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的初秋，隨著一紙合約的簽訂，歷經庚子拳亂、八國聯軍蹂躪的北京城，終於恢復了往昔的寧靜。這表面的平靜，卻無法掩蓋古老王朝背後的衰敗與頹勢。帝后黨爭、地方離心、革命四起、列強環伺，內憂外患如夢魘般纏繞著早已風雨飄搖的大清王朝。
當洋務、自強皆告失敗時，“變法革新”再次成為挽救王朝危局的希望，哪怕戊戌血腥政變的記憶還未消散，菜市口的鮮血還在流淌，為了延續這個衰老王朝的生命，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正視那個曾被她親自否決的“變法”之策，清末“新政”的大幕由此徐徐拉開。
挽救大清的最後希望
清末“新政”中最為重要的一環，莫過於將大清國體由君主專制改變為君主立憲的立憲運動。
關於“君主立憲”的倡議，其實早在1880年代就已出現在中國，1898年康有為與梁啟超領導戊戌變法時，就是打著“君主立憲”的旗號。只可惜康、梁二人在政治上過於激進與幼稚，對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守舊勢力”發起“無情打擊”，最終反遭徹底鎮壓，“君主立憲”的呼籲也隨之不了了之。
戊戌變法失敗了，但並不代表“君主立憲論”也就此銷聲匿跡，其擁護者依然大有甚者，世人所熟知的張之洞、張謇、孫寶琦等，均是力主“君憲”的清廷大員。到了1904年，面對內外交困的時局，身為湖廣總督的張之洞，率先上書朝廷，奏請立憲，並進獻了一套自己私刻的《日本憲法》，希望清廷能以此為借鑑，改制革新。隨著張之洞的表態，各地督撫，駐外使節也紛紛上言請立憲政。慈禧太后面對雪片般飛來的“立憲”奏章，本不願做積極回應，但一個事件卻改變了她的想法。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擊敗老牌強國俄國，成功“脫亞入歐”，一舉躋身世界一流列強行列。儘管日俄戰爭本是日、俄兩國為爭奪東北亞的勢力範圍在中國自己的國土上爆發的一場“不義之戰”，然而面對日本的大勝，大清上下竟是又驚又喜，當時報章上皆大力鼓吹日本的勝利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勝利”。更重要的是，日本在1889年頒佈了《大日本帝國憲法》，成為“立憲國”，於是這場勝利更被描繪成“立憲國家對專制國家的勝利”。
清廷內外既驚訝於日本對俄國的勝利，更喜悅於“立憲”的魔力，一時之間號召大清也應效法日本儘早“立憲”的呼聲甚囂塵上。
面對著這般刺激，慈禧也坐不住了，稱讚道：“日本有憲法，於國家亦甚好！”，簡直就是個“救國良方”嘛！終於，1905年，在大臣們的多方奏請下，慈禧太后下詔，宣佈設立督辦政務處擬定大綱，施行十二年預備立憲，並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日、英、法、美等國政體，並準備著重向德國、日本這類二元制君主立憲國家學習“立憲”之法。
立憲大法的陰謀
就這樣，大清在慈禧太后的一紙詔令下看似走上了“君主立憲”的康莊大道，但實際上晚清的“立憲”之路依舊迷霧重重，前路難辨。清末“立憲”的動機本就不單純，慈禧與親貴們之所以答應“立憲”請求，其最主要的原因並非對“立憲”的作用有什麼深切的體認，而只是迫於形勢，為延續王朝壽命，在不得已之下借“立憲”搪塞眾人之口。
自庚子國變後，隨著漢人地方督撫權勢的增長，以及士紳階層的發展壯大，清廷內部的滿漢衝突日趨嚴重，而在海外，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已明確打出了“反滿”的旗幟，各地的武裝反抗鬥爭可謂風起雲湧。望著全國上下日漸尖銳的滿漢矛盾，向來標榜滿漢和睦的清廷著實有些慌了神，滿人是國之宗親，得罪不得，漢人雖是被統治者，卻是國家的主體，一旦處理不好激起民變與起義，對於國勢孱弱的清朝可吃不消。
此時，張之洞等漢人大臣呈上的“立憲”之法，便成為慈禧等人的“法寶”。因為，“立憲”是由漢人官員主動提出來的，如加以採納，便可表明清廷對漢人政治訴求之尊重，安撫其情緒，從而減緩消弭和漢人對滿人的怨氣。再者，立憲工作曠日持久，慈禧太后當時已年過七旬，恐怕也難以見到立憲告成的日子。
既然，立憲可以安撫民心，確保自己在有生之年大清的安定，如此良策何來不用之理呢？不僅是慈禧太后，滿清親貴也對“立憲”打著自己的算盤。君主立憲，本意是實現君主權力同人民的妥協，下放權力給人民。相應的，人民在參政的同時，也維護了皇族的地位。可是親貴們不是這樣想問題的，他們覺得國家的權力就應該牢牢抓在滿人的手裡，分權？想都別想。派遣出洋考察政體的五大臣就懷揣著這種心態，因此，剛考察完日本，五大臣之一的載澤便匆匆上書稱：“立憲政體利君、利民，獨不利於官！” 立君、立民，卻不利官，這還得了，以後立了憲，漢人爬到自己頭上，滿人親貴們還不都得“喝西北風”去了。
於是，清廷在滿人權貴的壓力之下，決定在“立憲”運動中加入一條“官制改革”的法案。這個“官制改革”說起來冠冕堂皇，是為了改革中國陳舊的官制，以適應世界潮流，但實際上親貴們是想借著改革來分割、回收漢人大臣的權力。
晚清自平定太平天國之後，以曾、左、李為代表的漢人地方督撫勢力逐漸坐大，滿清權貴們對此自是頗為忌憚，而庚子國變期間發生的“東南互保”，更是讓他們害怕這些手握重權的漢人大臣終有一天會不奉大清號令、另立政權。因此，打著“立憲”的名目，將過去漢人督撫手中的財權、軍權收歸中央，成了親貴們心心念念之事。
一項政體改革，最為重要的就是廣開言路，讓百姓真正明瞭改革的意義。日本在明治維新伊始，明治天皇即頒佈《五條誓文》，宣誓要“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上下一心，大展經綸”，積極倡導“文明開化”。可在滿漢的權力鬥爭下，滿清權貴們卻急於將“立憲”的話語權掌握在自身手中。
為此，清廷接連封報館、興黨獄、嚴申學堂戒律、禁止紳民討論政務。要求民眾只能被動地接受由清廷欽定的“預備立憲”章程，不允許自由宣傳和討論立憲政治。 這導致清末整個社會的憲政意識，相比明治維新時期日本轟轟烈烈的“自由民權運動”，可謂相去甚遠。
可以說正是在權力的傾軋與爭奪下，清末憲政一路磕磕絆絆。短時看來，這些因素尚無法對“立憲”構成什麼實際的困擾，但由後世的眼光看，這些深層次的矛盾卻恰恰為日後清廷“立憲”的變異乃至王朝的最終覆滅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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