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建设中的探索与建树
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建设中的探索与建树可以区划为两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他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建树与贡献；其二是他在现代中国哲学理论创建中的尝试与探索。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 冯友兰是在哲学与哲学史两个领域中都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冯友兰对现代中国哲学建设的探索始于他对哲学史的思考与研究。在冯友兰丰富的学术著述中，哲学史著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冯友兰曾先后写成过两部涉及西方哲学的哲学史著作，其一为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英文本，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 实际上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较早出现的一部中西哲学比较史。此书后又曾出版中文本，名为《人生哲学》。其二是他于1923年至1925年在中州大学任教期间，写成的一部讲义，名为《西洋哲学史》，后经蔡仲德整理，于2000年纳入《三松堂全集》出版。这部讲义，也应当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较早形成的有关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冯友兰除了刊发大量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之外，曾先 后出版过多部学术专著，这些著作分别是：《中国哲学小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补》、 《新原道》、《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等。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冯友兰并非最先写成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学者。冯友兰写成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以前，谢无量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其后，胡适出版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 上）。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之后， 钟泰还曾出版过一部中国哲学史。在这些中国哲学史著作中，谢无量、钟泰的《中国哲学史》都属于通史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这两部《中国哲学史》，或因方法的局限，或因史料选择的失当，都未能在学术界产生大的影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之后，曾经在中国学术界风靡一时，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产生过巨大影响。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并非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内容仅限于先秦哲学。因此，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 史的角度来看，还不能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上）的问世，即意味着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成型。中国哲学史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实际上 是以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问世为具体标志的。此后，冯友兰仍继续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直到晚年，他也不曾中断自己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他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即是在他辞世前才得以完成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冯友兰毕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著述繁富，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他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运用现代学术方法， 参照西方的哲学观念，系统地清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发展线索，诠释中国哲学的理论系统，论析中国哲学的特质与价值，写成了完整的并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具有现代学术特质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领域，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具体表征了中国学术文化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同时，在长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友兰十分注意探讨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旨趣、价值，不断思考哲学史史料的界定、选择以及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系统，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为中国哲学史学的建设与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在形成多种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冯友兰还深入地探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所应当涵括的基本内容，宏观地思考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 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史作为现代学术门类，其内容不应当仅限于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进行通史性的研究，或进行断代史研究与专题、思潮、个案方面的研究。换言之，冯友兰认为，一般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丰富与拓展，实无法满足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的整体需要，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在内容方面尚需不断拓展与完善。从现实的研究情况来看，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涉及史料、方法，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本身的历史发展。因此，有关中国哲学史史料方面的研究，与有关中国哲学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方法学方面的研究，也应当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基于这样的理解与观念，冯友兰在20世纪60年代，曾计划在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 的同时，写成《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与《中国哲学史学史》两部著作。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未能在其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仅完成一部初稿，《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写作计划则根本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就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这种构思与计划而言，我们仍可视其为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大贡献。
在长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友兰也善于不断地积累与更新其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他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写成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此书的写作方法与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完成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学史》多有不同。从方法的角度看， 这种不同的表现一是冯友兰更加强调在哲学史研究中区分“本来的历史”与“写的历史”。在冯友兰看来， “历史家所写的历史，是本来历史的一个摹本……本来历史是客观存在，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一切的学问都是人类主观对于客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因此，哲学史家在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符合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的同时，还必须意识到“写的历史也永 远要重写”。从而将“信史”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不断深化自己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二是明确地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作为中国哲学史 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肯定“历史中的逻辑的东 西，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的表现；这个表现是跟 历史的偶然性分不开的，它们的统一在于历史的必然性只能在偶然性的堆积中表现出来；一般必须在个别中表现出来。个别不存在，一般也不存在。没有历史中偶然性的东西，也就没有历史中的必然性的东西。主张通过对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具体考察，揭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中的普遍与一般。除此之 外，冯友兰晚年特别关注史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主体性意识，强调史家的独立思考。主张任何哲学史家对于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考察，都只能是“自己所见到的”，既“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一个哲学史工作者只有在独立思考中，才有可能完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殊任务”，即具体地描述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清晰地论释一个哲学家建构自己理论系统的思想过程，解析一个哲学家的理论使学习哲 学史的人所能得到的“受用”或者“教训，。冯友兰晚年关于哲学史研究的这些见解，极大地丰富自己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系统，表明他晚年不论是在具体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还是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建设方面，都达到了新的理论境界。
冯友兰在现代中国哲学理论创建方面的探索，则与其对于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建关系的理解有关，也与其对于现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对于哲学建设的现实要求的领悟与自觉联系在一起。在冯友兰看来，现代哲学理论的创建既决定于哲学家对哲学发展历史的了解与理解，也决定于哲学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直接观察与体会。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可以帮助哲学家了解历史上的人们对于某一哲学问题的思考与理解；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直接观察与体会，则有助于哲学家确立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的回答，从而在接续历史上哲学家们思考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哲学理论。因此，哲学史研究虽不能直接构建新的哲学理论，但是，哲学史研究完全可以成为哲学创造的准备与基础。就完整的现代哲学学科的建设而言，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的创建可说是一体两面，两者是统一的。冯友兰正是依据这些观念，在系统考察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新理学”系统， 在现代中国哲学创设的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就冯友兰在现代中国哲学建设中的具体贡献而言，首先在于他不断地深化自己对于哲学的理解，并使这种理解系统化，从理论的层面对哲学作出了自己的界定。冯友兰早年曾将哲学理解为“思想思想底思想”，晚年则认为“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不论是“思想思想底思想”，还是“认识的认识，，实际上都肯定哲学是人类对于自身精神生活的反思。冯友兰晚年曾经说过：“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将“反思”理解为哲学的基本特征，强调哲学的抽象性与纯理性是冯友兰哲学定义的一大特征。
冯友兰在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系统的过程中， 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的理论课题也具有深刻的领悟。 他将辨析事物的共殊关系理解为“真正的哲学问题”， 通过辨析事物的共殊关系，建构自己的“新理学”，并力图以自己的“新理学”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学术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哲学的理论根据与方法的指导。 冯友兰的这种理论活动与学术追求，符合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建设的要求大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与其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理论课题的理解相联系，冯友兰也十分注意对哲学方法的思考，通过这样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方法。在建构“新理学”的过程中，冯友兰曾经系统地考察中外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哲学方法，在严格区别中外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哲学方法的得失短长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新理学方法”。在冯友兰看 来，真正的哲学方法或说真正的形上学方法只能是 理性的方法，或说逻辑分析的方法。冯友兰并不否认 直觉的方法可以作为哲学的方法。但是，他只是将直 觉的方法理解为对理性的补充或说超越，这样的补充或说超越实际上仍然源于理性。冯友兰晚年曾说： “哲学的对象是极其广泛的，因此它所用的概念必然极其抽象，这就决定它的方法是理论思维。肯定并强调哲学活动的方法在“理论思维”的范围，这是冯友兰哲学方法的一大理论特色，这种特色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现代哲学建设与发展的主流与方向， 表明了冯友兰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建设的贡献。
总之，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创设过程之中，不论是在哲学史领域，还是在纯哲学的范围，冯友兰都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都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但是， 作为哲学史家，冯友兰从未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哲学史研究成果。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史家所写成的哲学史只能是对于哲学发展历史本身的“摹本”， 哲学史家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解释，只能是近似的， 不完全的，人们对哲学发展历史的解释，实际不可能完全还原哲学发展的历史；人们只能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工作，不断地接近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真实的了解。这样的认识与观念，构成了冯友兰一生坚持哲学史研究的思想动因，也是冯友兰一生中在哲学史研究领域中能够不断获取新的学术成就的重要原因。 作为哲学家，冯友兰肯定自己的“新理学”在理论上已经达到了“最后的顶点”。但是，冯友兰并没有停止其对于“新理学”系统的反思。正是这样的反思，使冯友兰晚年承认“新理学”在理论上存在缺失与局限， 认为“新理学”虽然接触到了事物的共殊关系这一现 代中国哲学主要的理论课题，但“新理学”并未从理论上完全解决这样的理论课题。对“新理学”价值的这种评断，使冯友兰晚年强烈地感觉到建设现代中国哲学仍然是中国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历史使命。这种感受重新激发起他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道家哲学的理论兴趣，也引发了他对于《周易》哲学的关注与期待，并表示要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继续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心力。
回溯冯友兰在现代中国哲学建设中的学术成就与学术贡献，了解冯友兰在现代中国哲学建设中之所以能够获取重要的学术成就，作出重要学术贡献的主客观条件，可以引发人们多方面的思考。其中尤以冯友兰的学术成就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结以及他自己对于这种联结的深刻理解值得关注。可以说，现代中国社会与学术文化的现代化要求为冯友兰提供了学术工作的思想动力与现实追求， 冯友兰则通过自己对现代中国社会与学术文化现代化要求的自觉与悟解，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成果，并以自己的学术成果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生命，作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具体的人生是短暂的，学术的生命则可以常存于历史，尽管这种常存也只是作为历史的 一个环节。今天，现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仍在继续之 中。作为后辈学人，我们只有正确地理解自己所生活 的时代对于学术文化建设的真实要求，并自觉地使自 己的学术工作服从于这样的要求，才有可能真正在学 术上有所建树，从而为现代中国哲学建设作出自己的 贡献。这些当是我们回溯冯友兰的哲学成就及其对于 现代中国哲学建设的贡献所应得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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