们还没多少邀功请赏、漫天要价的机会。
换成当下的话说，这么借用洋人，洋人到最后是只有玩命的义务，没有分蛋糕的权力。
到这里，咱们今天要聊的李鸿章终于可以登场了。
李鸿章的人生大机遇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因为上海有被太平军攻陷的危险，在上海官绅的一再恳请下，曾国藩最终下定决心，让李鸿章独自领军驰援、据守上海。
这是淮军崛起的起点，亦是李鸿章强势崛起的真正开端。
咱们前面说了，曾国藩关于如何借用洋人，主要就是针对上海一地说的，这既是曾国藩的深算，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因为上海不同他地，1860年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就曾提出“抚夷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但因为上海势危，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还是暗地里雇用美国人华尔组织了“洋枪队”。
“借夷助剿”成为朝廷新战略后，“洋枪队”不再遮遮掩掩，很快就成了朝廷正式雇用的“常胜军”。
也就是说，李鸿章到上海后，在借用洋人这一点上，早已存在的”常胜军“就摆在他面前，他是想用也得用，不想用因为现实需要也必须用。
总之，不比自己搞起来的队伍那么好用。
然而，随后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李鸿章在对付洋人上比曾国藩要厉害的多。曾国藩固然老谋深算，但似乎始终放不下他秉承的那个”诚“字。
李鸿章就不同了，虽然嘴上他也推崇曾国藩的”诚“字，但根上他却认为对付洋人，唯有耍”痞子腔调“、使”痞子手段“。
那李鸿章所谓的”痞子腔调“、”痞子手段“究竟是怎么耍的，怎么使的呢？
洋人咄咄逼人的时候，他油滑无比，绝不跟你叫板，只要把你绕晕、绕傻就好；洋人坚持那些个道道可以利用的时候，他腹黑无比，要么让你帮着数钱，要么让你替着挨刀；洋人有把柄可握的时候，他毒辣无比，不是用脏水泼废你，就是用伎俩搞死你——
李鸿章因为签了太多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在咱们的朴素认知中，在洋人面前他始终很怂。这其实只是国不如人下的难为一面，深入到实际中看，很多事很多过程，李鸿章其实没少给洋人设圈套、挖深坑。
站在国家的层面，李鸿章最终总是受辱，但如果单挑，李鸿章赢起来可能并不费劲。
对付常胜军的三任头领就是一个鲜活的写照。
李鸿章刚到上海的时候，常胜军第一任首领华尔是拒不见他。为此，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自嘲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理会，并未至敝处一谒，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小过节耶？“
姿态上十分地大度。
但大度有时候就是一种藐视。
几次接触下来，李鸿章果然向曾国藩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他说华尔和”常胜军“简直”蠢然一物“，充其量只是外国流氓。
但与此同时，李鸿章又承认这些外国流氓的战斗力十分惊人，所以必须想办法加以钳制，然后尽用。
严格来说，李鸿章说华尔是外国流氓，有些言过其实。此人虽有专横跋扈、狂傲不驯的毛病，但还算守规矩，打起仗来也是没话说。因为这些，上海头面人物杨坊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成了中国女婿后，华尔干脆加入了中国籍，朝廷对他的印象也不坏，多次立功后，也给了他一个副将的正式官职。
但对李鸿章而言，华尔归根结底是洋人，更不是自己人，所以必须钳制加尽用。
怎么钳制法呢？
高智商痞子手段。因为华尔能打仗，李鸿章用的着，所以他不正面跟他起冲突，但又太狂横怎么办？李鸿章的做法是，我搞掉你在上海的后台，我看你还怎么狂横。
就这样，此前一直在上海主持局面，更是华尔后台的吴煦、杨坊被李鸿章解除了职务和兵权。
谁是上海老大一目了然后，李鸿章对华尔并没有大力压制，甚至没有恪守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原则，结果华尔被当成炮灰，战死在了浙江慈溪。
华尔战死后，因为洋人的跋扈，李鸿章全面接管常胜军的算盘没能打成，原华尔副手美国人白齐文接管了常胜军。
比起华尔，这白齐文就象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流氓了，所以李鸿章对付他的办法自然不同。
上来的套路——穿小鞋，套路其实很老，但对更加肆横的外国流氓似乎很奏效。1863年1月，白齐文带卫队从松江回到上海，向华尔的中国老丈人杨坊索要欠饷。
被杨坊拒绝后，这外国流氓居然把杨坊痛殴了一顿，并抢走了银饷四万余元。
李鸿章抓住这个把柄，以”不遵调遣，劫饷殴官“的罪名，很强硬地就把白齐文革了职。外国流氓不服气，甚至拉来了美英两国公使向朝廷施压，讨说法。
但在李鸿章面前，统统不好使。
不仅如此，李鸿章借这事又把吴煦、杨坊打击了一遭，理由是白齐文之罪，吴煦、杨坊两人难脱干系。
再说这白齐文。
见官复原职无望后，这外国流氓竟然抢夺常胜军轮船”高桥号“，投奔去了太平军。
得知此事后，李鸿章当即悬赏捉拿，而且是不要活的，见人头赏银三千两。
此时的太平军已属颓势，李鸿章这么一搞，因是众矢之的，太平军对白齐文也无心重用。本以为能要个高价的白齐文，想法落空后干脆又脱离太平军，幻想能重新回归常胜军。
但这样的回头草，李鸿章怎可能让他吃。
两头无路后，白齐文只得离开上海。在日本混了一段时间，没寻到出路后，这外国流氓居然又一次潜入了中国，想去投靠驻军在福建的太平军侍王李世贤。
结果，在厦门被清军郭松林部抓获。
按当时清廷与洋人签订的条约，白齐文应交给美国领事馆处置。正因为如此，在押送白齐文来苏州的途中，船翻了。
白齐文死得妥妥的。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是李鸿章干的，但很多人都怀疑主谋即是李鸿章。
继白齐文之后，接管常胜军的是戈登，此人类似华尔，但似乎比华尔更有职业军人的操守以及口碑。
但在李鸿章眼中，此人仍是必须对付的蛮夷、异己。
对付戈登，李鸿章的套路又变了。因为淮军渐渐有了掌控苏沪全局的能力，此时的李鸿章开始偏向曾国藩的”会防不会剿“，但他把这个原则用的很狡猾，经常仗打的差不多了，该摘桃子了，戈登的常胜军就被调走了。
但李鸿章利用戈登绝不仅仅只有这些，更腹黑的还是在诱降太平天国八王，兵不血刃攻占苏州城，进而斩杀八降王这一权谋大事上。
在当时，驻守苏州的太平天国八王是不相信李鸿章的，若没有戈登以他的军人信誉做担保，李鸿章的诱降之计未必能成功。
让太平天国八王和戈登都没料到的是，他们居然都是李鸿章兵不血刃拿下苏州城的棋子。
结果，八王悉数被杀，戈登信誉扫地。
为此，将军人信誉看得很重的戈登扬言要杀了李鸿章，但躲起来的李鸿章却在几个月后为戈登送上了一个更残酷的现实——
兔已死，狗必烹。
但比起华尔、白齐文，戈登的结局算是好的了，虽然离开中国时，他很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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