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學者費正清（1907—1991）曾研究中國問題60餘年，撰寫了不少有關中國問題的有影響的著作。1946年10月27日，他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來自中國心臟的挑戰》，是為當時在美國影響很大的《中國驚雷》一書寫的書評。該書同年1月由美國斯隆出版社出版，主要反映當時中國革命的情況，作者是美國《時代》週刊和《生活》雜誌駐中國的兩位記者白修德和賈安娜。筆者在哈佛大學檔案館找到了這篇書評的原稿以及20世紀40年代費正清發表的其他有關中國革命的論述，並作了一些對比分析。同費正清同期其他學術著作相比，這篇書評集中反映了他在40年代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也是這一時期他有關中國革命和國共兩黨比較充分的一次論述。
一、認為國民黨“必將失去政權”
20世紀30年代初，當費正清旅居中國時，就曾分別同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和伊羅生等人討論過當時中國的形勢，並一同外出考察。40年代費正清兩次來中國，任職於美國戰略情報局和美國駐華使館。他曾經認為，國民黨勢力強大，能夠消滅共產黨，但耳聞目睹了國民黨及其政府的專制腐敗後，認識開始發生變化。
費正清1943年8月所寫的筆記表明，他已認識到國民黨已經喪失人心，看到了中國民心的向背。他寫道：“我對現政權已不存在希望，因為從感情上，它已失去廣大人民的信任，而且也不能給人民帶來任何實實在在的好處。這個政權已經千瘡百孔，腐朽不堪，並且沒有足夠的有識之士來挽救殘局，因此，它不過是苟延殘喘而已。”
在為《中國驚雷》所寫的書評中，費正清尖銳地指出了國民黨當局的專制腐敗。“從前對國民黨政府的揭露都不徹底”，該書“真正揭開了蓋子。美國公眾可以看到他們以民主的名義支持的是多麼專制獨裁的政府”。《中國驚雷》犀利地批判國民黨說：“領導層腐敗透頂，秘密警察制度殘忍，矇蔽群眾，不管人民死活。”費正清和國民黨當局上層人物交往較多，瞭解其腐敗內情，他評論說：“這些記述非常生動。”
關於國民黨當局的前途，費正清在書評中說，因為國民黨依賴地主，而地主又依靠農民供養，在中國農民運動的問題上，國民黨陷入困境，不能動員民眾抗擊外敵，“必將失去政權”。
二、認為中國最終會選擇“毛澤東的民主”
20世紀30年代初，費正清已開始關注中國共產黨。但是，當時他是不相信共產黨的。1934年10月，他在寫給史沫特萊的信中說：“我不相信共產主義會對這個國家有幫助，因為，這裡沒有人能夠實踐共產主義，共產黨人也不行。”1942年10月，費正清到了重慶，他對當時局勢變化的預測仍然是“共產黨很可能為國民黨所摧毀”。然而過了一年後，他對中國共產黨開始有了新的認識。1943年底，費正清從中國回到華盛頓，作出了“中國革命是內生的”這一政治判斷。他的意思是中共不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傀儡，中國革命有著自己傳統的和現實的基礎，“絕不是CC系和戴笠的軍統特務的高壓政治所能絞殺的”。
在這篇書評中，費正清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有吸引力。他比較分析了國民黨的所謂民主和共產黨領導的民主，認為“共產主義宣傳更受歡迎，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比國民黨的民主更有吸引力”。他還認識到民心向背決定著政權的存亡，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大法寶——群眾路線。“共產黨人以史為鑑，與農民保持了緊密的聯繫。這個黨深入鄉村，發動群眾。這是國民黨和日軍難以想象的。”
費正清對白修德和賈安娜看好共產黨表示認同。在《中國驚雷》一書中，白修德記述了考察延安的感受：“國民黨聲稱延安搞專制主義，有秘密警察，有集中營。這些東西國民黨自己有，卻矢口否認。我在延安沒有發現這些東西。我在那裡幾個星期，但在那裡幾個月的美國人也沒有發現像重慶國民黨那樣的專制機構。”白修德和賈安娜還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實踐者。”費正清認為他們認識到了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的興起。
費正清看到了中共領導的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歷史趨勢。他在20世紀40年代就同周恩來、聶榮臻等中共領導人有過接觸，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瞭解也日漸加深。當然，從他的思想深處來說，他對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是不認同和不支持的，曾坦言：“在我們中間，誰也不想支持共產主義。我們所希望的僅僅是容許反對黨在正常情況下存在，來代替目前的一黨專政。”在書評中，費正清亦強調了這一點：“蔣介石的民主不是我們所要的，毛澤東的民主也不是我們所要的”，但是，他已意識到“中國最終會選擇後者，儘管我們支持前者”。
三、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對美國人來講也是一場悲劇”
經過對中國革命的考察，費正清對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有了比較客觀的認識，從而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了懷疑。“我對中國政治的瞭解，再也不是抽象的了。我瞭解了具體的人，認識了當時的局勢。這使我對美國的政策產生疑問。”1946年11月1日，費正清寫信給貝克曼，提出“不應再將支持蔣介石作為團結的基礎，相反支持他會使團結的基礎動搖”，“我們都有義務使得美國公眾明白這一點”。
在書評中，費正清批評了當時的美國對華政策。他認為，美國援助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當局是自毀形象。其使用美國製造的飛機、培訓的飛行員、製造的燃料，“對美國人來講也是一場悲劇”，因為“東方人會從美國在中國支持誰判斷美國人的道德、意圖、信仰”。他用嘲諷的語氣說，美國人很聰明，能夠製造飛機大炮，但搞政治時很愚蠢。“先進的中國人看到美國把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交給反民主的勢力濫用，非常痛心。”在書評的原稿中，費正清還認為美國人如果意識到自己“未能分清是支持多數人還是支持當權的既得利益者時也會非常痛心”。他贊同《中國驚雷》一書分析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嚴重後果，並強調這是“災難性”的。他還批評了曾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赫爾利，認為其所作所為“給馬歇爾和司徒雷登的工作帶來了後遺症”。在1947年7月2日的《遠東觀察》上，他進一步指出：“美國在亞洲抵制共產主義，其實質是美國人在和亞洲人民作對”，正是美國人自己喪失了和共產黨友好的機會，把中國人推向蘇聯一邊。
四、認為“美國的民主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在20世紀40年代，費正清已開始意識到解決中國問題不能用美國模式。他在書評中指出：“美國的民主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在他看來，“認為中國能夠而且必須推行西方的民主模式是非常愚蠢的”。在1947年7月2日的《遠東觀察》上，費正清進一步提出：“在亞洲推行自由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結構，不符合亞洲原有的傳統，超出當地的條件。”
費正清還提出了中國的現代化不應該是“美國化”。1946年2月11日，他在美國駐華新聞工作的幾點指導意見中說：“現代化，而不要美國化。我們認為對我們有益的事物未必也對中國有益。解決中國問題的思路應當是：把科學與民主結合起來，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應用於中國大眾的生活。”
在書評中，費正清認為，美國人在中國的失敗“首先是對中國的認識錯誤”。他認為自己要做的就是“幫助美國人接受中國生活的事實”。他在20世紀80年代寫的自傳中說：“在過去50年裡，一直致力於理解中國”，“共產主義在美國是邪惡的，而在中國卻是有益的，我對這一結論的真實性深信不疑。這導致我提出了另一看法，即中國和美國是有著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秩序’的國家——這也是毫無疑問的”。
費正清對中國革命形勢所作的比較冷靜、客觀的分析，出發點仍是為美國對華政策和“自由主義理想”服務的。比如1951年5月，他在《哈佛校友通訊》上發表的《反思亞洲政策》一文中就說：“我們的基本目標是支持全世界範圍內有法治保障的個人自由和體現我們的信仰的社會發展。”儘管如此，他在這篇書評中所表達的見解，對國共兩黨歷史命運的分析和看法，是在1949年國民黨敗逃和美國承認對華政策失敗的兩年前，相對於當時的美國政府，應該說費正清還是有他的預見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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