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香港以其連接東西的獨特地位，一直扮演著重要和不可取代的角色。當前，國際環境正處於劇烈變化的重要階段，中美貿易摩擦雖然可能會階段性出現緩和或者休戰的局面，但是從總體趨勢看，中美經貿關係可能面臨與過去四十年來迥異的格局。在這樣的新環境下，香港獨特的經濟金融地位，又凸顯出重要的優勢。
一、香港在發揮連接東西優勢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香港廠家是第一批到內地去北上設廠的，從深圳開始，快速擴大到整個華南地區、以至於整個中國。四個經濟特區相繼成立，是內地對外開放的重要里程碑，後又相繼開放有地理優勢的沿海城市，這些地區與港商緊密合作，成功吸引大量外資進入珠三角、長三角。
過去四十年以來，香港一直是內地直接投資的最大來源地，內地吸引外資的橋頭堡，不僅為內地發展帶來亟需的資金，也帶來了技術和生產管理經驗，大大推動了內地的經濟轉型和增長。
中國加入世貿後，內地經濟和全球經濟接軌的渠道進一步打開，香港到內地投資的項目也開始轉變，從偏重製造業變成多元化、多方位的投資。不過在轉口貿易方面，香港仍然是世界和中國內地往來的主要渠道，香港作為貿易中介樞紐的角色並沒有減弱。2017年香港自中國進口的商品貨值為20301億，佔整體進口的47%，出口往中國的商品貨值為21058億港元，佔整體出口的54%，是香港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利用香港的中介地位，中國貨物經過香港轉口銷往其他目的地的總值有22268億港元，在中美雙邊貿易中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都有約7%是通過香港轉口往對方市場。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內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內地國內生產總值(GDP)出現高速增長，到2017年已超過80萬億人民幣(約12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的15%)，年平均增長約9.5%，過去五年內地增長對世界經濟貢獻一直超逾30%，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推動器；自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1992年中國內地企業以A+H股的形式在香港上市，香港逐漸成為內地企業上市的融資門戶。內地不少機構在香港設立“窗口”公司，透過香港籌集銀行貸款。2005至2006年間，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工商銀行都成功在香港首次上市，總共籌募了360億美元資金，這些國有銀行、以及隨後而來的一系列中小銀行來港上市，也為中國的銀行體系改革改革作出了重大貢獻。從2005至今，香港已經成為內地企業首次公開招股的最主要海外資本市場。目前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內地企業1021家（包括158家紅籌公司、246家H股公司及617家民營企業），上市公司總數佔比達到64%，總市值及成交金額約佔整體市場的74.6%。
香港一向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重要門戶。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在歷史、文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各方面都和內地緊密相連。中國到海外的直接投資(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中，70%是投資到香港或通過香港投往其他地方。透過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除了獲得資金，同時也獲得了香港先進的管理和經驗，提升內地的管治和風險管理的意識和水平。
香港還有"先行者"(First Mover)的優勢，2004年已經開始發展個人人民幣業務，在2007年開始陸續開發人民幣債券市場，又建立了高效和安全的人民幣清算平臺和支付系統。2009年7 月推出了跨境貿易人民幣支付業務以後，各類企業的人民幣業務和個人金融和理財產品，包括保險、投資產品和基金等等都已陸續出臺。香港能夠擴展和深化人民幣離岸業務，為人民幣面向國際提供"窗口"、"試驗場"和"防火牆"，為中國的資本賬逐步開放和人民幣逐步邁向可自由兌換作出了積極貢獻。
二、香港有條件繼續擔任粵港澳大灣區中的核心城市，繼續發揮引領作用
對照世界三大灣區的發展規模，大灣區具備發展成為下一個世界頂級灣區的條件。大灣區區域面積約5萬6000平方公里，2016年區內常住人口約6774萬人，GDP約13879億美元，人均生產總值近2萬美元，經濟及社會規模可與部分發達國家相比。目前大灣區的GDP高於舊金山灣區，緊隨紐約灣區及東京灣區之後。但從人均GDP來看，大灣區仍遠低於其他三大灣區，當中與以高科技產業為主的舊金山灣區的差距尤甚，一定程度上反映目前大灣區不少產業仍是勞力密集，處於價值鏈較低端位置。和現有世界三大灣區已進入創新經濟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現有製造業的比重較大，雖然深圳、香港等個別城市已經具備創新經濟和服務經濟的特徵，但是區內大多數城市仍然處在由製造業向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粵港澳大灣區內不同城市的發展程度差異顯著，深圳、香港在全球的資源分配能力處在領先地位，大灣區的整體效應和影響力發展空間巨大。
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有著高效率及穩健的金融基礎設施、完善的監管及法律制度。近年來先後推出的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及基金互認安排等舉措，既促進了內地資本市場對外開放，也讓香港和國際投資者獲得更多渠道投資內地。2018年4月香港交易所的上市制度改革，吸引科技金融、生物醫藥等參與者融入金融生態圈，為成長期較長的創新企業提供了更多資金來源和市場前景。
在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其最為突出的優勢，而這恰恰是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的發展中最為需要的。廣東具備比較完備的產業體系和製造業基礎；深圳堪稱創新高地，不斷催生新業態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目前深圳的生物醫藥產業規模於2016年達到2,000多億元，已建成華大基因、邁瑞、北科生物等創新型企業319家。除了金融科技公司，大灣區還擁有華為、騰訊、中興、比亞迪、華大基因、大疆等多種類型的創新企業。香港交易所上市平臺所提供的“上市改革”可吸引更多創投資金流向這些領域，香港與深圳在金融科技發展方面可以優勢互補，共同推動金融互聯互通，達至雙贏。
另外，香港擁有與國際金融服務緊密互動的規則體系和豐富的經驗，可幫助大灣區企業更好地“走出去”。比如大灣區的企業可以在香港成立財資中心，進行資金管理；在香港設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提升風險管理效益；還可以藉助香港在企業併購方面的專業服務，利用香港豐富的管理資源和通訊便利等優勢，幫助高科技企業突破貿易壁壘、監管障礙，為全球擴展制定有效的發展策略。例如，2015年光大控股收購Lampmaster 這家全球領先的高精密工業設備公司，通過光大香港進行運作，不僅以香港為平臺設立了全球併購基金，籌集外部資金，還享受香港平臺提供的法律和人才優勢。
第三，目前香港已經成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全球約七成的離岸人民幣支付交易經香港處理。 隨著互聯互通措施先後落實，市場上的人民幣投資產品的種類和額度大為增加。未來香港可以更好地滿足區內的離岸人民幣結算、融資及資金管理需要，比如大灣區企業在國際市場開展離岸投融資業務，相當一部分可以更多考慮以人民幣形式完成—如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人民幣計價的境外優先股、以人民幣進行境外股權收購，等等。
未來大灣區在社會文化、法規、技術標準、決策程序和執行等方面一定要做到保持多樣化的體制差異，同時無阻大灣區內的物流、人流、資金流和訊息流；遇到問題，可以用先易後難方法，逐步消除各項障礙；最終將大灣區建設成一個龐大的共同市場以及生活圈，令區內的所有人口都可以分享大灣區共同發展的成果。
交通運輸方面，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後，海關通關需要花一定時間，通關手續需要進一步改善，以增加便利性。港口吞吐總量雖具備規模優勢，但區內港口間的運輸類別存在重疊，需要將港口功能差異化，以集裝箱、能源化工、鋼鐵等類別進行分工，避免同質競爭。
在信息化管理協調統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打破固有壁壘，香港能最快捷地獲得來自全球各地的消息，但是大灣區內地城市對境外信息的傳遞不夠實時和透明，形成了較為封閉的金融信息市場。因此金融業整合，第一步需要從信息共享出發，建立互聯共享系統，真正成為一個信息能有效共享的大灣區。
金融業態融合方面，在股權、債權、外匯、金融科技與跨境人民幣、碳金融等領域，合作前景廣闊，大有可為。
第一，在股權市場領域，粵港澳大灣區在股權市場上不斷融合，推動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其中香港交易所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港交所的數據顯示，自2013年底以來，在港上市的大灣區廣東九市企業在港交所的市值佔比由7%升至2018年9月15日的15%，在全部中資股中的市值佔比由11%升至2018年9月15日的24%。可以把香港的金融體系和大灣區的產業資本進行對接。
第二，在債權市場方面，粵港澳大灣區企業通過香港市場發行點心債、中資美元債等產品，推動跨境債權市場發展。未來，伴隨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需求和境外投資者資產配置需求的增長，大灣區跨境債權市場將迎來進一步發展和開放的機遇，圍繞實體經濟的債權產品創新可釋放巨大潛力。
第三，在外匯與跨境人民幣業務層面，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內人民幣跨境流通機制已覆蓋居民與企業基本金融需求，香港作為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投融資的重要門戶地位也頗為穩定，同時澳門正在打造“葡語系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
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外匯和跨境人民幣業務可將大灣區作為整體，並充分利用珠三角與港澳各自優勢，創新更多與人民幣在全球配置相適應的市場工具、管理手段與政策便利，進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這既是粵港澳大灣區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也能為中國金融對外開放提供“試驗田”與“安全墊”。
（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作為一位研究員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機構的意見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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